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刘香成：中国如何让世界看见自己？

1978年，当许多人希望前往欧美寻找机会时，摄影家刘香成选择来到中国。他在变化的迹象中看到了一个值得长期追踪的故事：这样一个拥有广阔国土和庞大人口的国家，一旦动起来，会向世界释放怎样的能量？

当时，他并不知道改革开放将如何展开。但这个问题，成为他此后观察中国的一条线索。近半个世纪过去，他的镜头从中国内部的变化，延伸到中国与世界之间不断生长的联系。为了完成记录“一带一路”的新书，他用三年多时间走访五大洲的21个国家、54个地区，行程达26.7万公里。

支撑这段漫长旅程的，是一套经过多年实践形成的工作方法。在美联社工作的近28年间，刘香成先后在北京、洛杉矶、新德里、首尔和莫斯科任职。面对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他始终尽量找到具体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再从细节中辨认变化。

在他看来，一个值得追踪的问题，可以决定出发的方向；但故事怎样展开，要由现场来回答。这种工作方式，让他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具体的理解。工程怎样建成，企业如何协作，当地人如何看待中国人的工作，这些细节构成了他眼中的中国出海。

从胶片到数字摄影，再到AI生成影像，记录与传播的方式不断改变，但刘香成对故事的兴趣却始终未减。技术让画面更容易获得，也让选择什么、如何表达变得更为重要。对这位摄影家、普利策奖得主而言，近半个世纪后的持续探索，仍源于一个朴素的愿望：去听、去看、去理解，再把值得讲述的故事留下来。

刘香成：我一直对中国的发展有很浓厚的兴趣，也目睹了改革开放从初期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过程，对我理解中国能够做什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带一路”提出之后，我很想亲自去看：项目是怎样落地的，建造的过程是什么样，当地人怎样对待这些项目，它们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比较喜欢长篇报道。我的工作就是长篇摄影报道。这个工作需要足够的时间。要去不同的地方，听不同的人说话，才能知道那些共同点究竟是什么。

我关注的不只是国企，还有它们带出去的民营企业，以及海外华人正在做的事情。今天他们的经历，已经和过去出国修铁路、开洗衣店或餐馆的华人很不一样了。这些变化，不去听、不去比较，是无法理解的。

刘香成：我会先有一个思考的框架，但具体拍什么，要到了现场才能决定。

比如，到了沙漠边上的制水厂，我才知道什么能够表现这件事情。我不可能坐在上海、坐在北京，就想象出会遇到怎样的人、怎样的构图。有时候，被拍摄的人觉得我可以信任，又会提供更多线索，事情就这样往前走。

我的工作不是拍电影，不能根据剧本往下走。要见到具体做事的人，也要接触他的邻居、朋友。哪怕同样是中国工程师，每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我会听到他们共同遇到的事情，也会发现其中的差异。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雷达。

就像当年我来中国时，并不知道改革开放会怎样展开，也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我看到了变化的迹象，一直在想：中国动起来以后，会释放怎样的能量，与其他国家产生怎样的关系？有了这个框架，我就知道去寻找什么细节。

刘香成：首先，找到合适的人，就需要时间。一个大型企业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我应该接触谁？有时候，一家企业了解了我的工作，又会介绍另一家企业。很难拿着一张清单，就把所有事情安排好。

比如，去印尼拍高铁，得到同意本身就是几个月工作的结果。之后，我又提出，要进入驾驶舱。我想把读者带到里面，让他们通过画面感受到列车行驶的状态，而不只是拍一列高铁经过。这个要求又需要进一步联系和沟通。最后，我看到中国驾驶员工作，后面站着印尼实习生，观察他们怎样驾驶高铁。这些细节很重要，但在出发之前，要经过很长的协调过程。

我性格里有很急的一面，但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我有足够的耐心。

刘香成：因为很多事情，只有听过、看过、拍过，才会理解。

比如，在伊朗，我到铁路现场听工程师介绍，才进一步知道，一条货运铁路要运行，还必须有通信。货物运输又涉及保险，运输时间也意味着成本。事情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修铁路的企业，通信不一定是它的长项，但它知道哪些企业能够提供支持。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互相协作的程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些事情，不到现场，我拍不到，也就无法通过画面传达给读者。信息本身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头脑关起来，他能够得到的信息就会受到影响，也可能因此做出错误判断。

