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解决了旧问题却催生出更棘手新问题”的困境如何破？ | 科技评论

彼得·莫乔罗希（Péter Mogyorósi）

匈牙利创新管理专家

A：

三螺旋模型中的三大主体分别对应大学、企业和政府。三主体协同发力，能大幅提升高校与企业的创新效率，其中政府往往通过制定适宜的政策来助推合作。

同时也要看到，努力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带着这个终极目的，再来细想一个问题：技术的“消费者”（或者说“用户”）是谁？是社会。

当一家企业开发出某款产品后，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接受度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对于某个研发项目，社会对其技术的接纳程度重要吗？显然至关重要。

所以，我认为应对代表社会的“用户”的意见予以足够重视。我们讨论的前提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环节是，我们要确保推出的技术为社会所接纳，若缺少社会这一主体，终极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

因此，基于三螺旋模型，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第四类主体，即社会，这样的四螺旋模型才能更好指引科技创新发展。

A：

没错，社会参与和公众参与的差别仅在于术语选择，从实践层面看，两者指向的是同一个概念。

至于它的功能，我倾向于认为它主要发挥着社会监督作用。当我们开发一项新技术时，必须追问：此技术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能否改善人类生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每个人都理所应当对此拥有话语权，并大胆表达意见——除了每一位公众要发声，那些代表公众的各类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等，也都要亮出观点。这样可以避免“创新解决了旧问题却催生出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一困境。公众参与有助于尽早预判此类风险，引导创新朝着真正服务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

A：

我们曾开展一个废弃物回收项目，计划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聚合物，进而用作食品包装材料。对此，消费者会作何反应？这显然是个重要问题。于是，项目团队开展消费者接受度调研，了解大众是否愿意接受由废弃物制成的食品包装。在许多文化中，废弃物代表应当被丢弃之物。我们的项目选取三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开展调研，其中既有环保意识很强的北欧国家，又有相对不那么重视环保的土耳其，结果显示民众接受度各不相同。当然，无论公众最后给出正面还是负面看法，都不代表前期的消费者调研是多余的。评估环节必不可少，我们必须收集公众意见，并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将其纳入考量。

A：

我认为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和方法，具体如何选择取决于项目特点和技术类型。

以产品研发为例，当你开发一款汽水时，你最关心的问题始终是人们会不会喜欢它，大家喜欢的风味浓度、酸度和糖分含量是怎样的。针对这个问题，不妨举办品尝会。欧洲部分大学设有面向公众开放的品尝实验室，会邀请人们前来试喝。欧洲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口味偏好不同，因此，同一家橙味汽水生产商往往因地制“味”，提供差异化配方。比如，意大利版本的橙子风味更浓郁，瑞典版的含糖量更低。

再举一例。我们曾与多家研究机构和工程企业合作开展勘探项目。勘探处于采矿的前置阶段，旨在明确哪些是可供开采的矿区。采矿活动将对当地社区造成强烈影响，因此，我们经常召开会议，向当地社区说明我们开展的是勘探研究而非采矿作业。参会者既包括市政部门、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普通居民。

A：

举例来说，新建医药工厂或医药科学园区，会对周边社区产生直接影响。结合四螺旋模型来看，此类建设项目既需要大学输出研究发现，也需要市政部门出台地方激励政策，还需要产业界提供生产力量。设施落地社区后，会带来交通、环境方面的改变，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对周边社区产生多重影响。最优做法就是与社区沟通，聆听公众意见。事先争取民众接纳，远好于项目落地后突遭抵制，因此这一环的沟通交流必不可少。

再举一个典型的四螺旋实践案例：大学设立新实验室来支持学生创业。在这个四螺旋案例中，高校提供场所和设备，企业受邀前来了解学生的创新成果，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或资金支持，学生群体则代表社会参与。各方都从中获益：学生有了发挥创造力的舞台与对接产业资源的平台；企业得以发掘新技术并有望获取技术授权；政府受益于新技术和新创企业带来的竞争力提升；高校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四方缺一不可，否则四螺旋无法有效运作。

A：

当我们介绍理论时，“公众”一词是个抽象概念，如果落实到具体场景，公众会被特定群体所代表——可以是某个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每个项目都要明确其面向的公众主体是谁。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影响驱动发展”，那么，受发展影响的群体是哪些人呢？或许是一部分普通人，或许是某类机构，我们必须确定这些公众的具体身份。

公众扮演创新主体的角色时，通常不像其他主体那样直接行使决策职能，他们主要负责表达意见和偏好。虽然从决策驱动的层面来看，公众只是通过言与行对最终结果产生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他们已是创新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相关主体。

A：

欧盟设置的各种项目往往都涉及公众参与这一部分。项目团队在撰写申请书时，除了介绍技术本身及其价值，还必须论述项目对环境、就业和产业等产生的影响，比如阐明技术可能如何作用于商业、知识产权等方面。若不说清楚这些，你拿不到资助。项目评审者不仅关注技术本身，也重视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类影响。在地平线计划框架下，当前欧洲的主流研究工作都将“影响”设为关键词。

A：

举例来说，公众参与的一种实现形式叫作“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创新者当然要确保自己的成果不危害环境或社会，但他们何以知晓会否造成危害呢？

在20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的欧洲，有一种从美国传入的甲虫啃食当地马铃薯叶片。这种甲虫外壳带有黑白条纹，人们称之为马铃薯甲虫。为消灭害虫，有企业研制出一种喷洒型农药。药剂的确能杀灭目标，但其带有的毒性会严重伤害人体，最终造成的危害大于收益。如果开发者在大规模施用之前先与公众沟通，开展相关测试，此类危害本可避免。上述案例表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为实现公众参与提供了一种理论机制。

A：

我认为应当把社会参与纳入政府的创新治理架构中，但无法给出某条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建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也各不相同。在欧洲行之有效的模式，放到中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未必适用。我认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应当立足本国国情，从社会与政府内部自然地生成。

另一方面，纳入社会参与的进程无法一蹴而就。在我看来，与其直接推行全盘改革，不如从试点行动开始循序渐进。例如，先将四螺旋的框架应用于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积累实践经验，再逐步向其他领域推广。这种渐进式过程便于持续调整优化。

此外，一项重大现实难题是，公众的科学技术知识储备有限。因此，必须把专业术语和技术细节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人总会本能排斥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对于缺少科普解释的创新成果，公众容易产生抵触情绪。高效沟通和信息透明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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