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的普高生与中职生，分流后的人生

8月，放学后的公交车上，阿涵和朋友正往家赶。她突然注意到车厢里有人指着她喃喃到：“看，他是职中的！”阿涵穿着校服，被一个陌生人当众指认。回忆起那一幕，她带着怒意说出了那句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这是2026年夏天，我们在西南山区一座县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群山腹地的这座县城很小，两所普通高中和一所职业学校相距不到一公里，少年们共享同一条街、同一路公交车、同一套评价标准。

每年夏天，完成初中教育的学生，通过中考，被分流为普高生与中职生，走向各有侧重的差异化教育。我们在这里停留三周，与分流线两侧的少年交谈，听他们讲中考、学校、家庭与未来，初中的他们被分开之后，各自过着怎样的生活，想要怎样的未来。

县城太小，没有人能隐藏失败；出路太少，没有人能轻易挣脱命运。

标签的再生产

在小县城，高中生的身份是一条公开的信息，身上的校服就是标识。

在校服的体系里，普高生与中职生一眼可辨，不同的校服对应着不同的评价。对普高生阿文来说，校服“是一种束缚”：“我不能随便去做些什么事儿，因为我穿上校服了，别人就知道我是这个学校的学子。如果你做了他们认为不恰当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

对中职生，校服的标记意味更重。在职高冲刺班读高三的阿晨，放假时不愿穿校服出门：“放了假穿校服吧，就感觉跟那些人格格不入……而且还是职中的校服。”

对校服的排斥，一是出于自己不愿让别人知道“我是谁”，而是源于他人眼中的凝视。

夜幕降临，准高三学子放学归途

凝视也可能是夸赞。普高生佳怡中考考得好，亲戚聚餐时常是被夸的中心，邻居称她为所谓的“高级人才”，“因为我们这边读出书的人很少”。但夸赞也是预支——被寄予厚望的少年，被迫进入“只能赢不能输”的煎熬。

阿文说：“整个家庭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还在读书，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和关心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其实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职高生，凝视则是标签。在笑笑父母的口中，读职高的人“就是不务正业的，读普通高中才是正常人该走的道路”。阿俊转述县城里大家的看法：“职中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地方，就是‘到处抽烟那些的’”。

阿宇记住的刻板印象更直接：“在职高就天生坏娃子成绩撇（差）……普高的就是成绩好，干啥子都比职高优秀。” 阿明引述的则是那句县城老话：“如果去了职高的话，你后半辈子就只能进厂去打螺丝了。”

走廊中师生谈心，帮助学生调整心态备战高三

从“混混”到“打螺丝”，这些职高生印象被一遍遍复述、传播，把对不同发展方向的理解，扩大成对品行道德与人生命运的评判。

当约定俗成的刻板印象太强烈，它便悄悄渗进少年的自我评价。中职生变得收缩：“听到他们说哪个屋头的娃儿考上普高，就非常反感这个话题……别人问到我考了啥学校或者多少分，我反正非常敏感。”

这条尴尬的界线，也划在仍在维系的普职同学情谊之间。阿晨说：“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不得聊学习这些哦。” 不聊学习，成了跨路径友谊得以存续的条件——仿佛一旦触及分流划出的差异，关系本身就要被重新审判。

在县城，身份不由自我先行定义，而是被分数与校服这些外界符号赋值。

“熬”，一条无处遁形的单行道

公共叙事里，普高生是“幸运上岸”的人。但在访谈中，他们更像一群被单一出路锁定的年轻人。

进入普高，就进入了以高考为唯一目标的阶段，有一部分人选择全身心投入。阿龙的目标逐级递进：“初中的目标是考上高中，而高中的目标变成考上好大学。” 阿明把家庭投入换算成自律：“父母非常舍得把钱投在我的学习上……毕竟钱都花了，不能让他亏了。”

投入必然伴随压力与疲惫，“我们要晚睡早起，很累，压力也很大，在学校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阿文说，但还是要咬牙坚持。阿斌默默计算倒计时：“一想到马上就升高三了……如果我还不努力的话，确实可能就没啥子希望了。”

暑假倒计时7天，写满高三学子无声的压力与期盼

一部分同学把高考的意义悬置，选择先“混”。阿东自评状态是“将就着过”，他把读书在成功中的权重估到只有一成。阿华在普高的本科冲刺班，这样描述在校日常：“先把自习混了……一般都不听，一般都耍……混到中午午休，直接睡。”

他们会说“听天命，看能不能上都无所谓”，紧接着又补一句：“其实还是想上。”在相信与怀疑之间，阿来道出了这种矛盾：“讨厌上学，但是也讨厌没得学上。”他觉得读书没有意义，“是因为没有终点，就是要一直学一直学”。

