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青年在高度现代化和加速化的条件下，重新将土地、乡村与农业文明纳入生活理解和未来想象之中。他们对农业文明的注目，实际上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后对意义紧张、生活失序和价值重排作出的回应。农业文明不仅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而且是一套包含时间经验、劳动伦理、共同体意识和生命理解的文明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由“如何摆脱匮乏”逐步转向“如何安顿生活”，青年与土地的关系从“离开土地”转向“重见土地”。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意义上的进入、就业创业意义上的投入，以及文化身份意义上的连接。农业文明之所以在当代青年视野中重新获得解释力，正在于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关城乡融合、生态文明、基层治理和青年发展方式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青年；农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在现代化叙事中，人类与土地的关系长期被置于一种近乎单向度的演进轨道之中，从“以农为本”的生计考量，逐步转向以城市生活、工业岗位和服务业消费为中心的生活世界。由此形成的普遍印象是，青年天然属于“离开土地”的方向，农业文明更多承载的是上一代的记忆、上一轮发展的背景，或被概括为现代化进程中逐渐退场的传统形态。若以此印象看待当代青年，会得出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判断：他们成长于数字技术渗透、消费文化发达、人口快速流动的时代，与土地、乡村和农业文明之间理应较为疏离。然而，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研中观察到的围绕青年生活方式、职业选择、价值取向以及城乡流动的诸多案例一再提示我们，当代青年没有远离农业文明，恰恰相反，他们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看见土地、重新谈论乡村、重新理解农业文明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独特的文化兴趣、生活想象和实践行动。
这种“重新看见”还没有成为统计意义上的规模性返乡，但也不止于经济意义上的职业回流，它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在高度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处境中，当代青年对农业文明蕴含的时间经验、劳动伦理和共同体意识产生新的兴趣，并将其纳入自我叙事与人生规划之中。对研究者而言，不能急于用“回归”或“逆城市化”这类概念加以笼统定性，关键是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基础与时代意涵：当代青年与农业文明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在物质条件更为优越、信息渠道更为丰富、城市生活更为便利的时代，青年重新将目光投向土地？这种注目究竟回应了青年怎样的现实处境、精神焦虑和价值期待？它所反映的是文化消费意义上的符号调用，还是生活秩序意义上的价值重估，抑或城乡关系重组孕育出的某种可能？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表明，当代青年与农业文明的关系已不能再用“远离”或“回归”这样的二元框架加以概括。
一、有关青年与农业的文献综述
对于青年与农业的关系，现有讨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注青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青年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周娟等指出，新生代返乡农民以企业家精神参与农业经营，借助资本和技术替代传统劳动，加速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进程，并通过参与农业和村庄政治生活重塑农业转型的微型社会基础[1]。颜晓婷通过实地调研认为，返乡青年通过协调理性规则与乡土规范之间的张力，引领当地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新场域，助力其形成内源性成长动力[2]。此外，互联网平台为青年返乡创业提供了新载体。邱蕾以返乡创业主播为研究对象，发现该群体借助短视频的宣传优势，在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也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3]。当然，上述实践的展开离不开宏观政策和制度环境的配合支撑。冯定国等以浙江“农创客”政策为例，强调政策支持和科技迭代对青年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型、集约型、高效型转变的支撑作用[4]。综合来看，此类研究不仅强调青年带来的新技术，还突出青年作为行动主体进入农业生产之后，通过引入新品种、新设备、新管理和新标准，将原本依赖经验和习惯的传统耕作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体系，从而在生产层面推动农业文明的重塑。
