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是今年特别期待和愉快的体验。
正式采访开始之前，埃利斯先向我们提了一个小请求。
他有一对正在耶鲁读书的双胞胎孙子，今年夏天刚刚到北京学中文。听说《长线制胜》（Capital）出了新的中文版，他问我们，能不能寄两本给他。
“我想送给他们。”
访谈结束时，他又惦记起这件事，说等两个孙子读完，他要问问他们喜不喜欢这个翻译。
[美]查尔斯·埃利斯著｜范恩洁译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出版社：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这是一次从“中国文化”开始，也最终又回到中国的对话。
年近90岁的埃利斯，依然思路清晰，记忆惊人。很多几十年前亲历的细节，讲起来绘声绘色，很有代入感。
他在投资行业已经工作超过60年。
1972年创办格林威治联合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并担任管理合伙人30年，长期为全球最重要的一批金融机构提供战略咨询；他曾担任耶鲁大学投资委员会主席，与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长期共事，也担任过先锋领航集团董事，并在哈佛商学院和耶鲁管理学院教授投资课程。
几十年下来，他几乎像一个美国优秀投资管理人和优秀投资机构的“收集器”：资本集团、高盛、先锋领航、耶鲁捐赠基金，以及一代又一代最出色的专业投资人，都持续在他的观察半径。
1975年，他发表后来影响深远的《输家的游戏》（后来，这篇文章发展成了投资经典《赢得输家的游戏》）一文，提出一个在当时颇具挑战性的判断：随着越来越多聪明、训练有素的专业投资者进入市场，持续战胜市场反而越来越难。投资正在从一场靠“打出好球”获胜的赢家游戏，变成一场靠“少犯错误”取胜的输家游戏。
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优秀投资人，尤其是橡树资本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他反复引用《输家的游戏》，并称这是“对我作为投资者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文章之一。
半个世纪过去，埃利斯对这件事的判断比过去还要进一步。
今天的投资人比20年前、40年前、60年前更优秀，拥有互联网、彭博终端、人工智能以及近乎瞬时传播的信息，他说，现代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已经强到了一个程度，“你想比它做得更好，已经非常困难。”
有意思的是，这个坚定倡导指数化的人，花了很多年研究世界上最成功的主动管理机构。
我们确实很好奇，如果杰出的主动投资确实如此稀少，那么，极少数长期做得很好的机构，究竟做对了什么？
截至2026年6月底，已经有95年历史的资本集团管理规模超过3.6万亿美元，仍然是一家私人持有的公司。它有超过360位基金经理和研究分析师，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年限达到21年。
但埃利斯说，“这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考试”，最重要的问题永远是：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做得好？
我们从资本集团著名的“多基金经理制”问起。
过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分散基金经理风险、不依赖某一个明星，但埃利斯说，这并不是它最重要的目的。
“最重要的，仍然是让一个人能够把精力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一批公司上，真正成为这些公司的专家，真正理解这些企业在做什么、又是怎么变化的。”
它首先解决的是投资本身的问题，然后才慢慢长成一种组织制度。
我们一路谈到招聘、长期考核、员工持股、组织结构，也谈到为什么资本集团在一个优秀投资经理最差的时候，反而更需要谨慎判断。
埃利斯说，一个优秀投资人经历几年的糟糕表现，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投资能力。就像一个伟大的画家，也会有一段时间画不出伟大的作品。
这里面真正考验的，是组织有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也有没有足够的判断力。
这场对话后来又从资本集团走到了大卫·斯文森。
很多人学习“耶鲁模式”，最后学到的是多配私募、增加非流动性资产。
但埃利斯眼里的斯文森，仗剑天涯的可不是一张资产配置表。
对投资时间超长维度的思考，对年轻基金经理的挖掘和陪跑，以及极富创新的创造力等等，都是在“资产配置大师”标签背后被低估的超能力。
所有讨论的问题，在这位企业家、管理咨询专家、财经作家的视角中，都会回到“人和组织”的解题中来。
埃利斯一边很肯定地说，今天绝大多数投资者应该选择指数化；另一边又坦率承认，优秀的主动选手依然会有，而资本集团这样的机构确实能够长期创造不同于市场的结果。
这两件事情，在他那里并不矛盾。
“投资世界的复杂程度非常高，而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获得洞见、真正理解问题，最终仍然取决于个人。其中有两样东西尤其重要：创造力和纪律。”
同时，稀缺的也不是“有人可以战胜市场”这件事，而是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判断他真的足够优秀；又能不能建立一个组织，让这种优秀延续下去。
或许，这也是我们读了这么多年《长线制胜》，到今天依然觉得它没有过时的原因。
And 感叹一句，埃利斯自身也是活出来“长期制胜”的范本，不单单是89岁如此思路清晰，包括他的投资配置（竟然全都是股票），他的学习力和好奇心（还在笔耕不辍地写书）……都很让人心生向往。
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将这次珍贵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出来分享之。
最初形成的文化，会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指引
聪明投资者 第一个问题想从文化谈起。您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里，一开篇谈的就是文化，这对我们触动很大。您说，一个组织如果希望长久地延续下去，深厚而成熟的文化是最重要的根基之一。
我们很好奇，这个判断，是您研究了几十年优秀机构之后逐渐形成的，还是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比如20世纪50年代您在耶鲁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时，就已经有所体会？
埃利斯 这个认识其实很早就有了。
只要你认真研究历史，就很难不意识到文化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以及一个文明的力量。
时间拉长以后，你会看到，那些最核心的价值观有多么非凡、多么持久，又有多么重要。正是这些东西，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让他们跨越时间、跨越地域，甚至跨越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之中。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会让你真正理解，文化和价值观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如果你想理解一个具体的人，或者理解历史上的某一个具体时期，仅仅看这个人、看那个时期本身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去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以及他所生活的整个环境。
因为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
大多数时候，这种力量会把人带向好的方向，但并不总是如此。所以你也必须意识到，你研究的有些文化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结果。
但真正优秀的文化，往往都有非常漫长的发展历史。很多人曾经参与其中，认同它、理解它，并且按照这种文化所倡导的方式生活。
以中国文化为例，如果你不把时间往回推至少几千年，就很难真正理解，它为什么最终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种如此独特、如此非凡的文化。