还有一部分同学，带着对家庭的亏欠在熬，“我感觉也是有点不值得的吧……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

进入高中，普高生必须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这条路是应然的、无处遁形的。面对压力、矛盾或亏欠，他们必须、也只能“熬”下去。

标签之外，另有生长

分流的另一端，职高生也在摸索着成长。脱离成绩的单一评价，技能成为他们主动抓住的成长支点。

阿凯学计算机，说得非常直白：“学的没有普高的多，但我感觉非常的开心。”他还摸索出自己的学法：“我上次学的程序，在抖音上自学用了两个月，在网站学，只要不到一个月。”阿明选择无人机专业，因为“觉得无人机以后可能好赚钱一些，也好学些”；他的规划是“当过兵出来之后，自己开一个无人机维修的店”。

学历提升是另一条路。在冲刺班，“混日子”被改写为“补救”。玉涵形容升本竞争：“像在过一条湍急的河流……职高上本科的几率不是很大，四个班只有几十个名额……要很努力才能考上。” 她曾被8分的成绩差距打击，这个教训让她记了很久。

阿涵记得班主任常挂在嘴边的话：“宁愿当鸡头，也不当凤尾。” 阿晨在职高的第一学期“考了个班上第一，我觉得很不错”。

进入职高，中职生有着多样的发展可能。但厌学、摆烂、在校园里混日子、早早放弃人生——这些社会标签仍然难以摆脱。这些方向和道路在县城仍然难以被理解和承认，他们的探索、挣扎与收获，仍然被忽视。

同一把尺子的两端

他们并存于县城的人情社会，感受着同一套县城标准，并在这套标准里深深体会到凝视的“暴力”：小地方的人情网络，完成了教育制度没有完成的分层。分流只分配了学籍，县城的目光却分配了脸面与位置。

在这里，成功只有一套模板，正确的出路只有一条。阿豪讲过一个亲戚的故事：大姐发誓要走出大山，“要到大城市去”，考到了外省的大学，如今是一家设计公司的总监，年薪五六十万，“从来没回来过”。这个故事在饭桌上被当作榜样讲述——走出去、赚大钱，就是成功的标准模板。阿宁的判断代表了许多人：“年轻人应该不会待在县城吧……除非是迫不得已。”“在小城市发展，我感觉出不了头。”

在唯学历、唯高薪的共识之下，分流直接制造了人生降级的错觉。

课间围坐交流，实践队员倾听准高三学生的内心困惑

一名汽修专业的学生对县城有更犀利的判断：在这座县城，“面子完全大于里子”。一条信息可以被迅速传播，而评价的标尺从来不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而是他在熟人网络中呈现的身份标签。

代际的负重是第二层。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能讲出父辈的失学故事：阿笑的父亲数学竞赛拿过奖，“因为家里经济不允许，就没有再继续读书”；佳怡的父母记得“从很远的山路去学校……后来因为家里没有钱，辍学去打工”；阿晨的母亲“只读到了小学一年级”，因为那个年代“只让男娃去读书”；阿斌的父亲成绩优异，曾被三所学校录取，但爷爷坚信“读书没用”，坚决不让读，父亲至今后悔。

这些故事不是闲谈，而是劝学的素材：“考不起高中，就跟他一起去打工”；“不想让我过得跟他们现在一样，做啥子都靠别个脸色……没得学历，一天热天在灶台前满头大汗”。父辈经历过读书的遗憾，便以前一辈的历史经验劝学。此时，读书不只是个人前途，还是家庭的希望与弥补。

暑假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下课，定格暑假前少年们充满活力的青春时刻

真正难的，不是分流事件本身。每一场大规模的考试都是一次分流，人生的每一次抉择也是一次分流。普高一侧的“赢家”被单轨耗尽，中职一侧的“输家”被标签捆绑。站在分流轨道的两端，少年们仍然有着相似的痛感。

九月，又开学了。阿诚还坐在职高的教室里，等着学期末转去外地读卫校；永华还是每天七点十分卡点到校，把自习熬过去。

在这场分流里，没有人是纯粹的赢家，更无所谓的“没有出路的人生”。少年们能做的，只是在这套狭窄的评价框架里，一点点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回答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生。

他们十六七岁，人生刚刚分岔。那条路通往哪里，还很难说。

但至少在这一天，他们都还背着书包，走在路上。

作者 | 伍锡波、陈梓涵

编辑 | 张来

排版｜曹依然

审核｜黄榕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