二是强调青年对农业文明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在进入乡村时除了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还主动参与乡土文化的重构。梁栋等基于实地考察认为，返乡青年既能以自身言行引领乡村风气，也能在回应居民需求的过程中批判性传承优良民俗，从而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使城乡融合在日常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中得以实现[5]。在文化交融的进程中，青年自身的代际特征和生活方式成为重构乡村文化的重要力量。杨伊宁从“慢城”生活方式的视角出发，指出返乡青年在从“半城半乡”到“伴城伴乡”的自我建构过程中，不仅重新组织个人的时空节奏和生活实践，也参与乡村日常文化的再造[6]。王月等基于代际传承视角，认为经父辈凝练形成的特色农耕文明作为两代间的“共享文化”，被再农化的子代继承并构建起传统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环境[7]。徐冠群等则关注到数字媒介的作用，指出返乡青年借助短视频展演乡村日常和传统习俗，既激活了沉寂的乡村文化记忆，也拓展了乡村社会的表达空间，并在参与式传播中推动乡村文化共同体建构[8]。由此可见，这一类研究将青年视为农业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中介力量。
三是将青年的微观实践置于乡村振兴的宏观框架中，系统剖析其行动逻辑与治理效能。廉思曾于2014年提出“洄游青年”概念并阐明大城市青年返乡的特点，即返乡的年轻人就像洄游的鱼群一样，在另外一个环境中经历成长的特定阶段后，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生活工作[9]。他认为，“洄游青年”正活跃在中国大地的千村万寨中，他们既具有一定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又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术，是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10]。胡小武根据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的不同，将返乡青年细分为嵌入型智识青年、在地型青年干部和消费型青年群体，分别发挥产业创新、基层治理和市场拓展等不同功能[11]。在返乡动机层面，何慧丽等基于主体性视角，将其内在动因划分为产业发展型、身心健康型以及文化理论型三类[12]。围绕返乡后的社会关系和发展路径，罗竖元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并指出返乡农民工在创业初期往往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先赋性网络”，随后会在实践中不断构建和拓展“自致性网络”以求发展[13]。随着青年在乡村经济和社会网络中的扎根，其影响力必然向更深层次的乡村治理结构延伸。在治理层面，李雪萍等发现，有别于传统村干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单一“待哺者”角色，青年返乡服务型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承担起“外交官、经营者、动员者”三重角色，形成“魅力+法理”复合型权威[14]。这种角色转型本质上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权威的解构和重塑。钟楚原等通过分析指出，不同类型的乡村青年分别依托关系性、结构性和时间性嵌入提升治理能力，并借助市场化、体制化和社会化机制强化乡村治理意愿[15]。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虽为理解青年与农业文明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相关讨论多集中于青年如何进入农业以及如何参与乡村振兴等较为具体的议题，对青年何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理解农业、重新进入农业，以及农业文明在回应当代青年现代性困境中的独特意义，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
二、青年的现代性处境与农业文明的经验价值
农业文明之所以能够对现代性处境中的青年产生某种吸引力，不仅是因为“乡村”或“田园”本身对青年具有某种吸引力，还在于农业文明内部保存着某些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要素。讨论青年与农业文明的关系，不能将农业文明框定为一种历史背景或产业部门，而要把它理解为一套具有自身内涵的经验体系或文明形式。
1.青年的现代性处境
当代青年成长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教育路径更加多元，职业形态更加丰富，信息渠道高度开放，生活方式不断被细分并加以商品化。从客观条件看，这一代青年拥有的选择明显多于上一代。然而，选择的增加不一定带来自由感的提升。当选择本身被赋予责任，当每一次选择都被理解为足以“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节点时，个体便容易陷入持续的自我审视、自我比较和自我怀疑。也就是说，当代青年在选择增多的同时，选择的心理负担、评价压力和后果意识也加重了。
第一，教育扩招与就业分化重塑青年的机会结构。高等教育的普及提升了青年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历作为区分性资源的稀缺性。青年需要投入更长时间、付出更高成本才能在竞争中维持相对优势。与此相伴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一部分岗位朝着专业化、高门槛方向演进，另一部分岗位则呈现灵活化、不稳定化的发展态势。对于初入社会的青年而言，看似路径很多，实则抉择艰难。选择稳定，则上升空间有限；选择灵活，则不确定性增加。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难以完全回避压力，不过是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第二，评价机制与可见竞争加剧青年的心理负荷。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和社交互动的方式，也深刻改变了社会评价的运行模式。点赞、关注、点击量、评分、排名等指标逐渐渗透进青年的工作、学习乃至私人生活，使个体频繁地暴露在可见的比较之中。