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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民何以促进城乡融合？——基于空间嵌入模式的分析
文章来源
作者：
舒全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曹梦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6年第10期
文章主要内容
摘要：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推进城乡融合提供了重要机遇。数字技术赋能使工作与地理空间脱钩，催生数字游民，并使其成为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的重要力量。然而，其融合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内在作用机制与实现条件尚不清晰。本文旨在回答数字游民如何通过空间实践促进城乡融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实现。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比较案例分析，识别出分散融入型、半集中园区型和集中封闭型3类数字游民的空间生产模式。研究发现：在分散嵌入型模式下，数字游民通过改造村庄民居、打造新型业态，重塑感知空间，并通过成立内聚性组织、设立共创性资本和参与共治性平台，共建构想空间。在此基础上，数字游民通过组织化集体行动进一步推动感知空间升级，进而逐渐转变本地村民和数字游民观念，实现生活空间再造；最终在产业、治理和观念维度推动城乡融合。本文强调，空间嵌入模式是决定城乡融合深度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构建基于微观空间实践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城乡融合实现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城乡融合 数字化转型 数字游民 空间生产
收稿时间：2025-9-26
反馈外审意见时间：2026-1-5、2026-2-25
拟录用时间：2026-7-8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城乡关系正经历深刻而系统的重塑，从传统的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转向城乡互补、双向赋能。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2030年）》，明确提出要“强化政策支持，培育乡村数字人才，吸引数字游民等新群体投身乡村创业就业。”
在此背景下，部分城市青年主动选择乡村作为生活与工作的栖居地。其中，数字游民依托数字技术从事创造性、知识型或经营性工作，实现工作过程与地理空间的脱钩，践行工作与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然而，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是否一定导向深度、可持续的城乡融合？在一些村庄，数字游民深度嵌入本地社会网络，与村民形成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共生关系；在另一些村庄，两者更像和平共处的“平行世界”。本文因此追问：数字游民促进城乡融合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哪些条件决定了融合走向“实质性”或“表层性”？对此，我们期望本文能为数字游民更好地参与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二、主要内容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选取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Q村、湖州市安吉县Y村和H村作为研究案例。三地的数字基础设施、交通通达度和资源禀赋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数字游民的空间嵌入形态不同。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2023—2025年的多轮田野调查，包括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同时辅以政策文件、企业材料、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本文借鉴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策略，对资料进行系统整理。
本文以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首先识别数字游民在乡村的空间嵌入模式，其中Q村为分散嵌入型，Y村和H村为集中嵌入型。其次，对两组案例分别分析空间嵌入模式对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再造的影响：考察数字游民进入后乡村物质空间和业态如何改变，这些变化能否推动村庄规划与公共治理的参与式共建，以及新老村民的生活体验和地方认同是否随之转变；同时分析构想空间能否反过来推动感知空间的组织化升级；最后比较产业、治理和观念三个维度的融合成效，揭示空间嵌入模式如何通过三类空间的协同再造影响城乡融合深度。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在分散嵌入型模式下，数字游民通过改造村庄民居、打造新型业态，重塑感知空间；通过成立内聚性组织、设立共创性资本、参与共治性平台，共建构想空间。其次，在此基础上开展具有自觉性、组织性和实践性的组织化集体行动，进一步推动感知空间升级，并逐渐推动本地村民和数字游民的观念转变，深入参与到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实现生活空间再造。最后，在产业融合维度促进城乡要素的有机结合和产业价值链的协同增值，在治理融合维度形成超越城乡户籍限制、基于常住身份的新型社区治理范式，在观念融合维度推动消除城乡文化偏见，实现自我价值认同和相互尊重，重构城乡关系，推动“实质性城乡融合”。此外，研究发现在集中嵌入型模式下，空间生产链条容易发生断裂，只能实现“表层性城乡融合”。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在居住空间层面，鼓励闲置农房适应性改造，引导数字游民以分散化方式嵌入村庄原有居住网络，为非正式互动创造基础条件。第二，在公共空间层面，于村口、主要步行动线和村庄广场等节点布局开放共享的办公点、社区咖啡馆和公共活动空间，为新老村民的偶发性、非计划性互动提供持续的空间载体。第三，在治理参与层面，推动村庄协商机制向包括数字游民在内的常住人口开放，形成新老村民共商共治的局面，从制度层面巩固和深化前两个层面带来的日常融合成果。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在理论层面作出了三重贡献。第一，揭示了数字游民促进城乡融合的条件性机制。现有研究倾向于将数字游民视为积极变量，本文则指出，其融合效应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核心在于空间嵌入方式。这一发现推动相关研究从“是什么”和“有何影响”的描述性阶段，迈向“在何种条件下如何发生”的机制性解释。第二，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空间生产解释框架。本文整合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提出“空间嵌入—再造路径—城乡融合”的传导机制。该框架不仅适用于数字游民情境，也为理解其他新型人口流动与地方重构的关系提供了可迁移的分析工具。第三，重塑了数字游民研究的理论定位。本文超越将其简化为远程工作者或消费群体的视角，将其重新概念化为城乡关系中的积极空间生产者与社会建构者。同时，本文也揭示了其能动性发挥的空间依赖性，即只有当嵌入结构允许深度互动时，其社会变革潜力才能被真正激活。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省份的案例进行研究，对比不同制度环境、发展阶段与区域情境下数字游民嵌入乡村的多样化路径，也可结合定量或混合研究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空间再造机制进一步检验和修正，以提升理论解释的稳健性。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和心得体会
本文选题源于作者团队对乡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持续关注。2023年，我们注意到了工作和生活在村里的数字游民。当时，这一群体在国内已有一定规模，但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乡村社会的一种新形态，我们意识到了数字游民议题的前沿性和重要性，随后在2023-2025年持续追踪浙江省、安徽省、云南省、四川省等国内多个地区村庄的实践，积累访谈资料和参与式观察记录，也引起了我们的理论困惑：有的数字游民与村庄形成了一种互融共生的关系，有的数字游民社区却仿佛乡村中的一块“飞地”，该如何从学理上去理解这一差异产生的机制？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反复梳理访谈资料、村庄相关文献和地理信息，在尽可能控制案例背景条件的基础上比较村庄差异，最终确立了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并选择浙江省的三个条件相似村庄开展多案例比较研究。
质性研究需要从丰富的经验材料中提炼清晰的解释，但当作者对案例过于熟悉时，也可能难以察觉论证中的不足。外审专家和终审专家从更独立的视角审视论文，对文章结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的表述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论证。经过编辑部多轮严谨细致的审校，论文最终以更加清晰、规范的面貌呈现。作者团队衷心感谢《管理世界》编辑部、外审专家和终审专家的指导与帮助。
作者简介
舒全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助理教授
曹梦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教授
文章刊发：
舒全峰、曹梦迪、王亚华：《数字游民何以促进城乡融合？——基于空间嵌入模式的分析》，《管理世界》，2026年第10期，第150~173页。
SHU Quanfeng, CAO Mengdi, WANG Yahua. How Can Digital Nomads Facilita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patial Embedding Patter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6, 42(10): 15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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