作者 | 何承波
编辑 | 李少威
1934年10月，于都河的水声比往常更响。
清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委杨成武爬上驻地旁的山坡。群峰连绵，薄雾在半山腰荡漾；脚下的于都河蜿蜒东去，“哗哗”地流，河两岸的矮草和庄稼沙沙作响，仿佛都在低声道别。他一夜没有睡好——部队接到了战略转移的命令，要离开苏区了。但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多久。
几天前，老家福建长汀张屋铺村的乡亲们推举了十几个代表，挑着猪肉、笋干、鸡蛋和一双双新绱的布鞋，跋山涉水来劳军，他的父亲竟也在人群中。《杨成武回忆录》记载着他与父亲重逢的时刻：6年未见的父亲，摸着他的头，眼泪不住滚落，哭着说：“能俊（杨成武的乳名），你走，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
1914年农历九月初九，杨成武生于闽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杨殿华种了一辈子田，没有上过学。杨成武6岁上私塾，读《论语》《孟子》，背得很用功。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后，杨成武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在老师张赤男住处那一闪一闪的油灯下，革命的火焰在他心里点燃了。1929年1月，老师对他说：“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于是，杨成武一去6年，其间母亲早就“哭干了眼泪”。一位同村老乡在闽西碰见他，把消息带回了长汀老家，这才有了长征前那一次父子重逢。此时的他，已是一个团的政治委员。
杨成武
乡亲们住了3天。分开时，杨成武和战友们掏空了口袋，凑了几块钱，当作乡亲们的盘缠，堂嫂嘱咐他：“胜利了，就回来。”但没人说得清，这场即将开启的长征，意味着什么。
1934年10月16日的黄昏，四团从于都河边出发。团长耿飚正打着摆子，硬撑着颤颤巍巍的身体跟上了队伍。
长征的第一步，就这样带着眼泪、嘱托与希望迈了出去。长征是一支军队的远征，但在于都河边，它更像一片土地送别自己的孩子。此后一年多的征途上，杨成武和所在的四团，与长征几乎每一个险要的地名连在一起。多数时候，它都要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这是一把从不卷刃的尖刀。
尖 刀
最初，这是一场“大搬家”。
江西赣州于都河，被认为是红军长征的起点。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在江西省于都县集结，于夜间从于都河的10个主要渡口秘密渡河，迈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列举了行军随身携带物品：织布机、铅印机、银元、大米、食盐，以及文件柜等，连“病号的尿盆”也带上了。
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夹在中间，排成长龙，沿着野战部队开辟的一条甬道往前挪，领导机关、妇女、伤病员、后勤人员和挑夫们都在队伍中。前方是敌人的重重封锁、无尽炮火，以及无数天堑与险阻。野战部队有的在最前方扫清障碍，有的护卫左右两翼，有的殿后打阻击。前锋部队最早与敌人接战，打最狠的仗，像一把尖刀一样去撕开口子，四团就是这把尖刀。
一个多月后，中央红军迎来了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战——湘江之战。
中国画《血战湘江》黄其华、郝孝飞、朱国栋、周颢、彭震中 作
蒋介石调集五路大军近30万人，要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退路已被国民党军封死了。
尖刀出鞘，四团必须抢在桂军之前拿下界首，替全军打开渡江的口子。他们涉过湘江，踏上湘桂公路，伏下身子，等桂军走进来，一阵猛打，控制了界首。杨成武说，他们比桂军早到了一个小时。
可南边刚打开，北边出了事。急令送到，杨成武看完，低声对耿飚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全州已被湘军抢先占领，来不及吃晚饭，他们边啃干粮边沿公路往回跑，去堵渡江通道的北口——脚山铺。一夜之间，四团先后站在了这条通道的两头。
脚山铺紧靠着公路，是湘军南下扑向红军的咽喉要地，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湘军黑压压地压上来，“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
《血战湘江》剧照
四团摆开阵地硬扛，用人命去换时间。敌机轰炸、炮击过后，湘军开始往山上冲。压着不开枪的短暂时间里，是巨大的沉默。“出击前力量的积聚”“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整整一天。
杨成武在伤员中认出了“小老表”，对方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他的手，递来一颗子弹，说了声“打！”便没再醒来。杨成武对“小老表”印象颇为深刻，他是四团一个江西籍小战士，脸蛋“胖鼓鼓”的，招人喜欢。奔袭道州的路上，他抬起左脚，“像一个得了满分的学生”那样，给政委数脚底的5个血泡，说：“上了药，我还要走在前面。”
