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重生2》：“爽感”从何而来

《重生》在2024年暑期档取得约4.64亿元票房，市场表现尚可，也为后来开发续作提供了基础。《重生2》于2026年国庆档上映，汇集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等演员，讲述单身母亲希拉为子复仇的故事。一方面，影片强化了动作械斗与血腥暴力，尤其在结尾段落两次呈现同一场无差别杀戮，使人联想到《周处除三害》的相关段落；另一方面，影片也保留了前作剧情反转的思路。希拉的复仇结束后，一直在复仇道路上帮助她的苏诚揭露真相：希拉既是复仇者，也曾是施暴者。由于希拉在复仇过程中牺牲自我、拯救他人，苏诚最终放下仇恨。开放式结尾暗示希拉获得生机，由此呼应“重生”的片名。该片于10月3日上映，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截至10月17日，累计票房约6000万元，明显低于前作；考虑到影片上映已两周且单日票房大幅回落，后续增长空间较为有限。时隔两年，两部影片的市场表现存在明显落差，值得分析。

动作元素早已融入武侠、黑帮、警匪、战争等多种类型。身体的姿势、运动与爆发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常被当下观众形象地称为“爽感”。从电影史的角度说，它可以被视为“震惊”这种现代性审美经验的当下演绎。早期电影通过特写、运动镜头、景别变化等手段带来异乎寻常的体验，极大地冲击了观众既有的视听经验与观看惯例。无论是声音、色彩，还是今天的数智技术，虽然增添了新的视听经验，但都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现代视听体系基础上持续拓展。这一视听体系广泛作用于日常经验、社会规范及观众心理，影响深远。

20世纪20年代，伴随电影叙事艺术的成熟，“震惊”的观影体验也发生了变化，更多转向叙述活动中的事件冲突、人物性格、心理与价值观念。一方面，电影叙事凸显特殊事件与特殊人物，以动作制造身体奇观，形成以好莱坞黄金时期为代表的商业电影传统；另一方面，人物性格、心理及其价值观念成为震惊体验的另一重要来源，并在欧洲艺术电影传统中得到发展。这两种审美取向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逐渐融合。商业电影强调在相对普适的价值、易于理解的情理逻辑与基本的道德底线之内，以动作带来速度、力量的极致体验，并越来越深入人物内在的性格、心理与价值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好莱坞大片兴起，再次凸显震惊的审美经验，但这已是在计算机特效（CGI）辅助下生成的另一种奇观了。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终结者2：审判日》《侏罗纪公园》《泰坦尼克号》，还是21世纪的《指环王2：双塔奇兵》《阿凡达》《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计算机特效与数字虚拟技术推动虚构世界与现实质感进一步融合，再次更新了当代观众的视听经验。

我们简单梳理“震惊”这一现代性审美经验在世界电影史中的变化，意在说明，在西方电影史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作便已明显走向社会化、心理化和人性化；华语电影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的一批经典之作中，推进了动作与道德、身体与精神的融合。发展到今天，动作的意义已经超出身体的物质性展示，获得丰富的人文内涵。《重生2》这般从头“打到底”、单独强调动作的创作方式，已很难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无论动作多么潇洒、力量多么强劲、刺激多么密集，只要未能融入人物的心理世界与具体情境，缺乏必要的观念价值，就很难成为整部影片的核心卖点，更难独自扛起市场重任。

动作原本只是展示身体能力的元素，在电影艺术中却逐步融入人物塑造与文化表达，具备了多种符号功能。例如，将人物心理落实为特定动作，即可实现性格的形象化与动作的主观化，动作也就具有了塑造人物的功能。这类设计在《重生2》中较少。不仅如此，动作中的暴力性还与伦理道德有关，往往承担区分敌我、正反的责任。然而，影片没有充分利用动作的伦理原则，区分复仇者（如希拉、苏诚）与施暴者（如佐曼、佐克、佐伦）。希拉的复仇在夸张的镜头语言中过于血腥，就动作本身来说，与反派的暴力缺少必要的伦理差异。更需要指出的是动作的文化化，即借助文化观念将动作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使之具有更为抽象、纯粹甚至神秘的文化意味。香港动作片之所以具有世界影响，正在于它常把特定的东方文化融入动作设计。例如，李小龙融合道家、禅宗与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创立截拳道，影响深远。再如《一代宗师》的动作设计，叶问的咏春拳透露出谦逊务实的岭南文化特质，宫家六十四手的“叶底藏花”则依托阴柔的道家文化，创造出东方武术的神秘感。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国外动作片中，动作的文化化也已较为常见。例如，泰国电影“拳霸”系列、“冬阴功”系列中，托尼·贾的贴身缠斗在动作造型与仪式感上明显带有泰国佛教文化的影响；《杀死比尔》《蝙蝠侠：侠影之谜》《疾速追杀4》等好莱坞动作片，也借助东方文化元素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并展示思想、文化与身体奇观。

