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53年，24岁的艾德里安·里奇与阿尔弗雷德·哈斯克尔·康拉德成婚——对方是她在拉德克利夫读书时认识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彼时的里奇，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21岁，她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22岁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世界的改变》。W.H.奥登在推荐序中这样说道：“我们这个时代诗人典型的危险，或许是对‘独创性’的渴望。里奇小姐——据我所知21岁——展现出一种在那个年纪并不常见的谦逊，她无意宣称任何非凡的洞见，却热爱她的技艺，并决心确保：无论写什么，至少绝不粗制滥造。”
这桩婚姻几乎是她所受教育为她写好的一章——婚前，里奇就读的是哈佛著名的“女子附校”拉德克利夫学院。这里的学生都在哈佛上课，却因性别原因，无法获得哈佛学籍，图书馆与研讨会也向女生设限。她后来回忆：“那是一所女子学院，但我们受的教育始终让我们清楚自己是二等公民。归根结底，那套信息就是：你接受这份非凡的、优渥的哈佛教育，是为了将来成为某位伟人的聪慧过人的妻子。”
几乎在所有方面，30岁之前的里奇都满足了拉德克利夫的预期。与哈佛精英结婚，成为妻子、孕妇和三个男孩的母亲，那些写诗和旅行的幻想不再被在意。“我感到自己正向某种古老形式屈服，太古老了，以至于无法质疑。”
1966年，在做了13年家庭主妇之后，里奇走出厨房，开始教书、写作、投身妇女解放运动；1970年丈夫自杀，41岁的她成了靠助教薪水独自抚养三个儿子的单身母亲；1974年，她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却拒绝独自领奖，与另外两位女性诗人一起，“以所有女性的名义”登台。
两年后，《生于女人》出版。在这本书里，里奇不仅以自我解剖式的勇气，直面自己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矛盾的痛苦。更开创性地将母亲身份拆分成“经验的”和“制度的”两个层面——前者可能蕴藏力量与亲密，后者却是一套由父权书写、用来规训女人的脚本。该书一经出版，赞誉与攻击同时到来。有评论家讥之为“圣艾德里安忏悔录”式的激进巫术；而《旧金山书评》断言，这本书应当与波伏瓦的《第二性》一起，作为永恒的经典留存于世。历史站在了后者一边：半个世纪里它重印不断，被无数读者奉为思想启蒙之书，《纽约时报》如此评价：“所有正抚养、教育年轻女性的人，与年轻女性共事或与她们结婚的人，以及年轻女性自己，都应向艾德里安·里奇致以谢意。”
五十年后的今天，《生于女人》迎来全新中译本。里奇当年提出的问题，答案仍未写完。
《生于女人》前言
（本文摘录时有删减）
作者/艾德里安·里奇
译者/翁佳妍 刘纯玮
1
地球上的所有人类生命都生于女人。所有女人和男人共享着一段无可争议的统一经验，就是我们在子宫里度过的长达数月的时光。由于幼年人类比其他哺乳动物更长久地依赖养育，也因为人类群体中长期形成的劳动分工，女人不仅要生育和哺乳，还要承担照顾孩子的几乎全部责任。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女人身上第一次同时体会到爱和失望、力量和温柔。
我们一生都带着这一经历的印记，甚至直至死去。然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使用这段经历的材料却出奇地匮乏。我们对所呼吸的空气的了解，对所旅行的海洋的了解，要比对自然和对母亲身份意义的了解还更多。在以性别为依据的劳动分工中，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言人，即命名者，始终是母亲的儿子。很多迹象表明，男性思想一直被“依赖女人才能拥有生命本身”这一观念的力量所困扰，儿子不断努力去同化、补偿或否认这一事实，即他“生于女人”。
女人也生于女人。但是，关于这一事实对文化的影响，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女人不是父权制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言人。女人的生育者身份已经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如“不育”（barren）或“无子女”（childless）这样的术语已被用于否定她的任何未来身份。而在任何社会类别的领域中，都不存在“非父亲”（nonfather）这类术语。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由母亲养大，或是由那些出于爱、需要或金钱而替代生母的女人养大。纵观历史，女人们互相帮助生产和抚养彼此的孩子。从照管和看护幼儿的意义上看，大多数女人都承担着母亲的作用，无论是作为姐姐、阿姨、保姆、老师、养母或继母。部落生活、村庄、大家族、一些文化中的女性网络，已经将非常年轻、非常年长、未婚和未育的女性纳入“母亲养育孩子”的过程。即使我们中有些人的父亲在童年早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很少会记得父亲在我们生病时的耐心照顾，为我们做喂食和清洁的卑微家务；我们记住的是场景、探险、惩罚、特别的场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女人给我们的早期生活提供了连续和稳定，但也有拒绝和排斥。正是女人的手、眼睛、身体、声音，让我们联想到我们最原始的情感，我们最初期的社会经验。
2
在本书中，我试图区分“母亲身份”（motherhood）的两种意义，其中一种叠加在另一种之上：任何女人与其生育能力、孩子之间的潜在关系；以及一种旨在确保该“潜在关系”的制度——所有女性应当处于男性的控制之下。这种制度始终是最大程度多样化的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基石。它拒绝一半以上人类参与影响她们人生的决策；它免除男人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承担“父亲”的责任；它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制造了危险的分裂；它使得人类的选择和潜力变得硬化和顽固。它用最本质、令人困惑的否定，将女性囚禁在自己的身体中，从而让她们和自己的身体变得疏离异化。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在某些文化中，将女人等同于母亲的观念常常赋予所有女人以尊重甚至敬畏，并让女人在一个民族和氏族的生活中拥有一些话语权。但在我们所知历史“主流”的大部分记录里，作为制度的母亲身份使女性的潜力受到限制和贬低。