聪明投资者 《长线制胜》这本书出版于2004年。如果今天请您重新为它写一篇后记，过去20多年里，资本集团发生的哪些变化最让您意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您低估了的？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今天资本集团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约3万亿美元。您觉得，它到今天算是“通过了考试”吗？如果现在写后记您会写什么？
埃利斯 这就像过去那套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科举制度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场“最终考试”，它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考试。
你永远不会走到某个时点，然后说：“好了，你成功了。”或者：“好了，你失败了。”
真正的问题始终是，接下来，你还能不能继续做得好？
一个人是这样，一段婚姻是这样，一个小型社区是这样，一家公司是这样，一个大型组织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甚至整个世界也是这样。
所以，这始终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变、不断适应的过程。
与此同时，你还要努力忠于那些自己真正珍视的价值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谈到的“文化”如此重要。最初形成的文化，会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指引，带着你继续往前走。
过去20多年，金融世界发生的变化非常惊人。金融全球化推进的程度，也远远超出了过去很多人的想象。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人——我真的认为没有人预料到人工智能会出现，更没有人预料到它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力量。
我们将如何应对它，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同时也非常艰难的挑战。
但世界一直在变化，而且还会继续变化。
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极富创造力，总在发明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观察别人最好的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吸收过来，再根据自己的具体环境进行调整，真正用到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变化。
而且我想，当年恐怕没有谁能够预料到，这些变化最终会如此巨大，又如此有意思。
聪明投资者 所以，如果今天让您为这本书写一篇后记，大概这就是您会写进去的东西？
埃利斯 是的。
多基金经理制最重要的是让人聚焦于自己的长处
聪明投资者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优秀的投资能不能变成一种组织能力？这可能是资本集团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从1958年前后开始，资本集团逐步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多元投资经理制度：大家共享研究，但每一位投资经理独立做投资决策。
这套制度最初真正想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为了分散判断风险？还是为了确保一个组织永远不会过度依赖某一位明星基金经理？
埃利斯 这两点确实都是它带来的好处，但我认为，它们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假设你管理一个投资组合，里面有40家、50家，甚至60家不同的公司。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企业了。
每一家企业，你都要理解它所处的竞争环境；你还要理解投资者怎么看它、市场怎么看它。
而且这些企业可能分布在世界各地，身处完全不同的文化、国家和经济环境之中。
随着世界越来越复杂，你需要研究、理解并作出判断的公司越来越多，这件事会变得极其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假设一个组合为了充分分散风险，需要投资60家公司。
那我们把它分成4份。你负责15家，我负责15家，另外两个人各负责15家。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时间，真正成为自己所研究那15家公司的专家。
与此同时，把4个人的组合加在一起，整个基金仍然拥有非常充分的分散化。
真正重要的，是你能够同时得到这两样东西：一方面，在每一个具体投资决策上，都拥有高度的专注、集中和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整个投资组合依然能够实现广泛的分散。
正是因为想同时做到这两点，才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整个组合分成几块，让每个人真正成为自己那一部分投资的专家呢？
也许这样，最终的结果会更好。
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投资结果变得更好，也更加稳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犯的错误变少了；当然，有些时候，也是因为投资经理能够做出更有创造力的决定。
聪明投资者 所以最核心的还是投资结果，而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制度层面的好处？
埃利斯 那些好处当然也有价值。
只不过，相比最核心的那一点，它们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仍然是让一个人能够把精力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一批公司上，真正成为这些公司的专家，真正理解这些企业在做什么、又是怎么变化的。
聪明投资者 在您看来，优秀的投资，到底还是依赖极少数非凡的个人？还是说，一个优秀的组织真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出这样的人？
埃利斯 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是。
首先，在今天这样的竞争环境里，你必须拥有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人。
因为进入投资行业的杰出人才越来越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整个行业的标准往上推。
所以，今天从事投资的人才水平，比20年前高得多，比40年前高得多，更不用说60年前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巨大的变化，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彻底改变了。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点；人工智能虽然还处在早期阶段，也已经开始改变这一点；彭博终端以及其他各种数据工具，也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把海量数据集中起来，再迅速分发给每一个投资者。
所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整个投资流程所面对的质量标准都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对人的判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创造力和纪律
聪明投资者 您在书里写过，一个错误的招聘决定，是组织的失败，而不是这个人的失败。您还说过，招聘就像结婚，如果最后走到“离婚”那一步，那是我们的错。为什么这么说？
埃利斯 归根结底，即便到了今天，我们拥有这么多技术、这么丰富的信息流和这么强大的计算机分析能力，最优秀的人和“几乎同样优秀”的人之间，最后那一点差别，依然是由人决定的。
有时是你在每天具体投资决策中的创造力；有时是你站在一年左右的组合周期里思考问题的创造力；有时则是更长期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你对一家公司、一个经济体、政治环境，乃至整个全球环境的理解。