但这个鲜活而顽强的生命，就这样凋落在了自己眼前。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他很少流眼泪，可是，那一刻，“泪水禁不住悄然而下”。
次日，湘军不计代价地猛攻。五团的尖峰岭先失守，政委易荡平负了重伤，不愿被俘，开枪自尽，年仅26岁。四团三面被围，只能改打运动防御，一边打一边往后撤。团长耿飚大喊了一声：“拿我的马刀来！”然后冲进敌群，拼起了刺刀。打退敌人后，他蹲在地上，被血腥气呛得呕吐不止。
《血战湘江》剧照
杨成武横穿公路去调二营的火力，刚到路中央，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小腿。敌人喊着“抓活的！”扑过来，来救他的战士一个倒下，一个负伤。他躺在路上挥手阻止同志们的救援。
最后是二营副营长黄霖（亦作黄古文）冒着弹雨爬上公路，把他拖了出去，然后转身抱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得拿命来换，换来的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成功渡过湘江。然而，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担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被截断在江东，几乎全部战死，“湘江拐弯处的江湾里，漂下来的红军遗体浮满了江面”。
那30公里，四团先是用双脚跑通，又用血肉守住，尖刀在这里成了盾牌。
新局面
担架在山路上颠簸，血一直没有止住。杨成武闭着眼睛，心里像压了一块铅。
“我们何曾打过这样被动的恶仗。”他心里窝火。4道封锁线，两个多月的时间，步步被动，步步吃紧，“什么时候才能打开一个新局面？”
接下来的十多天，他在担架上度过。8个担架员轮流抬他，“我就像睡在摇篮里”。几年来一仗接一仗，这是他第一次有整块的时间想问题。他想起毛泽东指挥的那些痛快仗，反复问自己：“这些仗，为什么不照毛主席的办法打？”他在担架上自言自语：“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一个团政委在担架上想的事，也很快成了整支红军需要面对的困局。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县，一户农家正房里在娶亲，决定红军命运的几个人挤在偏房里开会。毛泽东说，北上湘西的路敌人早已堵死，应该向西进入贵州。6日后，贵州黎平县，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去湘西，到遵义去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王树增《长征》一书记载，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俄文译本送给李德。坚持北上湘西的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一向稳重的周恩来一掌拍在桌上，马灯被震落在地。
《伟大的长征》剧照
枪伤刚收口，杨成武就拄着拐回到四团。耿飚硬要把自己的骡子让给他，说：“它老实，从不失蹄。”两人并肩走着，杨成武说起担架上想的事，耿飚点点头：“你想的那些，团里的干部、战士，也都在议论纷纷。”
渡湘江，是为了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条路蒋介石早就算到了，4道封锁线、近30万人沿线张网等着。因此，杨成武在担架上才会说：“人家把口袋张好了，把防线筑成了，我们去钻，去突。”
1934年12月31日到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上，博古和李德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去湘西，遭到否决。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另一边，12月31日夜里，四团接到命令：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乌江的渡口拿下来。耿飚撤下年饭，看地图看到了天亮。乌江同样凶险，两岸悬崖陡峭，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团里要挑18个会水的人，三连连长毛振华毛遂自荐，杨成武不知道他水性怎么样，毛振华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大乌江镇拍摄的中央红军突破乌江的回龙场渡口及周边的群山 / 新华社发（罗星汉摄）
白天试渡，毛振华带8名战士赤膊下水，头顶手榴弹，拉着缆绳游向对岸。缆绳被炮弹打断，几个人被急流卷了回来，一人牺牲。夜里偷渡，赶着扎出双层竹筏。毛振华带5名勇士乘第一筏先行。但只有毛振华一筏6人上了岸，其余竹筏都被急流冲回。次日强渡时，他们从崖下出击配合。最终，四团抢在敌人合围之前打开了渡口，换来的是整个中央红军进入黔北、攻占遵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开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核心领导位置。对四团来说，这次会议远在视野之外；可杨成武在担架上盼的那个“新局面”，就此展开了。