《重生2》借用西方社会新闻中权贵犯罪等元素，虚构出一个暴力复仇的故事：人物在具有一定逻辑与伦理依据的情节框架中，以拳拳到肉、血肉横飞的动作场面吸引观众。然而，影片将动作元素的功能压缩在暴力冲突上，又回到主要依靠身体奇观制造震惊的老路。在现代视听经验不断更新，动作表达日益社会化、心理化和文化化的语境中，这种单一的审美诉求已显局限。

《重生2》压缩动作的多重功能，目的在于制造一种面对黑恶势力“打到底”的“爽感”，使之成为一部让观众提气、解恨的“爽片”。然而，“爽感”的观影体验并不直接来源于动作的暴力性。动作是呈现在银幕上的影像，“爽感”则是观众受压抑的情绪突然释放时产生的强烈快感。这便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从他者到自我、从痛苦到欣快，以及从压抑到爆发。

第一，从他者到自我，是产生“爽感”的前提，需要观众对人物产生认同与共情，也涉及移情心理。移情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他者具有某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为了突出难能可贵，电影往往需要借助叙事的假定性进一步放大、强化这种品质，促使观众认同人物，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情感联结。一般说来，谦逊、宽容、自省、真诚等内在品质，比外在的行动力、执行力和领导力更容易成为稳定认同的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品质的稀缺性，主要针对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而言，而不是简单地与现实中的人相比。例如，《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杀手莱昂已成为经典形象。编导赋予他的可贵品质，不只是高超的枪战能力，也不只是在危急时刻拯救他人的善良，而是通过养盆栽、喝牛奶等生活细节表现出的童心未泯，这恰恰是同类杀手形象中极为少见的品质。《重生2》从情感线与情节线两个层面塑造女主角希拉：外在层面表现她干净利落的打斗能力，内在层面突出她对帕卡的母爱。这两种特质虽然超出常人，却在当下动作片的同类人物谱系中不够独特；尤其是表现母爱的细节较为抽象，感染力不足。影片也没有充分借助叙事的假定性，进一步强化希拉的独特性。因此，《重生2》在促使观众认同人物、形成共情方面有所削弱。“爽感”的前提，是完成从他者到自我的情感运动。如果观众没有带着主观情感观看银幕人物，那么，无论人物经历怎样的人间炼狱或人间天堂，承受怎样的痛苦或快乐，都难以真正感染观众，更难产生极致的欣快体验。

第二，从痛苦到欣快，是“爽感”体验的内容。“爽感”产生于压抑与释放的巨大落差，具有情境、事件与行为的极端性。作为现代叙事艺术，电影形成了以感性影像为表层、以理性组织为支撑的双层结构，因而人物性格、行动和情感的极端性不仅要在感性上成立，也要经得起叙事逻辑的检验。“为子复仇”对于希拉这样一名前黑道杀手来说，具有情感与行为逻辑。希拉化身“女杀神”，不肯放过伤害孩子的恶人。这种极端行为发生在她看到帕卡遭到侵害的视频，并目睹孩子们受到非人对待甚至死亡之后，因而具有一定的情理依据。希拉一路果断复仇，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观影“爽感”。但影片某些情节缺乏逻辑，也就削弱了这种体验。例如，佐克好不容易抓住希拉，却只将她关在木箱里埋入地下；苏诚在黑夜荒野中找不到希拉，绝望之际突降大雨，又有一条野狗出现，才得以救出她。这些细节的因果依据不够充分。不仅如此，真正有力度的“爽感”往往与复杂性相关。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心理状态早已不是“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即便表现单纯，也应是经历复杂的现代性体验之后的单纯。《重生2》试图用剧情反转表现人物的复杂性，但这种以新设定改写前文的方式尤其需要理顺逻辑，否则容易造成人物失真、情节断裂，观影“爽感”也就无从建立。帕卡并非希拉的亲生子，而是她执行枪杀任务时带回的婴儿；苏诚也不只是希拉复仇道路上的帮手，而是帕卡的亲哥哥。他帮助希拉，是为了利用她给弟弟复仇。这一陡然出现的反转虽然增加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却带来了新的合理性问题。希拉被设定为“帮派清道夫”，帕卡与苏诚原本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她既能毫不犹豫地射杀两人的父母，为何又会因看到襁褓中的帕卡而良心发现，不仅收养他，还彻底退出帮派？这一转变仅靠母爱尚不足以解释，也使希拉的正义形象受到影响。苏诚身负家仇，却长期把希拉作为复仇工具，其内在动机也缺乏足够铺垫。因此，这一反转带有较强的设计痕迹，削弱了叙事的合理性，也影响了观影“爽感”。