投资世界的复杂程度非常高，而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获得洞见、真正理解问题，最终仍然取决于个人。
其中有两样东西尤其重要：创造力和纪律。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一个人既要有创造力又要有纪律，尤其是在今天的投资管理行业，这两种能力都至关重要。
投资这件事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难，是因为参与竞争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拥有越来越先进的工具、越来越丰富的信息，而大家都在竞争同一件事情：价格发现。
任何市场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目的，其实就是价格发现。面包市场是这样，家具市场也是这样，任何市场都是这样。
而在证券市场，价格发现已变得极其专业、极其有效。
所以，如果你还希望创造额外价值，希望真正拥有竞争力，你就必须掌握海量信息，知道怎样组织这些信息，还要知道在掌握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怎样作出恰当的判断。
这是一份非常、非常难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你尤其需要两种能力：
第一，还是我刚才说的纪律。你必须始终保持严格的分析，坚持用正确的方式做事情。
第二，是创造力。你要能够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或者比别人更早想到；又或者别人也想到了，但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深、更广。
创造力和纪律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本身就是非常大的挑战。
而对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组织来说，要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当然就更难了。
聪明投资者 那在招聘面试里，哪一样更难判断？是一个人到底有多聪明、多出色，还是他能不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一直和其他优秀的人很好地合作？
埃利斯 两样都非常难判断，所以两样都必须给予最高程度的重视。
资本集团长期以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就是面试次数非常多。
很多机构招聘一个人，也许安排5次面试，最多10次。资本集团通常会安排大约30次。
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多一个人、多一个视角，就有可能多发现一点东西。
无论是候选人进一步了解资本集团，还是资本集团进一步了解这个人，或者双方都对彼此有更多了解，这些不同角度都很有价值。
你真正想弄清楚的是：这个人进入资本集团以后，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里非常契合？他会不会真的因为成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而感到兴奋？他的加入，会不会让这种文化变得更强？他是不是我们希望未来很多年、很多很多年，一直留在这里一起工作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人真的有创造力吗？他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吗？他能不能提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观点？
而且，他有没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的想法独立追下去，最后按照自己的判断标准去验证这个想法到底成立，还是不成立？
同时，还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纪律。
因为真正做投资分析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一个人在工作。你要自己想清楚，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
别人给了你一个答案以后，正确理解这个答案的方式是什么？怎样把这个答案放到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中去理解？又怎样把行业之外那些最终可能影响一家企业未来的因素一起纳入判断？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组合起来。
说到底，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对能力：纪律和创造力。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需要很长时间、很多次面试，也需要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
所以资本集团在“判断一个人”这件事上，会投入非常大的精力。
而这种投入，也带来了资本集团一个非常好的特点：一个人一旦加入这里，往往会待非常长的时间。
真正优秀的投资，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现象
聪明投资者 资本集团很早就拒绝用单一年度的排名去判断一名投资经理。投资经理的薪酬，也会更多地和几年时间里的投资表现挂钩。您觉得，这套制度真正想改变的是人的什么行为？
因为在中国，一个比较遗憾的现实是，年度排名到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埃利斯 真正优秀的投资，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现象。
在美国，我们很喜欢拿沃伦·巴菲特来举例。
有些公司，他买了以后持有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的长期投资记录非常优秀。
而这个记录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思考的从来不是下一周会发生什么，也不是下个月或者明年会发生什么。
他想的是未来10年、20年会发生什么？这家公司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些非常不同、非常强大的事情，最终被市场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为投资者，你就可能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这种思考方式，和很多人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
很多人想的是今天，想的是明年，甚至连一年都不到——他们想知道接下来一小段时间里，价格会怎么变化。
说实话，那叫价格投机。那不是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的时间跨度要长得多。
有人会打一个比方：和一个有意思的人约一次会是一回事，决定跟这个人结婚，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第一次去一座城市旅行、看看它是什么样，是一回事；对自己说“我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又是另外一回事。
国家也是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旅行，喜欢去看看其他国家，也愿意通过接触不同的国家去了解一些新的东西。
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住在每一个你去过的国家？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长期投资和价格投机也是一样。
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维度上，它们都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聪明投资者 您刚才提到了巴菲特，但巴菲特毕竟是一个人。而我们刚才一直在谈的是“投资组织”。所以对一个组织来说，真正用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评价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埃利斯 一家投资机构，在理想情况下，从一开始就应该被设计成：它今天所做的决定，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