母亲的力量有两个方面：生育和滋养人类生命的生物学潜力或能力；以及由男性赋予的女性魔力，无论是女神崇拜形式，还是对被女性控制和压倒的恐惧。前父权制时代的强大妇女手握的母亲力量可能意味着什么，对于这点我们确实所知不多。我们确实有一些猜测、渴望、神话、想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相比之下，我们所知更多的是，女性的可能性在父权制下是如何在“母亲”位置上被真正地屠杀的。历史上大多数女人都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成为母亲，甚至数量更巨大的女人在将新生命带到世界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3
我告诉自己，我想写一本关于母亲身份的书，因为对女权主义理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相对仍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然而并不是我选择了这个主题，它早就选中了我。
本书根植于我的过去，和我人生的某些部分纠缠在一起。当我挖开童年、青少年、和父母的分离、发现作为诗人之使命的生命岩层时，当我体验过婚姻、精神离婚和死亡，并通过它们进入属于中年的开阔地带时，这些部分仍被埋葬在过去。每段通往过去的旅程都因妄想、虚假的记忆、对真实事件的错误命名而变得复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避免回望那些年月：怀孕、分娩以及孩子们对我满含依赖的生活。因为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痛苦和愤怒中，我宁愿认为它们早已被消解和放下了。直到我开始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对孩子们的爱足够坚定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写一本关于母亲身份的书。只有这样，我才敢重返对我来说那个最为痛苦、最无法理解和最为模糊的地方，它被禁忌所包围，被虚假命名所掩盖。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并不明白这一点。我只知道自己经历了某个被看作女性人生核心的阶段——它即使在悲伤中也令人满足，是生命意义的关键。我对此的记忆非常有限，只有焦虑、身体疲劳、愤怒、自我责备、无聊以及内心的分裂。这种分裂因为一些时刻而变得更加尖锐：充满激情澎湃的爱的时刻，因孩子充满活力的身体和精神而喜悦的时刻，因孩子如何在我未能完全且无私地爱他们的情况下还继续爱我而感到惊奇的时刻。
在我看来，要创作这样一本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不常常带有自传色彩，不可能不时常出现“我”。然而，数月来，我埋首历史研究和分析，以便推迟或准备着一头扎入我的个人生活领域。这些领域是痛苦和充满问题的，但也是本书的来源核心。我越来越相信，只有愿意分享有时是疼痛的私人经历，才能使女性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集体描述的世界。另一方面，我敏锐地意识到任何作家都有某种虚假专断的权力。无论如何，读者此刻读到的都是她的版本，而其他人的叙述——包括已逝者——可能仍然无人知晓。
写作时，我清晰地感受到一种痛苦，它来自我的西方文化视角和我掌握的大多数原始资料：痛苦，因为它详尽说明了女性文化是如何被女人生活中的男性文化、界限、不同群体分裂成碎片的。眼下，任何对女性文化的广泛研究充其量也只能是片面的。然而任何作家都希望，也知道，很多像她一样的人，通过不同的训练、背景和工具，正在把这个半埋藏的巨大马赛克的其他部分聚拢起来，拼补成一个女人的面孔。
生于女人：母亲身份作为经验与规制
〔美〕艾德里安·里奇 著
翁佳妍 刘纯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2026年10月出版
《生于女人：母亲身份作为经验与规制》是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女性主义思想家艾德里安·里奇深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20世纪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奠基性文本。里奇从历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学等角度出发，结合自己作为女性、诗人、女性主义者和母亲的经历，对母亲身份（motherhood）背后的社会制度和观念制度进行了一次极具开创性意义的系统审视和梳理，既勾勒了母亲身份被扭曲和压抑的历史，也描述了母性深处暴力和愤怒的一面。在本书中，里奇既姿态鲜明地评价了19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的成果和困境，也表明了对即将到来的基因革命等的看法。对里奇而言，批判父权制下的母亲身份制度并不等于废除母亲身份，而意味着让女性真正享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
作为“一部研究、理论与自我反思强力结合之作”（《巴黎评论》语），本书自1976年首次出版以来印行不断，被众多读者奉为思想启蒙圣经。中译本依据2021年新版译出，随书收录美国作家尤拉·比斯、丹妮·麦克莱恩专为当代读者撰写的万字长文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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