杨成武却不得不送走了耿飚。这位和他“像亲兄弟一样，天天在一起”的团长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卢子美短暂担任新团长后，继任者为江西弋阳人黄开湘，个头不高，身形单瘦，但有老大哥的做派。“一见之下，便觉得他沉毅、忠厚”。老大哥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一支“六轮子”手枪，再忙也要亲手擦一擦。
飞夺泸定桥
大渡河是一个让人心悸的名字。
太平天国最能征善战的翼王石达开，率4万人马覆灭于此。如今蒋介石师法当时骆秉章的部署，沿河陈兵如铁桶，扬言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一团十七勇士已从安顺场胜利过了河，打开了第一条通路。但船少，水流又急，刘伯承测算，中央红军走安顺场，全部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泸定桥成了唯一的机会。拿下它，红军就能北上；拿不下，中央红军就真的会成为“石达开第二”。中央红军的命运，再次押注于四团：他们必须火速拿下泸定桥。
黄开湘和杨成武带着各连干部到河边看地形，“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满河满谷都是银色的浪花……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溅起丈余高的水柱。两岸被水削成“两壁高墙”，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巨阻。
油画《飞夺泸定桥》刘国枢 作
5月27日清晨，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奔袭。全程320里，军委原命令3天赶到，一天要行军百余里，全靠双脚走路。而所谓路，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左边是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以上堆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右边数丈深的峡谷里，大渡河闪着寒光，吐着白浪。
第一天，部队在行进中打垮沿途阻击的敌人，翻山、架桥，走到夜半，赶了80里。第二天天未明，一匹大黑马旋风一样从后面追来，军团部通信员递来一份命令：要他们次日夺取泸定桥。
杨成武摊开地图。此处距泸定桥还有240里，两天的路程，要一天走完。队伍加快了步伐，口号喊得更响亮。过猛虎岗，浓雾弥天，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山顶隘口守着一个营，部队一律不放枪，借大雾摸上去，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傍晚7点，暴雨倾盆，天黑得像倒扣的锅底，部队一天没吃上饭。一查地图，还有110里。正在发愁，对岸忽然出现几点火光，转眼间连成一串火炬——敌人点着火把在赶路增援。黄开湘和杨成武商量对策，事到万难须放胆，他们用刚消灭的敌人的番号作伪装，也点起了火把。司号员预先熟悉敌人的联络号音，四川籍战士和俘虏随时准备答话。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河并行，把河水映得通红。对岸吹号发问：“啥子部队？”司号员按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深信不疑，糊里糊涂与红军并行了30里。
《勇士连》剧照
29日早晨6点多钟，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他们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泸定桥，只有13根高悬十丈的铁索，没有桥墩，桥板已被拆光。对岸守敌川军第三十八团对着红军狂妄地大喊：“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战士们气得牙齿格格作响，高声回答：“老子不要你的枪，要你们的桥！”
四团干部聚在一座天主教堂开会，对岸一排迫击炮弹打过来，落在教堂屋顶，炸开一个大窟窿，干部们“一个也没动”。杨成武站起来说：“敌人又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打过桥去，刻不容缓！”
下午4时，总攻开始。全团数十名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所有武器一起开火，喊杀声如惊涛裂岸。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率领下，扶着桥栏、踩着摇晃的铁索强渡，敌人的枪林弹雨对着他们猛扫过去。