不会有人创办一家投资公司，然后说：“我希望它活两年，然后消失。”
也不会有人说：“我想办一家投资机构，干10年以后就没了。”
你建立一家投资机构，当然希望它能够存在很久、很久、很久。至少50年，也许100年，甚至200年。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建立一种文化，又怎样让这种文化能够延续下去，让整个组织始终既有纪律，又有创造力；既有创造力，又有纪律？
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让一家投资机构获得更好的长期结果。
聪明投资者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了投资机构的文化和使命。
埃利斯 对。
资本集团的“员工持股”是很有差异化的设计
聪明投资者 您觉得，员工持股对于资本集团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到底有多重要？
它仅仅是一种经济激励，还是其实也是一种治理机制——让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士都把自己看作这个组织的托管者？
埃利斯 首先，你一说“员工”，其实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他们不是所有者，只是被雇来工作的人。
所以，也许不要叫“员工”，叫“专业人士”会更准确一些。
聪明投资者 好。
埃利斯 资本集团作为一个组织，希望吸引最优秀、愿意长期留下来的专业人士。
然后，它要让这些人愿意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工作。
他们可以确信，自己不会因为短期表现不好就很快被判断；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长期来看，身边的同事和同行一定会认真评价自己。
所以，他们的薪酬有一部分取决于过去1年、2年、3年、5年的表现。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你究竟为整个组织变得更好做了多少贡献。
比如，你有没有提出新的想法？有没有把这些想法发展到足够深入，以至于其他人真的觉得它们很重要？
再下一层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名合作者，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最好的想法分享出来？你有没有帮助其他人，把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和纪律发挥得更好？
当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以后，大家自然会看出来：这个人，是资本集团希望长期留下的人；而这个人自己，也愿意长期留在资本集团。
到了这个阶段，你才会逐渐成为公司的股东。而决定谁能够成为股东的人，本身也都是组织内部的专业人士。
他们资历更深，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而且非常在意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完全确信，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绝不会赞成把资本集团卖掉？
你是否始终相信，资本集团应该由那些真正让这个组织取得成功的人持有——而且，这种“成功”要由你的同事和同行来判断？
每一个人在资本集团每年都会接受评价，这些评价会一年一年积累下来。
最终，它们会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开始成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
再往后，有一天，你自己也可能被选中，成为决定“谁可以成为股东”的那群人之一。
到了那个阶段，你一定已经长期为组织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在公司内部受到非常广泛的尊重和认可，同时大家也非常清楚：你坚定地希望资本集团永远保持私人持有，而不是被出售。
随着你获得越来越多持有资本集团股份的机会，你会按照一个事先明确、对买入者很有吸引力的价格买进股份。
与此同时，你也必须同意：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资本集团，就要按照同样一套公式计算出来的价格，把股份卖回给公司。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这样，下一代年轻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同样有机会以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买进股份。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套设计得非常漂亮的机制，它真正解决的是这家机构究竟应该由谁来拥有。
优秀基金经理也有低谷时，组织要有耐心和判断力
聪明投资者 科技泡沫破裂之后，资本集团一度经历了投资业绩低迷和客户资金流出。但即便在那个阶段，公司仍然继续招聘分析师；而对于一位叫比尔·牛顿的基金经理，在他职业生涯最困难的时候，公司也继续给了他支持。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一家机构在一个人最低谷的时候怎样对待他，为什么如此重要？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管理层究竟怎样判断：一个好投资人只是在经历正常的低谷，还是他真的已经迷失了方向？
埃利斯 如果一个人真的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通常会是他自己。
举个自己的例子。我过去很喜欢跑步。以前我可以跑10英里，而且单纯因为自己还能跑这么远，就会觉得特别高兴。
但现在，我越来越接近90岁了，已经完全不跑了。
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我只是很自然地越跑越少，然后有一天就不再跑了。
投资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自己已经不具备成为一个优秀投资人的能力了，他自己也不会希望继续占着资本集团的一个位置。
他会希望很安静地离开，而他的同事也会希望他离开。
但问题是，一个人真的彻底失去清晰思考的能力，失去从历史、经验、知识和理解中作出优秀判断的能力，其实非常少见。
更常见的是，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里犯的错误比平时多一些，或者错过了几次原本很好的机会。
他自己会很失望。身边的人也可能会说：“你过去这一两年确实挺难的。”
但这些人绝大多数时候，依然非常聪明，依然会认真思考，掌握的信息依然非常充分，工作仍然很有纪律，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也依然保持着非常严格的标准。
通常，他们最后都会重新回到原来的水平。有时候，甚至会比以前做得更好。
所以，一个人完全可能经历一段表现不好的时期。只是那段时间里，你碰巧没有产生那么多有创造力的想法，也没有出现那么多特别出色的洞见。
这种事情，谁都会遇到。
我大学的时候学过艺术史。
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都经历过一些时期，那时他们并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但几乎总是如此——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重新开始画出伟大的作品。
资本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圆”的
聪明投资者 接下来这个问题也和资本集团有关。您在书里写过，资本集团一直不太看重头衔和等级制度。但今天，它也已经有了正式的CEO、CIO等职位。
所以，您觉得，一家主要依靠文化和信任运行的机构，到什么时候才应该开始建立这样一套更正式、或者说更常规的组织架构？以及，怎样避免一套组织架构最后慢慢固化成官僚体系？
埃利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资本集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明”了很多很多头衔。
很多人都可以是某个部门的总裁，或者某个委员会的主席，各自负责一块小的、中等的，甚至很大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他们几乎把“头衔”这件事做成了一个玩笑。
