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每个孩子都有使用AI的潜能，但要尽量让他们保持不使用AI的潜能

作者 | 汪民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技术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体来说，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把现代技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工业技术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变成了机器的臣服者：看起来是人在操纵机器，实际上是被机器所操纵。在流水线上，在车床上，人的胳膊跟着机器的节奏起舞，人的手被机器取代，失去了做事的能力——人成了机器的配件。笔者把这个阶段称为生产主义阶段。

第二是媒介机器阶段，其中电视、电影、报纸等媒介发挥了主要作用。人借助媒介的眼睛看世界，人自身的眼睛和观察能力被其外包了，因而判断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媒介主导了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的意义，为人提供了生活方式的指导，规训人如何去选择，如何面对生活。于是人便很难创造、发明和想象自己的生活，因为指导生活的价值观念都是媒体技术提供给他们的。人看到的只是表面的景观，这样的景观通常是虚假、掩饰的，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就是通过媒介技术完成的。如果说以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社会是生产性社会，那么以媒介技术为标志的媒体社会则在导向消费社会。人的消费行为（无论物质消费、观念消费还是文化消费）被媒体技术引导和操控，媒体致力于对人的生活的引导，人内在的生活观念、思想、记忆和价值观也都变得空洞了。

今天是技术的第三个阶段，数字化时代，其最新的表现就是AI的出现。AI与此前的技术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取代人的思考。AI将大脑和人的智能外包，就可能让人失去思辨能力。人通过AI来写作、思考和计算，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理解为，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他会怀疑、推论、思考。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生命之所以比植物和其他动物高级，就在于人是有理性的。这里亚里士多德说的人实际上指的就是“主人”，与古希腊的奴隶区别开来，而奴隶的特征就是不思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动物和奴隶是相等的。这就意味着，第三个阶段（如果不思考的话）的人有可能转变成奴隶或者动物的状态。而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不思考、没有怀疑精神和理性的人的身上就有可能出现“平庸之恶”。

人还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奴隶。人发明AI的本意是让它帮自己做事，如果将一切事情都交给AI，人就可以放手不管，变得很舒服、慵懒，这其实比较接近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认为，主人征服了奴隶，让奴隶代替自己工作，然后主人就可以呼呼大睡。但如果他太依靠奴隶，奴隶就有可能逐渐变成主人，主人就要听从奴隶，这就是主奴关系的逆转。人与AI的关系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下还有一批右翼加速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的逆转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硅谷有一种新反动主义，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他们对技术发展持乐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如果生命是像笛卡尔们认为的是理性的，那么碳基生命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种短暂形式，是向硅基生命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AI就可以取代碳基生命的生命类型，那么人类对AI的怀疑、拒绝和否定几乎就是无效的，AI可能就是所谓的“后人类”。

那人类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关于潜能的探讨。他认为人类有两种潜能，一种是要实现的潜能。比如孩子有广泛的潜能，教育者一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并尽可能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潜能是保持其“潜能”的状态，不去实现，这就是能够做但不去做的潜能。事实上，阿甘本受到过中国的老子“无为思想”的影响，认为这种不去做的潜能才是人的本源所在。

这种不去做的潜能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对AI本身而言，人类真的可以暂停下来，不去发展和参与。另一方面，每个孩子都有使用AI的潜能，但人类要尽量不让他们去使用，让孩子在这方面保持不做的潜能和不实现的状态。这也符合卢梭的教育理论：要让孩子尽可能接受大自然的教育，将人工的教育越推迟越好。卢梭的意思也是要让孩子保持着学习的潜能，不让它过早实现。换句话说，家长和学校要尽量让孩子首先成为一个自然人，一个通过肉身去感受和推理的人。

本文根据汪民安在杭州云谷学校与《三联生活周刊》联合主办的2026外滩大会见解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经本人审阅，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