第三，从压抑到爆发，是“爽感”的表现形式。观众认同人物，想象性地经历人物在极端情境、事件与行动中所体验的痛苦或欣快，但这并不必然产生“爽感”，因为还需要从极端压抑到集中爆发的节奏变化。如上所述，观众在结尾部分能够体会到希拉暴力复仇带来的某种快感，是因为此前看到了诸多令人发指的细节，积累了压抑与痛感。当希拉终于面对制造恶果的权势人物时，才会近乎失去理智，展开无差别杀戮。但在整部影片的情节编排中，无论是希拉与佐伦、佐克的动作交锋，还是追查对手、探寻真相的过程，希拉一方遭受的折磨和失败，主要表现为失去帕卡的内心痛苦；算得上严重的挫折只有一次，那就是东锡的死亡。影片虽然在敌我之间设置了权力、地位和实力的巨大落差，但正面人物的行动总体过于顺畅，痛感积累仍显不足。“压抑—爆发”的表现形式不够突出，直接影响到极致观影“爽感”的形成。

但是，以密集动作追求极致“爽感”，仍是对早期电影以身体奇观制造震惊路径的一种回返。影片所追求的“爽感”，产生于理性受到压制、人物最终以极端行动释放情绪的过程，本质上是极端事件激发的强烈反应。例如，希拉弄清佐曼集团“开餐”的真相后，彻底抛开理智约束，展开无差别杀戮。这是人物在极端情境中，借助极端行动完成近乎不加分辨的情绪宣泄，也由此调动了观众的非理性情绪。这说明，“爽感”可以成为吸引眼球、刺激市场的一剂猛药；但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目标，电影就容易退化为感官刺激，难以拓展艺术表达。

一味强化感官刺激，并不能带来良好的评价与票房回报。这恰恰提示着当下电影叙事的另一种可能。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一方面不断迭代视听技术，增强虚拟、交互、游戏等带来的具身性与沉浸感；另一方面，更多依托叙事的人文想象，围绕人类的历史与当下，对生存的真相与意义展开想象性探索。这些蕴含人生智慧与人文思想的故事，从质的角度把电影由技术杂耍提升为综合叙事艺术，并从量的角度持续生产、开拓市场，支撑起电影一百三十余年的产业化发展。概言之，电影作为一门现代叙事艺术，其重要价值在于用故事这一感性思维方式，想象性地探索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及其可能性。类型片一方面重复已有经验与价值范式，以感性形态确认观众熟悉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在虚构中加入新的主体愿景，对既有范式作出反思与突破。电影正是在重复与突破的张力中，成为人类深层欲望的表征，并持续发展。由此看来，《重生2》较多地保留了动作片既有的情节套路与人物类型，重复地讲述了以暴制暴的解决方式，却未能充分形成“重复与突破”的张力。影片在沿用此类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与价值观念时，也需要通过适度的“反类型”表达，对既有经验作出反思。正如上文所说，当下电影艺术的奇观早已不限于动作奇观，还包括人类生存智慧的奇观，以及虚拟与真实交织的生命奇观；动作也不只能展示人物的血性与暴力，其背后还可以呈现生存智慧、文化观念与坚守伦理价值的人性能力。

总体而言，进入21世纪后，在内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电影市场中，如果动作片仅靠暴力和血腥吸引观众，其市场空间相对有限。以近年港式警匪动作片为例，2021年的《怒火·重案》内地票房约13.29亿元，已属突出表现；这一案例并不能说明动作片的整体票房上限，却提示我们，传统动作卖点仍需与人物、故事和时代情绪结合。《重生2》从头到尾“打到底”，不断变换花样地“打”，带来的未必是观影“爽感”，也可能是感官疲劳与刺激失效。“爽感”通常依赖压抑与爆发的强烈反差，若一味追求冲突力度与刺激强度，叙事就可能不断逼近理性原则与伦理边界。在电影市场承压的背景下，影片的市场表现也再次提示我们，动作确实是电影叙事的重要元素，但在故事消费日益成熟的今天，已经难以独自承担票房重任。电影艺术毕竟需要通过故事与观众建立联系，故事所蕴含的人生经验的丰富性以及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仍应成为创作与观影关注的重点。

编辑：杜迎雪

校对：罗曾嘉

审核：杨天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