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这种比较是伴随其成长过程的日常化经验，因此在某一时点上“表现优秀”还不够，要一直向上并保持竞争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失败或停滞不再被视作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经历，而被解释为个人能力、努力或态度的不足，造成青年可供自我修复、自我调整的心理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第三，成本攀升与预期抬高强化青年的精神紧张。随着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城市不再具备无限吸纳个体、持续提供上升机会的空间。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要素的费用不断攀升，使城市生活的进入门槛和维持成本愈来愈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文化层面对“成功人生”的想象却未随之降温，反而在消费主义叙事和精英主义想象的推动下逐渐抬高标准。高预期、高成本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使不少青年尚未进入中年阶段便已提前感受到社会期待带来的心理负荷。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物质压力，更是一种“必须不断向前却又难以确定方向何在”的精神紧张。
当人生不断被要求“优化”，青年对能够安放自身心灵的生活形态的追问便日益强烈，生活意义问题凸显了出来。这一问题与个体如何理解自身努力、如何评价所处环境密切相关。当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当长期投入难以转化为稳定回报时，意义感就会受到侵蚀。有些年轻人有奋斗动力，也愿意承担责任，但是在长期高投入、低确定性的环境中，逐渐对“一直努力是否值得”产生疑问。这种疑问极少表现为激烈的反抗，有时候表现为明显的退缩，更多时候则呈现为内在的疲惫感和疏离感。
正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土地与农业文明获得了某种可见性。在农村调研中，笔者明显感受到，对当代青年而言，农业不只是生产资料意义上的土地或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乡村，而开始被一些青年理解为一种生活秩序、一套价值经验，以及一种与现代性压力形成对照的时间方式。要理解青年为何重新将目光投向土地，需要进一步考察农业文明本身蕴含的经验结构及其在当代语境中的意义。
2.作为一套经验体系的农业文明
在关于现代化的主流叙事中，农业文明往往被放置在一条进步序列的起点位置，作为“尚未完成现代化”的隐喻而加以理解。必须承认，工业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产效率、社会分工和国家能力，推动了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型。但问题在于，一旦这种线性叙事被简化为一种价值判断，农业文明便会被误解为“低效”“封闭”或“注定被替代的形态”，从而被排除在现代性的讨论之外。
从文明史的视角看，农业文明固然是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是一套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代际关系形成的经验体系。这套体系在长期历史演进中逐渐沉淀为相对稳定的时间观念、劳动伦理、社会组织方式和生命理解方式。正是这些经验层面的积累，使农业文明在面对现代性时，不是作为一个等待被替代的“旧形态”出现，而是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风格气质和价值指向。因此，当代青年对农业文明的重新关注，也就不能归结为乡村想象或怀旧情绪，应被理解为对另一套经验体系的重新发现。
第一，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蕴含的时间观念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往往被理解为可以被切割、计量和加速利用的资源。工作以小时计算，绩效以周期考核，信息以秒级更新，生活中的许多环节都被要求高效运转。这种时间观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个体的心理结构，使人越来越陷入紧张、焦虑和匆忙之中。相比之下，农业文明建立在对自然节律的尊重之上，其核心不在于速度，而在于顺应。播种、生长、成熟和收获之间存在不可压缩的时间间隔，劳动者必须接受等待、忍耐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时间经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消极、迟缓或停滞，它是一种将人安置于自然秩序中的方式。农业文明提示人们，很多结果不可能立即兑现，有些价值只能在时间中慢慢生成。
第二，农业文明与现代劳动体系的劳动观存在差异。现代劳动体系倾向于将劳动高度抽象化和量化，劳动成果常常通过指标、数据和评价来呈现，劳动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则被复杂的组织结构和技术系统所中介。这种体系常常让个体感受到自己的劳动过程与最终结果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甚至难以清晰把握自身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农业劳动则呈现不同的面貌。尽管农业劳动同样艰辛，也受到自然条件制约，但其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较为直接的关联，播种、耕作、照料和收获等构成可被感知的整体。正是在这种整体性中，劳动除了作为谋生的手段，还是与自然互动、与生活相连的实践。农业文明提醒人们，劳动可以被计量，也可以被体验；劳动的意义来自工资、绩效和外部评价，还可以来自人对过程的投入、对结果的感知，以及在亲手创造中获得的内在价值感。