因为他们知道，外部世界总想知道：谁是什么头衔？
但在资本集团内部，没有人真的在乎这些。
我觉得这其中还挺有幽默感的，我自己一直很喜欢。
意思差不多就是，“好吧，你们外面的人非得找一个总裁，对吧？那我们给你一个。”“你想要5个总裁？10个总裁？没问题。你想要多少个？”
于是组织里，这个部门有一个总裁，那个业务又有一个总裁。
但在资本集团内部，我觉得真的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头衔。
事实上，如果你拿出50个头衔，然后让大家把它们和具体的人一一对应起来，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我做不到。也许能猜对一半，剩下的我根本记不住。”
因为我们从来不关心这些，也不会讨论这些。
它不重要。
资本集团是一个扁平的组织，而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
而且我会说，它既是“扁平的”，也是“圆的”。
所谓“扁平”，是说在投资决策上，并不存在谁天然高于谁。每一个人都被认为是有能力独立作出判断的人。
所谓“圆”，则是因为组织里有很多人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作出各种各样的决定，而这些决定通常又是在团队合作中完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集团更像一个合伙关系。大家共同作出决定，共同努力。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层级组织。
所以，在这里不会有一个人被正式宣布成“老板”，或者说，他就是整个组织、某一部分组织的最高领导。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有点拿这些头衔开玩笑：“好吧，那大家都当负责人。”“大家都可以当主席。”“大家都可以当总裁。”“你要是愿意同时当两三个部门的总裁，那更好，我很乐意满足你。”
聪明投资者 所以，这其实已经变成了资本集团非常独特的文化的一部分？
埃利斯 对。
聪明投资者 这也是他们应对等级制度和官僚化的一种方式？
埃利斯 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作出知识判断的合伙群体。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是一群长期共事的同事。
他们并不关心谁向谁汇报。他们关心的是，每一项不同的工作，究竟谁能把它做得最好？
而其中大多数重要工作，最终都是投资决策。
如果你去资本集团办公室走一圈，你可能会说：“奇怪，我走了半天，根本看不出来谁是重要人物。”
因为每个人的办公室几乎一样大。这其实也是同一个理念的延伸。
没有人拥有所谓的“角落办公室”，角落的位置通常都会被用来做会议室。
没有谁的办公室特别豪华，也没有谁的办公室特别大。
大家就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空间，可以安安静静做最重要的事情——思考，然后作出投资判断。
买指数基金和买伯克希尔，并行不悖
聪明投资者 您多年来一直在倡导指数化投资，但与此同时，您又专门写了一整本书，研究一家非常优秀的主动管理机构。
而且，您自己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将近50年，现在的价格大约是您最初成本的300倍。您还把这笔投资称为自己人生中的“5个幸运时刻”之一。
我们也注意到，您持有伯克希尔背后的纪律——买入以后长期持有，让时间发挥作用——其实和您一直向指数基金投资者倡导的理念非常相似。
那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在您身上是怎么同时成立的？
埃利斯 首先，我自己绝大多数投资，其实都放在指数基金里。
第二，从很多角度看，伯克希尔·哈撒韦本身已经足够分散，所以它其实很像一只指数基金。
而且，伯克希尔不需要收取很高的管理费。
事实上，沃伦·巴菲特一年拿多少薪水来着？10万美元。就像他自己开玩笑说的：“管我需不需要，反正都给我这么多。”
这和普通主动管理共同基金的经济结构非常不一样。
一只主动管理基金，可能每年要收0.5%的投资管理费，甚至0.75%。除此之外，还有交易成本，还有犯错的成本。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把时间拉长到20年，大约85%的共同基金最终都会跑输它们试图战胜的指数。
这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甚至有些令人难过的结果，这么多人努力去战胜指数，最后却没有做到。
所以，我对指数基金一直非常放心，与此同时，我对伯克希尔也非常放心。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很幸运，在最初投资伯克希尔的时候，就对它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差不多50年前。
你也知道，今天的伯克希尔已经比当时大得多了，而且今天关注它的人，比当年多得多。
所以，我当年获得的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
再加上现在，如果我真的卖掉伯克希尔，就会产生一笔很大的税务负担。算完税以后，卖掉它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但我必须强调，我自己的经历其实非常特殊。
我这一辈子长期参与很多不同投资机构的决策过程，有机会直接向世界上很多最优秀的投资者学习。
我曾经和伦敦的投资人一起工作，也和东京的投资人一起工作，还和美国各地的投资人一起工作。
也就是说，我是直接和世界上一批最优秀的投资经理长期接触、长期共事。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就像你进了一所大学，然后一年又一年留在那里，一门课接一门课地上，而且每一门课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来教你。
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和绝大多数人的经历真的非常不一样。
我知道我非常幸运，有机会长期研究投资思想和投资史，几乎所有关于投资的重要著作，我都读过。而且其中很多书的作者，我本人也认识。
这些经历会让你一点一点增加自己的理解和洞察，与此同时，它也会不断抬高你对自己投资判断的要求。
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适合别人模仿的例子。
除非这个人也能拥有和我一样的机会——而我说的真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幸运，用60年、70年的时间，全职、持续、深入地研究投资，而且身边一直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我有幸拥有了这样的经历。
但它太特殊了。我不认为其他人应该假装自己也拥有其中的大部分。
这种经历真的非常、非常难复制。
战胜市场越来越难，只有最优秀的一小批机构能够做到
聪明投资者 您刚才提到，自己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老师和同事。那我想，伯顿·马尔基尔教授一定也是其中之一。
马尔基尔教授过去经常讲一个故事。你们两个人曾经一起在一家基金会的投资委员会任职。当时，他提议把基金会一半的投资组合转成指数基金。结果您告诉他：你还不够果断。
所以我特别好奇，作为《漫步华尔街》的作者，马尔基尔本来已经是指数化投资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了，您怎么最后反而比他在指数化这件事上还要更激进？
埃利斯 首先，我得先说说这个故事。
马尔基尔担任耶鲁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曾经说服我去那里教授投资课程。后来我们又一起担任先锋集团的董事，还共同写过一本书——《投资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Investing）。
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
伯顿是一个特别有幽默感的人。他分析数据的能力非常强，而且更难得的是，他总能把自己从数据里发现的东西，用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讲出来。
所以，当时他说，建议把那家捐赠基金50%的资产放进指数基金时，我其实是在逗他。
我说：“你还不够大胆。应该直接做到100%。”
为什么我会说100%？因为扣除费用以后，指数基金几乎可以确定会把这笔捐赠基金管理得更好。
不过，我想这里用“大胆”可能比“激进”更准确。
因为很多人一提到指数化，会觉得它一点都不激进，恰恰相反，它是“被动”的。