刘香成：不同社会的人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思考方式。中亚一些人的教育来自苏联体系，非洲一些人是在英国或法国受教育的。我在苏联工作过，接触他们时，能够理解其中一些背景。

但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把项目从无到有做出来。在我走访的项目中，设备质量、工程建设和按时交付，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方可能不一定认同你的价值观，但会看你做了什么、怎样做，最后交付了什么。

项目留下来，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人们今后怎样判断事情。所以我说，要用结果说话。脚要踩到土地上，实际完成的事情是当地人能够看到、能够比较的。

刘香成：我会看几个绕不开的环节：管理成本、材料和设备，以及融资成本。做高铁、机场、公路或工厂，这些都要计算。

管理成本涉及派驻海外人员的整套安排。我在美联社工作，也经历过这样的安排，所以听企业介绍时，就能理解它意味着什么。设备和资金也一样，都有成本。再加上务实、勤奋，以及企业之间的协作，才构成我在现场看到的做事方式。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就比别人强。勤奋、务实、踏实，是在长期的生活经历和困难中锻炼出来的。要理解今天的中国企业，也需要理解这种经历。

刘香成：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建立了很强的生产能力，世界知道中国能够做什么。下一步，很大的挑战，是怎样讲自己的故事，让别人听得懂。

不能把对国内说话的方式，直接延伸到对国外说话。对方的语言、文化和思考方式不同。怎样表达，出版怎样的书，制作怎样的节目，都需要考虑这些区别。

而且，我们的话题不能总回到经济和商业上。别人还需要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理解中国人的情感。比如电影，除了动作，还能不能表达中国人怎样谈恋爱、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件事情，和建造一座大工厂一样重要。

讲“一带一路”，也要让别人理解其中的人文，看到中国人怎样做事，过程是什么样的。

刘香成：我听说北京现代舞的舞团在敦煌沙漠里进行创作，我不认识他们，但决定去看看。人的身体、肢体是一种语言，沙漠的线条也是一种语言。我想到，自然和人之间，可以形成画面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又发生在“一带一路”的路上，正是我想要的东西。这里有贸易、有工程，也有人文、创作和艺术。

摄影能够记录事情，同时也是艺术表达。它需要了解来龙去脉，也需要找到构图、形式，关注镜头前那个人的情感。读者看到画面，有时候会更直接地产生共鸣。

刘香成：1978年我在北京发稿，拍完照片，要取出胶卷，进暗房冲洗、放大，写说明、贴上去，再开车去西单的电报大楼。照片经过扫描，被转换成声音，传到东京，再还原成画面，继续传往纽约和欧洲。后来有了自己的传真机，发一张彩色照片，也需要很长时间。在阿富汗采访时，有一次为了把照片发出去，折腾了六七个小时。

今天传递信息的速度，和当年完全不同，图片数量也在爆炸式增长。但这让编辑和选择的要求更高了。一家报纸可能只能用四五张图片，告诉读者昨天世界发生了什么，每张图片都很重要。

核心的事情没有变。我的思想在先，思想、眼睛和心，要在同一条线上，在同一个时间点按下快门。

刘香成：我相信AI是一种很强大的技术，但我不觉得它会取代人讲故事的欲望。

它可以生成各种画面，但我们仍然要问：这个画面真实吗？有情感吗？照片里的人，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读者？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摄影的价值也不能只用一个答案概括。实践者要不断去发现，在摄影语言的框架里，还有多少种表达方式。

我自己看到很美的风景，也会忍不住拍一两张，但有时还没回家就开始删除。漂亮的夕阳、建筑、教堂，明天还在那里，很多人都拍过。如果我不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去，这些照片对我的意义就很有限。

刘香成：我很感恩，自己有这么多机会。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印度、阿富汗，每一段工作都是不同的体验，让我能够学习、认识很多事情。

我不是坐在扶手椅上想象旅行，而是去旅行，也去工作，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自然不同。另外，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看信息、读报，时间不会少于三个小时。

但我不想把这件事情说得特别宏伟。交流、学习、记录、听、看，本来就是生活里很好的内容。讲故事的背后，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在香港碰到过一位做投行的人。他说，投行也在讲故事：为什么一个项目值得投资，要把过程讲清楚。讲故事是一种技巧，也是好奇心的表达。越简短，越需要训练，要用很少的文字把事情讲得生动，并不容易。

对一个故事感兴趣，就尝试去报道。作品交给公众之后，别人怎样解读，是他们的事情。一本书出版了，也会有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记录留存下来。而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