第三，农业文明的社会组织主要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传统农业社会通常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系统中，个体的社会身份由职业成就来界定，同时也与家庭角色、社区责任和长期声誉等密切相关。虽然这种社会形态在现代条件下呈现诸多局限，例如流动性不足、个体选择空间有限等，但其中包含的共同体意识和责任伦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高度依赖契约关系与功能分工，个体在不同系统中以不同角色被调用，并由此形成碎片化的身份体验。相比之下，农业文明中的共同体经验提供了另一种社会想象：社会中没有谁是孤立的行动者，个体嵌入在长期关系网络之中，其行为不仅关涉自身，也影响他人和整体秩序。这样的经验感受诱发人们思考，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如何重建具有稳定感和责任意识的社会连接。
第四，农业文明包含着独特的生命理解方式。在农业社会中，生老病死与自然节律紧密相连，个体生命被安放在家族延续与季节轮回的框架之中。这种生命观强调的不是个人无限扩张的可能性，而是有限性、承继性和连续性。与之相对，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市场和文化叙事不断强化“自我实现”的理想，倾向于将人生理解为一个不断突破边界、追求更高成就的过程。这种理想为许多青年提供了前行动力，但也在无形之中制造了比较的压力，使失败、停滞和平凡被赋予过多的负面意义。农业文明启发人们，生命不是一路向上的直线，它还包含着循环、重复、休整和安顿。这种生命观在进取精神的基础上展现出另一种智慧——自己的能力确有边界，有时需要与自身的有限性达成和解。在当代青年普遍承受精神压力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不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现代社会的，而是在农业文明长期积淀的基础上，通过压缩式现代化实现了整体跃迁。正因如此，农业文明不可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以不同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与文化心理。无论是维系家庭伦理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还是完善国家治理和开展社会动员，农业文明的遗产都发挥着深远作用。对当代青年而言，这意味着农业文明绝非遥远的“他者”，而是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构成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三、青年与土地关系的历史转向与现实重构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看，青年与土地的关系大体经历了由“依附土地”到“脱离土地”，再到“重见土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的意义发生了连续而深刻的转变。它先是生存资源，是维系家庭再生产和个体基本生活的根基；后来被认为是必须超越的起点，是通往城市、知识、工业和现代职业之前的背景。到了今天，它又被理解为一种生活资源、文化资源和意义资源。土地没有消失，但它在青年经验中的位置已然发生巨大变化。
1.从“离开土地的一代”到“重见土地的一代”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与土地的关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融入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流动秩序、机会结构和价值想象之中。因此，“离开土地的一代”与“重见土地的一代”不是两个并列的标签，它们是在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青年与土地关系发生变化的两种历史经验。只有把这种变化放回现代化的长时段之中，才能理解为什么上一代人把离开土地视为命运的突破口，而今天的青年却在现代化高度展开之后开始重新将土地纳入生活体验和未来想象之中。
第一，离开土地是一种理性选择。对上一代青年尤其是那些成长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的青年而言，“离开土地”几乎是时代性的共同体验。在那个阶段，土地具有的价值体现在托底意义上而非发展意义上。土地能够提供的是基本生计、家庭保障和有限的安全感，却难以提供上升通道、教育机会和职业身份。与之相对的是，城市是现代化资源最集中的地方。离开土地不是对故土的背弃，而是被历史条件塑造出来的理性选择。谁能够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谁就有可能进入当时被认为“有前途”的生活。土地在这一时期普遍被视为是没有更好选择时的退守之地，无法承载未来和寄托希望。
这种历史经验塑造了整整一代人对土地的基本认知，也塑造了那个阶段社会普遍的进步想象。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土地和乡村越来越多地被置于一套发展主义的叙事之中加以理解——离开土地不仅是合乎自身利益的计算，而且是具有很高道德正当性的行动，它常常和努力奋斗、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相应地，留在土地上的生活则被叙述为未完成的流动、尚未实现的现代化，甚至是某种无奈的停留。应当说，这种叙事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因为中国社会确实处在需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积累发展资源的阶段，青年向城市集中既是个人命运的选择，也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离开土地”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土地开始在青年的想象中被不断去价值化。农业不再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明经验来理解，而越来越被压缩为一种等待被替代的生产方式及附着其上的社会形态。与土地相关的时间节律、劳动经验、共同体关系和生命感受，在高速发展和向上流动的叙事中被边缘化。当然，青年不可能不与土地发生联系，事实上，大量进城青年仍通过家庭、户籍、返乡、赡养和节庆等往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但在象征意义上，土地越来越不被视为“面向未来的空间”。它属于过去、属于父辈、属于尚未完全走出的生活阶段。可以说，“离开土地的一代”完成了一次空间迁移，也完成了一次认知上的重心转换，未来被放在城市，现代生活被想象为与土地保持距离。