突击队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城门口突然燃起熊熊大火——敌人把抽下来的桥板浇上煤油，要用火封住桥头。杨成武站起来，振臂高呼：“冲呀！冲过去！莫怕火！敌人垮了！”
《勇士连》剧照
廖大珠第一个冲进火里，帽子着了，衣服也着了，还在往前扑。第二个冲进去的，是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黄开湘带二梯队潮水般涌上桥头。巷战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当大渡河水倒映着初升的明月时，泸定城已被四团完全占领。
深夜，刘伯承、聂荣臻踏着浓霜进城，饭都没吃，先要去看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他们从桥东走到桥西，又折回桥中央。刘伯承忽然停住，扶住铁索，接过马灯，俯视奔腾的急流，用脚在桥板上重重地连跺三脚，反复念着：“我们胜利了！”又说：“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
泸定桥的胜利，让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永不卷刃
经过6天6夜，先头团四团于1935年8月26日下午走出草地。第一次踏上干燥平坦的路，杨成武觉得两腿都轻快起来。
8月底，大部队陆续走出草地。9月中旬，四团接到命令：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拿不下来，红军就只能掉头再回草地。
腊子口两边的山，“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山口只有30来米宽，腊子河从沟底穿过，河上一座木桥是唯一的路。桥头碉堡里的机枪封住了桥前一小片空地，正面打了几次都上不去。黄开湘和杨成武看出了敌人的破绽：碉堡没有顶盖，两边的绝壁上没有设防——悬崖有七八十米高，“连猴子也难爬上去”。
毛振华带着一连先爬到四面悬崖的山顶，摸黑找路。乌江边上，第一个摸上敌岸的，是他。如今带着一连摸黑攀上绝壁、找到出击道路的，还是他。
人们在甘肃腊子口战役旧址参观 / 新华社记者韩旭 摄
腊子口一破，甘南的大门就打开了。在哈达铺，红军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长征，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
但毛振华没能走到陕北。在陇东的河连湾，民团躲在土围子里打冷枪，毛振华倒在一间土屋门口。牺牲前两天，他和杨成武并排走着，还念叨着一件小事：南昌起义时，贺龙有一把心爱的金调羹交给他保管，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失利时被他弄丢了。“见了面我怎么交代呢？”
1935年10月，队伍进了陕北吴起镇。杨成武记得，那时的天空蓝盈盈的。但黄杨二人很快就病倒了。黄开湘病得很重，被送进医院。杨成武撑着到门口送他：“开湘同志话不多，他那深沉的感情，全从目光里流露出来了。”但杨成武万万没有想到，两人自四渡赤水以来朝夕与共，性命相依，这一别，竟成永诀。
消息传来时，杨成武还烧得昏昏沉沉。他掀开被子要备马，军医劝他：外面下着大雪。他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去看开湘同志最后一眼。赶到时，人已经下葬了。一座新坟盖着雪，“枕着高山，面对洛河”。卫生部长姜齐贤告诉他，黄开湘连日高烧到40度，昏迷中抓起了藏在枕头底下的那支心爱的“六轮子”，英雄长逝。
《勇士连》剧照
1935年底，杨成武离开了四团，那支枪，他留给了四团，还特意叮嘱战士们：要他们珍惜这支枪，让它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两人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县时曾缴获过一对怀表，他们一路上对过无数次，杨成武后来将黄开湘那一块送给了左权，左权带着它在太行山打了多年仗，“最后带着它为中华民族血染疆场”。
洛河边上，黄开湘的墓，最初只有一块小小的木牌子算作墓碑。杨成武说：“没有竖起当之无愧的巍巍丰碑，但这又有什么要紧，你的光荣业绩将记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他，以及众多四团战士，始终象征一种尖刀精神，永远被中国人民纪念。
奔袭泸定桥那天，战士们说：“咱们四团一直是红军的尖刀，这把刀什么时候都不能卷了刃。”可是，再怎么钢硬的刀，都有卷刃的一天。之所以一直不卷刃，是因为刃口一直都被新的力量磨砺，一轮又一轮的战士牺牲，一轮又一轮的战士加入并继承前人的精神。
长征胜利90年了，那把尖刀，依然不卷刃。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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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吴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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