但我不这么看。
我认为，选择指数化其实是一项非常主动、非常大胆的决定。
因为你是在明确地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今天的证券市场里，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优秀人才，他们拥有如此先进的工具，又掌握如此丰富的信息，而且每天都在非常认真地工作，努力判断每一种证券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这个系统当然并不完美。但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好到了你想比它做得更好，已经非常困难。
既然在“获得更高收益”这一边，你很难再做得更好，那还能从哪里改善结果？
你可以降低参与市场本身的成本。如果指数化能够把管理费降下来，那当然是好事；如果指数化能够减少行为金融学意义上的那些错误，那也是好事。
于是你会突然发现，你其实是在从完全相反的方向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再试图通过“做得比别人更好”去提高回报，而是在想办法降低参与市场的成本。
而这些成本确实可以降低。时间一长，它们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很明显的影响。
所以，对于几乎任何投资机构来说，我认为最大胆的决定可能就是：全部采用指数化。
如果你不愿意100%指数化，那至少也应该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可以做到“几乎全部指数化”。
然后再反过来问自己一个很难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做指数之外的任何事情？
你应该非常严格地讨论：为什么不指数化？
整个投资体系，都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上——今天的证券市场拥有极其强大的价格发现能力。
因为参与市场的人太优秀了。
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才华；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工具；掌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丰富的信息；而且所有这些信息现在几乎都是瞬间传播的，速度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
你想战胜这样一个由思考、分析和判断共同组成的系统，真的非常难。
而这，就是今天的证券市场。
聪明投资者 从1975年的《输家的游戏》一直到今天，您的核心判断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这期间，有没有过某个时刻，或者某一段时间，您曾经真正怀疑过自己的判断？当然，听完刚才的回答，好像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但有没有出现过什么证据，让您重新考虑：主动管理是不是有一天又会重新变得值得大多数投资者去做？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埃利斯 没有。
有人经常会说：“总有一天，指数化会发展到顶。”
我也认真想过，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事。会不会是因为太多资金都进入指数了？
我不认为这会改变什么。那还有没有其他变化，能够真正改变这件事？
有。如果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决定退出主动投资，那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
那时候，主动投资也许真的又会出现机会。因为到了那时，你就有可能比整个市场参与者群体拥有更强的价格发现能力。
主动管理也就有可能重新获得成功。
到了那个时候，它也许又会变得有意思。
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我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人突然意识到：“我不想再把自己的人生花在这样一份工作上了——和最有意思的同事、最有意思的竞争对手一起工作，拿着优厚的薪酬，而且到了60岁、65岁、70岁都不一定要退休。”
你看，我自己都快90岁了，现在还在参与投资。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所以我认为，还要很久、很久以后，主动投资才可能重新拥有一种“稳定创造超额价值”的机会。
当然，我这么说的同时，也知道你接下来一定会问：“可是，你曾经帮助过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管理捐赠基金，而它的长期表现明显好于市场平均水平。你也和大卫·斯文森合作了很多年，而耶鲁的表现也长期大幅好于市场平均水平。那这又怎么解释？”
我的回答是：坦率地说，确实有极少数大型机构，拥有真正杰出的领导者，拥有一批能力极其出众的人，同时又有能力长期留住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投资经理。
这样的机构，确实有可能比市场平均回报好一点。
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聪明投资者 比如资本集团？
埃利斯 对。可以做到，而且确实有人做到了。
但这件事非常、非常难。只有最优秀的那一小批机构能够做到。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最优秀的人来替你管理，那干脆就不要做。
识别优秀的人挺难，更难的是这种优秀能不能持续
聪明投资者 您曾经写过，大卫·斯文森在挑选投资经理这件事上有一种近乎天才的能力。
他能在一家机构还很小、管理规模也不大的时候，就找到那些真正有才华、而且当时几乎没人认识的投资经理。
在那些业绩数字还没有证明任何事情之前，他究竟看到了什么？这种“看人的眼光”可以教会别人吗？还是说，它更像一个艺术家的品位，或者一双“眼睛”？
埃利斯 你这么问，大概也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艺术史。
聪明投资者 哈哈，是的。
埃利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你去任何一家大型美术馆看看，挂在墙上的画，绝对不是这家美术馆收藏的大多数作品。
真正数量更多的画，其实都放在地下库房里。
那些画为什么在地下室？因为它们还不够好，不足以被挂在墙上。
再比如网球。现在正好是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些比赛的水平高得惊人，球员非常优秀，比赛非常精彩，看起来也特别过瘾。
可是，世界上有很多网球打得非常非常好的人，一辈子也打不上中央球场。
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先接受这个现实。
在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只要它能够一年又一年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整个行业对“优秀”的标准就会不断提高。
而你要长期跟上最优秀那批人的水平，是极其困难的。
投资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拥有足够创造力，同时又能够获得足够特殊信息，从而值得主动投资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少。
但这样的人确实存在。
也确实有一些人特别擅长发现、识别这些卓越的投资人才，然后让他们替自己作投资决策。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这样一家机构，我认为那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你和你的家人都应该为此高兴。
但我永远会要求你再问第二个问题：相对于竞争对手，他们能不能一直保持这么优秀？
这才是更难的问题。
“耶鲁模式”真正优势以及埃利斯眼中的大卫·斯文森
聪明投资者 全球很多机构都曾经试图复制“耶鲁模式”，但最后它们真正复制过去的，似乎只是“增加私募资产配置”这一件事。
在您看来，“耶鲁模式”真正的优势究竟是什么？是资产配置？是投资经理的选择？是大卫·斯文森本人？还是几样东西缺一不可？
埃利斯 首先，三样都有。
大卫·斯文森是一个极其有创造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因为是他，所以最优秀的人才都愿意来和他一起工作。
有的人加入他的团队，有的人则愿意以外部投资经理的身份替耶鲁管理资金。