第二，重见土地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上一代不同，当代青年不是因为依靠土地生存而关注土地，也不是因为无法进入城市而被迫回到乡村，他们对土地的注目发生在现代化高度展开之后，是在经历现代生活方式乃至承受其后果之后逐渐生出的反向发现。对当代青年而言，土地不再是生产资料，也不再是父辈的生活遗产，而是与现代都市生活形成对照的经验世界。换言之，当代青年“重见土地”是因为他们在高度脱嵌于土地的社会中，开始意识到某些与土地相关的经验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最稀缺的东西。这一变化本身是中国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后的重要现象。它表明，青年与土地的关系已经从发展早期“如何离开”的问题，逐渐转向发展深化阶段“如何重见”的问题。
必须承认，当代青年中的多数人其实没有经历过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他们对农业文明的认识主要来自家庭记忆、媒介呈现、短暂体验和现实反思。因此，他们“重见”的土地不是传统乡土世界，而是经过现代经验重新过滤和选择之后的土地。他们看到的也大多是父辈曾经来不及珍视也无暇总结的那些经验要素：时间不是用来追赶的，劳动不是由指标确认的，生活也不是围绕财富增加来组织的，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通过功能关系来彼此连接的。
因此，“离开土地”和“重见土地”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内在连续性。没有上一代青年大规模离开土地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今天这一代青年也就不可能拥有这么优渥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但同样，如果不能理解今天青年何以重新注目土地，我们也无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之后青年面临的一系列困惑。从“离开土地的一代”到“重见土地的一代”，不是一条回摆的历史曲线，这是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层重组。上一代青年通过离开土地进入现代化，今天的青年则在现代化内部重新发现土地。前者把土地视为必须越过的起点，后者把土地视为重新理解生活的参照；前者回应的是匮乏年代的生存和流动问题，后者回应的是丰裕条件下的秩序、意义和安顿问题。正是在这种转变中，土地的象征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被甩在身后的起点，也不再是托底性的制度资源，它是青年重新思考生活价值和未来方向的参照。两代人的差异不仅折射出青年本身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的变化，从消除匮乏、追求增长逐渐转向如何在现代化深入推进之后，为个体提供一个能够承载意义、安顿身心的精神世界。
2.当代青年进入农业文明的三种方式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当代青年进入农业文明的方式呈现多线并行、彼此牵引的状态，既有生活方式上的短时进入，也有职业发展上的中长期投入，还有文化与身份上的象征性调用。三条路径对应不同层面的社会实践，共同勾勒出当代青年与农业文明重新建立联系的图景。
第一，生活方式意义上的进入。在这一路径中，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通过周末农场劳动、自然教育、露营和乡村旅居等方式，短时进入乡村空间。他们无意改变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大多数人也没有长期定居乡村的愿望，但这种短时进入不单是纯粹意义上的休闲消费，还伴随着对生活节奏的重新校准。现代城市生活高度依赖外部系统的安排，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处于被催促和被唤醒的状态，一边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利，一边感受到被过度刺激的疲惫。相较之下，乡村提供了另一种可感知时间的生活方式。清晨和黄昏的光线变化，季节更替带来的温度差异，动植物的生长状态，都使时间重新获得可以被体察、被感受的质地。也正是在对自然节律的接触中，青年开始重新理解身体、时间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城市生活的加速状态产生反思。正如调研中一位长期从事互联网工作的青年所说，“参与社区农业项目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是可以通过照料植物、等待收获来体验的，人生是一个感受时间慢慢变化的过程”。类似的访谈体会在调研中绝非个案，它们共同说明，农业文明首先进入青年生活的往往不是生产意义上的农业，而是对于时间和节奏的重新体认。
