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妥协：一所大学40年学术斗争史

这是澳大利亚大学史上最为激烈且持久的学术冲突之一。

故事的中心是悉尼大学经济系，在这里，主流经济学派与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倡导者之间爆发了激烈对立。这场论战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历经数十年拉锯后，最终以2008年人文学部政治经济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成立告一段落。本书正书名POLITICAL ECONOM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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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经济学教学竟能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学派间的分歧何以深重至此、绵延日久？关乎何种利害关系？又是什么力量驱使着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师生，甘愿投入巨大心力去创建并维系替代性的课程体系与管理制度？

这场政治经济学争论堪称学术冲突的经典案例，虽然极端，却极具代表性。它涉及课程设置的性质、教学方式以及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决策机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争论的一方固守学术正统并强化权威教授的权力；另一方则由持异议的师生组成，他们通过公开集会、请愿、发传单、示威游行、罢课静坐等方式，持续争取多元化的经济学教育。冲突最激烈时，校方安保人员与警察多次介入，导致一名学生被捕、九人被停课、四人接受纪律审查，另有四名助教被提前解聘。校内外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校方为此成立了多个调解委员会。尽管最终允许两种体系共存，但这种表面上的共处实则暗流涌动。大学标榜的学术包容理念，与其在制度层面调和矛盾的乏力现实形成了鲜明反差。

尽管争论集中发生于悉尼大学校园，并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达到高潮，但它对理解经济体系本质及经济政策角色具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某种程度上，主流经济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的论战折射出澳大利亚社会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张力——这种张力在80至90年代被概括为“经济理性主义”的利弊之争。作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思潮，该学说植根于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负面结果的做法往往弊大于利，自由派中的干预主义者则更倾向于接受选择性调节政策。相较之下，政治经济学家尽管对于如何分析和重构经济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却普遍对市场结果持批判性视角，进而将政治与经济视为有机联结的整体。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往往更具批判性，质疑其创造高效、公平且可持续经济成果的能力。

主流经济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之争，从来不只是经济学学科内部的思想之争，也是一场关于学生与教师权利的斗争。它引发了关于教育机构角色的根本性问题，包括应该教授什么内容、由谁做出此类决策等核心议题。斗争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展示理论或范式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单纯依靠权威进行灌输。同时，经济学教学应当从学生自身的社会经验出发（即作为身处社会的年轻成员），引导他们思考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主张学生应参与教学体系设计，包括参与课程规划、质疑教材既定内容、共同参与学习效果评估等环节。这些进步教育理念与参与式教学原则，却遭到经济学教授们的持续敌视。其专断态度不仅体现在压制学生权利，还延伸到限制其他教师对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与评估方式的发言权。20世纪70年代势头渐强的大学治理民主化改革，直接挑战了这种教授权威体系。

这场保卫政治经济学的斗争耗费了许多参与者的大量精力。它不仅削弱了部分学者的学术产出，更使若干最积极参与抗争的学生前途蒙尘。部分评论者指出，这场论战损害了悉尼大学及其经济学部（当时的名称）的学术声誉，而保守阵营显然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们声称，这场学术变革使学生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激进分子”标签，导致就业竞争力下降，而且政治经济学家推行的课程体系未能培养学生掌握传统经济学毕业生应具备的职业技能。其中，记者帕德里克·P麦吉尼斯与戴维·克拉克的批评最为尖锐，直指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不顾学生的前途，仅将其视为“左翼冒险主义”的实验品。

这场斗争也为众多参与者带来了丰厚的人生馈赠。经年累月间，大量学生通过积极质疑既定正统学说，不仅深化了专业认知，更获得了整体性的个人成长。尽管他们在传统商业企业中的就业机会可能有所减少（当然，这些企业对他们的吸引力也下降了），但在重视通识教育的机构中，更多职业机遇已然敞开大门。经济新闻领域、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都成为毕业生新的职业选择方向。这场抗争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重建了真正关注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培养路径——不再局限于主流经济学家偏好的数学模型，而是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正如后续章节所述，这场运动的遗产远不止于此。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悉尼大学，抗议、示威与辩论几乎贯穿了这整整20年，激昂而又令人筋疲力尽。其中不乏极具戏剧性且引发强烈对立的事件。例如，1974年，政治经济学派的学生激进分子组织了一场“愤怒日”(Day of Outrage)行动，以敦促校方回应前一年“抗议日”(Day of Protest)提出的未决诉求。1975年，抗议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并享用了其酒柜中的存酒。1976年爆发的大规模罢课持续11天，约4000名学生与100名教职员工参与其中。至1983年，新一代活动家占领校园钟楼以引发社会关注，其后又有团体占据经济学部教师休息室长达10日。每次事件都遭到校方谴责，但与此同时，这些行动也逐步推动着某种进展。校方允许引入政治经济学课程，经过逐步发展，这些课程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学位项目，学生可以选择它作为主流经济学课程的替代方案。

20世纪90年代至新千年初期，高等教育体系的市场化转型催生了新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学位项目逐渐淡出经济与商学部（此时已更名）的核心议程。2008年，该项目被整合至人文学部新成立的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终于获得独立学科地位——这是20世纪70至90年代始终未能实现的制度突破。悉尼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论争值得载入史册，不仅因其堪称制度性冲突的经典案例，更因其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本书通过汇集总体历史叙事、影像资料、个人回忆录以及对争议因果关系的学理阐释，构建了完整的文献记录体系。鉴于本事件主要参与者已通过这些著述充分表达立场，本书作者无须再费周章复述其观点。本书提供了政治经济学家视角下的冲突图景。这本质上是一场为替代性经济学体系抗争的学术运动史。

后续章节将探讨校园冲突的发展阶段、核心争议焦点、学术压制的深层问题、经济利益的影响、抗议者对合法性的诉求以及冲突结果。通过这种方式，本书的论述从关注冲突的表面现象——学部会议细节、示威游行、请愿活动和调查委员会等——转向探讨其系统性本质、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从中得出的关键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