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过福特当年的案例（《美国“速成车”往事》）后，我们继续来回顾性批判美国的汽车产业。
1993年平安夜的洛杉矶，帕特里夏·安德森（Patricia Anderson）带着四个孩子和朋友乔·廷格（Jo Tigner）开车行驶在街头，那是一辆雪佛兰Malibu。
在红灯前停下时，一辆超速的汽车从后方狠狠撞上来。肇事司机喝了酒，时速约70英里（112公里）。Malibu的油箱被撞破，瞬间起火爆炸。
两名大人逃出车外，四个孩子却被困在后座，全身严重烧伤。伤得最重的是艾莉莎·帕克（Alisha Parker），她面部严重毁容，失去了一只手的部分手指。此后多年，她接受了大大小小70多次手术。
安德森一家把通用汽车告上法庭。他们的律师讲，问题出在Malibu的设计上：油箱距离车尾后保险杠只有11英寸（约30厘米），中间没有任何防护，一旦遭遇追尾就容易破裂起火。而按照通用汽车自己早年定下的标准，油箱本应该离后保险杠至少17英寸（43厘米）。
庭审中最关键的证据，是一份被通用汽车公司封存多年的内部备忘录。写这份备忘录的工程师名叫爱德华·艾维（Edward Ivey），时间是1973年——整整20年前。
艾维在备忘录里算了一笔账：每年约有500人因油箱起火事故死亡，按每人赔付20万美元计算，分摊到当时路面上4,100万辆通用汽车上，每车诉讼成本仅2.40美元；而改进设计使油箱不在碰撞中爆炸，每车需花费8.59美元。
陪审团成员后来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们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只是统计资料。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庭审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进行，持续了十周。原告的律师团队把那份备忘录挖了出来，呈现在陪审团面前。
通用汽车提出了抗辩：Malibu完全符合当时美国的联邦安全标准，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是醉酒司机，开车时速70英里，换作任何车都难以幸免。
但审理此案的法官排除了部分辩护证据——包括肇事司机的酒精浓度数值、他的刑事定罪记录，以及一些联邦安全数据。
最终，陪审团没有管什么联邦安全标准，把95%的责任判给了通用汽车，醉酒司机只承担5%。
陪审团花了两天时间去商讨如何赔偿。
第一天，确定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方案。这部分是对伤者实际损失的弥补：安德森本人和伤最重的女儿艾莉莎各获赔2,500万美元；廷格和另一个孩子各1,500万美元；另外两个孩子各1,000万美元。再加上经核证的工资损失和未来医疗费，总共约1.07亿美元。
第二天，确定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方案。按照加州法律，裁定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陪审团以"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认定被告存在压迫、欺诈或恶意（oppression, fraud, or malice）。陪审团裁判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是48亿美元。
惩罚性赔偿金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首先考虑的是通用汽车的财力。原告请来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用通用汽车的公开财报向陪审团展示：通用汽车每天的营业收入超过4.4亿美元，手头的现金超过120亿美元，还有137亿美元的短期信贷额度可以用。Johnson事后解释过他的用意：48亿美元听起来吓人，但还不到通用汽车两周的营业收入。按每天4.4亿美元算，48亿美元只相当于大约11天。当时的新闻报道也点破了这个比例——大约相当于这家全球最大车企"一周半的营收"。
其次则体现了陪审团的愤怒。陪审团团长科尔曼·桑顿（Coleman Thornton）事后透露，陪审团参考的是通用汽车在那些年花在广告上的钱——既然通用汽车把巨额资金投入营销，却对车里人的生命安全如此吝啬，那就按这个量级让它付出代价。"他们完全不把车里人的生命当回事，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老百姓的正义观念就是这么朴素。
但Williams法官认为48亿美元还是太多了，像福特案那样，迫使原告方接受将惩罚性赔偿削减到10.9亿美元，砍掉的部分超过37亿。加上维持不变的1.07亿补偿性赔偿，判决总额降到约12亿美元。
当时原告方还提出过一个方案：如果通用汽车愿意召回并修理1978到1983年间生产的数百万辆同类型汽车，惩罚性赔偿还可以进一步降到3亿美元。通用汽车仍然不服，拒绝了整套方案。
通用汽车就惩罚性赔偿部分提起了上诉，原告方也对削减决定提出了异议。但这场官司最终没有走到终审判决那一步。在上诉进行期间，双方达成了保密和解（confidential settlement），和解金额从未公开。
随之而来的，是由该案引发的诉讼浪潮。同期出现的数十个类似案件，抬高了美国车企在燃油系统设计上的预期法律责任，倒逼车企进行改革。
在美国法学院的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课上，这个案子至今和1978年的格里姆肖诉福特汽车公司案（Grimshaw v. Ford Motor Co.，）并列，是绕不开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