第二，就业创业意义上的投入。这一类青年以“新农人”“乡村主理人”“农业品牌创业者”“农村电商运营者”“乡村公共服务提供者”等为代表。他们在现代制度和技术条件下试图对农业生产链条进行重新组织，将农业从低附加值生产劳动，升级为涵盖加工、品牌、渠道、文旅、教育、社群和公共服务等在内的综合性产业体系。与传统农业从业者相比，这些青年具备很强的跨界能力和资源整合意识。他们并不满足于在既有生产方式中维持生计，而是将农业视为可以被重新设计和重新连接的系统。他们通过数字工具提升销售和传播效率，通过品牌叙事提升产品溢价，通过合作组织优化供应链，通过公共服务补齐乡村生活短板。这类群体在数量上不占多数，但其意义在于展示出的方向性。他们揭示出在一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农业完全可以与科技、市场和公共治理形成新的结合。当然也要看到，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高、资金回流慢、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会抬高创业和运营成本。当青年以现代组织方式进入乡村之后，如何避免资源优势引发的内部失衡，如何在与农民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在追求效率和市场回报的同时守住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底线，都是实践中绕不开的话题。
第三，文化身份意义上的连接。这一类连接未必导向返乡定居或产业投入，但在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返乡叙事、乡愁书写、方言复兴、家族记忆的追溯、乡土伦理的讲述，乃至对地方饮食、节庆、手艺和乡村美学的表达，都表明农业文明正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青年调动和编码。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个体频繁更换城市、职业和关系网络，虽然获得了开放性，但也产生了悬浮感。在文化身份意义上与土地建立连接正是对这种悬浮状态的回应。它通过“我从哪里来”的提问为个体提供可安放心灵的精神慰藉，使青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仍能保有一条可回望的精神之路。家族和地方作为生命经验的底色，乡土伦理作为责任意识的来源，方言和习俗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农业文明在这里发挥的是身份安放与意义连接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连接有双重可能：一方面，它可能强化青年对乡土社会的情感，使其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地方治理或文化传承时更具主动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简化为符号消费，沦为可展示、可包装的身份装饰。因此，评价这一路径不能只看其是否具有现实功利效果，还要看是否有助于青年形成更成熟的历史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以及帮助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对地方和土地的责任感。
将这三条路径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不是彼此分离、互不相干的。生活方式意义上的短时进入，为就业创业意义上的长期投入提供最初的经验触发；职业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又会借助媒介传播不断扩展青年对乡村的想象边界；文化身份意义上的连接，则为前两者提供了情感基础和行为解释，使“进入乡村”不只是一种经济选择，而具有明确的价值维度。三条路径共同揭示一个事实：当代青年对农业文明的重新注目，是在现代条件下对生活方式、职业实践和身份叙事的重新配置。
四、农业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维度
前文分析表明，当代青年与农业文明的相遇是时代条件变化下具有深层根源的社会现象。它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密切相关，也与青年的现实处境、价值压力和生活感受紧密相连。理解当代青年为何重新注目农业文明，还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加以把握。只有在宽广的视野中，农业文明对当代青年的意义才不是“过去的回声”，而是理解中国青年、中国社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入口。
1.农业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建立在对农业文明的遗忘之上，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农业文明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转化和重新安置。农业文明是历史遗产，也是中国社会长期运行沉淀出的经验资源。在城乡关系、生态治理、地方社会组织、家庭伦理结构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中，农业文明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对当代青年而言，农业文明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构成其社会处境的重要部分。青年重新看见农业文明，既是重新看见一种生活方式，也是重新看见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从城乡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沿着城乡彻底对立的方向展开的，而是在不断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文明既是需要通过现代制度和现代技术不断更新的对象，也是需要被保护、延续和转化的重要资源。当代青年恰恰处于这一城乡关系深度调整的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又与农村家庭、地方社会和乡土伦理保持着现实或情感上的联系；既享受着现代公共服务和技术体系带来的便利，也承载着来自家庭、家乡和代际关系的责任期待。