他极具才华，而且人非常好。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上，也总是在帮助别人做到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
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经理，也都希望大卫·斯文森成为自己的客户。当然，耶鲁拥有一大笔可以配置的资金，这确实有所帮助。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一旦斯文森选择了一位投资经理，那通常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期的决定。
而且，他最喜欢选择的，往往是那些刚刚起步的新投资经理，因为在他们刚开始创办机构的时候，斯文森就可以帮助影响他们最初的组织设计，帮助他们思考：怎样才能把这家公司建立成它最有可能成功的样子？
而他非常擅长做这件事。
所以，他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找到“最好中的最好”，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再帮助他们变得更好。
这种力量非常强大。
而且他会花非常大的精力，和每一位投资经理真正建立深厚的朋友关系。
于是，那些投资经理会主动告诉他：“David，又有一家新机构准备成立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
所以谁可能成为下一位优秀投资经理，他往往是最早获得线索的人之一。
甚至在那家机构真正组建起来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和创始人交流，帮助他们设计公司，让这家机构拥有更高的成功概率。
之后，他还会继续帮助他们去获得合适的业务、合适的客户。
这一点非常少见。
第二，斯文森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勇气、非常有创造力的投资者。
这件事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历史上第一笔大型机构参与的衍生品交易，就是大卫·斯文森做的。
他在耶鲁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的导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肯尼迪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强烈建议他去华尔街工作一段时间。
托宾本人是非常杰出的教授，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60年代初也曾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重要经济顾问。
托宾对斯文森说的大意是，“你得去华尔街看看，那些手肘够硬、脾气也够狠的人，到底是怎么让市场运转起来的。如果你不理解那些混蛋，那些真正每天在市场里厮杀的人是怎么把市场做出来的，那你最后就只剩下经济理论。理论当然重要，但理论和真正的市场经验两边都得有。”
所以，斯文森后来去了华尔街，在所罗门兄弟和雷曼兄弟工作过几年。
在所罗门兄弟期间，他有一天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位领导。
对方说：“这肯定行不通。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斯文森说：“我知道从来没人干过。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对方说：“这也太不一样了。不会有人愿意做这种事的。”
斯文森说：“我还是觉得它是个好主意。你让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真的做成一笔交易。”
对方问：“你到底想做什么？”
斯文森说：“我想把一笔固定利率的债务，和一笔浮动利率的债务进行互换。我觉得我能把这笔交易做出来。”
对方说：“得了吧，这怎么可能做得成？从来没人这么干过。”
斯文森说：“我知道以前没人干过。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而且我相信，我能找到两个愿意做这笔交易的对手方。
对方最后说：“这也太荒唐了。不过你要是真想试，那就去试吧。”
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斯文森真的把交易谈成了。
交易双方是IBM和世界银行，规模是1亿美元。斯文森把两边的需求撮合到了一起，完成了这笔互换。
而且，所罗门兄弟两边都可以收1%的费用。
这一下，所罗门兄弟的人当然就注意到了。1亿美元，两边各收1%。
这是一笔很不错的生意。
聪明投资者 那公司自己要投入多少资本？
埃利斯 一分钱都不用。它就是一笔交易。
聪明投资者 不需要真的拿出资金？
埃利斯 不需要。它本质上是一份衍生品合约。
这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笔正式的货币互换交易，而今天的衍生品市场，规模已经比现货市场大得多。
所以你一定要意识到，大卫·斯文森是一个创造力极强的人。与此同时，他的思维又极其严谨，而且为人非常讨人喜欢。
后来，他把同样的能力用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像耶鲁这样一所伟大的大学，它的捐赠基金到底应该怎么管理？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思考时间。
他说：“你想想，耶鲁已经存在300年了。未来它还会再存在100年、200年，甚至300年。那我们为什么不站在100年的时间尺度上思考投资？”
一旦你真的这么想，很多事情立刻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需要在意每天的价格和流动性，也不一定非得持有公开市场上每天都能交易的证券，完全可以做私人市场投资。
这些资产短期内不能卖，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每天都有流动性。
那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入那些别人不愿意去、甚至有点害怕的市场？
为什么别人害怕？因为这些市场没有流动性。但如果我们不需要流动性，这个问题对我们就不存在。
而作为交换，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现实，为耶鲁的长期投资换取更好的价值？
这个现实就是：我们和大多数投资者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流动性。
大多数投资者确实需要随时拿到自己的钱，而我们的资金锁定10年、20年、30年，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会突然意识到：“等等，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这家机构本身的特点，就可以让我们获得别人拿不到的便宜投资机会？”
答案是：没错。
而这个认识，后来带出了一系列投资决策，最后都变得极其有利可图。
所以第一层优势，是投资组合结构上的创新。
这是大卫·斯文森的创造力。
第二层，是执行。
你有没有找到更优秀的投资经理？有没有找到那些特别愿意为你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
答案也是，有。
为什么？因为你愿意在一家新机构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成为它最早的一批投资者。
然后，你不是把钱交给它以后就不管了，而是和它一起工作，帮助它一点一点变成一家真正优秀的机构。
而且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聪明投资者 听起来确实非常理想。
埃利斯 对。所以，他就是这样不断创造、不断创造、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而这些比较优势最后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别。
其实如果你再回过头看资本集团，会发现它作为一个组织，一直也在做同一件事情。
它不断去寻找那些有能力做出“不寻常事情”的人，把这些人招进来，然后再把他们组合成不同的小组和团队。
这些团队的目标，不是每天都产生最好的投资结果，也不是每个月，甚至不是每一年，而是把时间拉长以后，让整个组织做到，在主动投资经理能够达到的范围里，尽可能接近最好的水平。
所以这整件事非常值得思考。
它其实是一套非常有意识的组织建筑过程。
先设计出正确的组织；再把正确的人放进去；然后，让“组织”与“组织里的人才”结合起来。
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这两样东西如果真的设计得足够好，就有机会做得比别人更好。
不是每天更好，不是每个星期更好，也不是每年都更好，而是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成为一家真正有竞争力、真正有能力的机构。
所以，只要你在投资行业工作，我觉得都值得认真花时间研究那些长期取得非凡成功的组织，因为它们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想学习投资管理，就应该去研究这个领域真正的大师。
研究大卫·斯文森和耶鲁，研究资本集团，研究其他那些真正杰出的机构……因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范本。
研究它们，是我们学习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最好方式。
与此同时，你也会从中理解另一件事情：无论是组织本身的设计，还是为这个组织选择什么样的人，都必须极其有纪律。
因为最终，正是这些人每天一点一点把这套组织真正变成现实。
中国无疑是世界极其重要的创新引擎之一
聪明投资者 我必须说，您的记忆力实在太好了。如果不是今天听您亲口讲，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听到刚才这些故事。而且还是您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真的非常感谢！
接下来的话题回到中国。资本集团旗下有一只基金New World Fund，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夏天，买入了超过2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在新兴市场基金中属于最大的买家之一。
所以我们想问，今天站在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您怎么看中国资产？
埃利斯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问我，但我觉得，你们最好不要太认真听我的答案。
因为具体到这个投资决策，我不是专家。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深入参与某项具体的投资决策，就不应该对这件事情说得太多。
不过，我想可以讲一个非常宏观的判断。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极其重要的创新引擎，而中国无疑是其中之一。
我说的技术，不只是某一个领域。可以是生物医学研究，也可以是人工智能研究，也包括这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之间的几乎所有东西。
中国文化中拥有大量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整个中国社会这些年在教育上投入的资源也非常惊人。
而且，这种投入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与美国长期以来在教育领域所做的投入相比，差距也越来越小。
如果只是站在“人类的一员”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我们有机会亲眼看到两个如此庞大的体系同时发展。
当然，欧洲也在做很多事情。
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体系，今天都在创造大量新的知识、新的专业能力和新的突破。
我相信，我们未来会看到一些真正非凡的变化，它们甚至可能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
以我这个年纪来说，我当然会对未来抱有很大的希望。
从一些最根本的特征来看，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边都有很强的能量，很强的进取心，也都充满活力。
所以，从根本上说，没有理由不能建立深厚的友谊，也没有理由不能实现长期、深入的合作。
如果真的能做到，那么投资会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因为你所投资的，可能正是人类历史上某些最非凡、最积极的变化。
给中国年轻的主动基金经理的建议
聪明投资者 您从1975年写《输家的游戏》开始，就一直在讲美国市场过去半个世纪发生的变化：专业投资者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以至于过去那场“赢家的游戏”，逐渐变成了一场“输家的游戏”。
现在，中国市场也正在迅速机构化，指数化投资不断发展，费用也一直在下降。
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主动基金经理来问您：“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美国30年、50年前进入的那个世界？”您会怎么回答他或者她？
埃利斯 首先，有一点很重要。
今天整个世界都已经往前走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群人，只要希望参与进来，都可以直接向那些已经走过这段路的人学习。
过去别人可能用了几十年才完成的进步，后来者也许1年、2年、3年就能赶上。这个过程会非常快。
至于把主动投资当成一份职业，我会非常谨慎。
除非你真的对它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拥有相当突出的能力，而且你真的非常喜欢一直学习新的东西。
如果这些条件你并不具备，那么我会认真问一句：你真的应该进入主动投资这一行吗？
你必须先认识到，今天，想通过主动投资真正创造出有意义的额外价值，已经变得极其困难。
而且我相信，纯粹的投资管理本身，只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越来越难。
难到今天只有极少数人最终能够真正做成功。
但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领域，我觉得机会非常大。
那就是帮助那些对投资知道得不多、甚至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但又确实需要投资建议的人。
你可以帮助他们想清楚，一生的钱究竟应该怎么投资。
一个人从20岁出头开始投资，一直活到80多岁、90岁出头。这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但大多数人一说到投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今天市场发生了什么？上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你觉得明天会怎么样？下个星期会怎么样？
最多再远一点：明年会怎么样？也许两年以后呢？
但这些其实都不是正确的时间尺度。
真正正确的时间尺度，是从今天，一直到你真正需要花这笔钱的那一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时间可能是30年、40年、50年。
一旦你用这样的时间尺度去思考，整个投资方式都会变得完全不同。而这恰恰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怎样从短期思维转向长期思维。
为今天、明天发生的事情兴奋起来很容易。但认真想未来50年，很难。
而对个人来说，真正能够创造巨大价值的地方，就在这里。
对那些拥有投资资产、希望把这些资产真正治理好的机构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今天有年轻人考虑进入投资行业，我反而会鼓励他认真考虑投资顾问这条路。
因为在那里，你真的可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且他们确实非常、非常需要这种帮助。
我认为，这是今天投资行业里最有机会真正创造价值的地方。
你可以让客户的人生变得更好，与此同时，你自己也会从这份工作里获得非常深的满足感。
聪明投资者 这让我想起您2014年写过的一篇文章。您当时说，投资管理其实像“两只手一起拍掌”。一只手是“价格发现”，另一只手是“价值发现”。
价格发现，是市场替证券寻找正确的价格。而价值发现，是帮助客户真正想清楚什么东西对自己有价值——设定现实的目标，避免那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
这其实就是您刚才所讲，对吧？
埃利斯 完全正确。
—— /Cong Ming Tou Zi Z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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