多重身份使他们与农业文明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农业文明成为青年理解自身社会位置的重要参照。它提醒青年，你们没有完全脱离地方社会，也不是在城市体系中生存的孤立个体，而是处在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和代际延续的脉络之中。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的重要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日渐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内在要求，这一要求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农业产业升级、乡村空间优化和生态治理实践。土地利用方式、资源管理理念、地方性的生态知识以及顺应自然节律的生活经验，都是农业文明在长期历史中积累下来的重要内容。当代青年对生态问题的敏感，使这些经验在今天获得新的现实意义。青年对农业文明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对发展方式和边界、对美好前景的思考。农业文明进入青年视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更强的生态意识、拓展了更广的生命维度。
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农业文明长期形成的熟人社会、邻里关系、地方认同和责任伦理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的运行方式。青年在参与乡村治理、社区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实践时，需要在现代制度规则与地方社会经验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农业文明包含的社会资本、关系资源和责任意识的再认识与再利用。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既是现代制度的接受者，也是地方社会重建和基层治理创新的参与者。农业文明对青年而言不只是经验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他们参与社会建设、理解国家治理和连接公共生活的重要媒介。
2.在土地上重新理解青年与未来
当代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位置具有某种特殊性。他们成长于现代化成果初步显现的时代，对物质匮乏的记忆相对有限，但对发展不平衡、生活成本上升、竞争压力加大以及意义感流失等问题有着直观和敏锐的体验。因此，他们看待农业文明不会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尺度出发，而倾向于从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个体安顿的角度进行评估。与上一代人相比，当代青年不再将“离开土地”视为唯一方向，也不再把“进入城市”等同于生活的进步。他们愿意从生活世界内部提出问题：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什么样的劳动才是值得长期投入的劳动，什么样的生活才不仅能够实现流动和赢得竞争，也能够承载情感、尊严和意义。在这一点上，他们实际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他们重新看见的农业文明是一种用以审视发展质量、社会关系和生活价值的参照系。
讨论青年与农业文明的关系，也蕴含着重新审视整个社会对青年的期待。过去，青年一般被赋予鲜明的先锋角色，即成为增长的动力、创新的主体和竞争的主力。这些期待当然无可厚非，但当期待被过度强化时会忽视青年作为完整个体所具有的多重需求。农业文明启示我们，社会的延续不仅有赖于突破和扩张，也有赖于维持和照料；不仅需要开拓者和冲锋者，也需要守护者和调节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这种角色理解丰富了我们对于青年的想象。
农业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维度，最终指向的不是对传统的回归，也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而是在现代化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为青年提供一种既能够面向未来又能够安顿生活的可能。当代青年对农业文明的重新注目，表面上看是对土地、乡村和农业经验的重新发现，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生活秩序和人生意义的重新提问。也正是在这一提问中，如何对待农业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认真回答的现实课题。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青年的认识，也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建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形态和什么样的生活世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整合”（批准号：21@ZH025）的阶段性成果]
廉思：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向宁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10期，第8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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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 ∣ 刘俊彦
审 定 ∣ 王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