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该书构建起“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三位一体的叙述框架——既完整记录党破除思想桎梏、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求索历程，又全景展现亿万人民投身改革的实践伟力，更专章梳理新时期完善党内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书中既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亦如实记录前进道路上的思想交锋与实践难题，以客观、辩证、全面的历史视野，坚定全社会的历史自信。
从史料功夫观之，本书堪称“长编考异”的当代典范。编写组秉持“政治立史、档案证史、研究治史、集体修史、开门办史”五位一体的方针，充分利用中央档案馆及各地珍贵文献，赴多地实地调查与收集口述史料，真正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更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等伟大精神有机融入叙事，通过对重大决策过程与典型人物事迹的细致刻画，使党的伟大精神呈现得更加鲜活生动。
该书的“灵魂”在于其“大历史观与现实关怀”的统一。它立足百年奋斗全局定位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意义，系统提炼改革开放初期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以历史规律映照现实发展。所谓“顶天立地”，正在于此：上谈大历史观与文明命运，下落到可操作的制度建议。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该书的出版，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与方法论启示。
二
全书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以全方位场景、丰富的史料、精当的研究、简洁的叙述、流畅的文字，阐述了二战的背景、发端、过程、结局、善后、意义及其对当下的启示，言简意赅、可读可思。
全书在正确二战史观的指导下，具有多方面新意，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二战史的新思考、新认识。概而论之，约有下述各点：
一为二战史研究构建了新框架。在全球化的观照下，突出反映战争的全球性及全球意义，包括对战争起源和发端的新阐释，战争的善后及其当下意义等，为过往研究所不及。二为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局限和束缚。如实论说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三为全球史的书写方式。突出重点、注意一般，讲究平衡、不偏不倚。既打破欧洲中心论，破解二战的欧洲单一起源说，也如实论述欧洲（尤其是苏联）战场、大西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既写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也如实论述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所起的作用；既写反法西斯的军事作战，也写战争中的各国人民在前线、在敌后、在后方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既写战前国际体系崩塌的影响、战时同盟国的协商合作及各方联动，也写如何从战争得出经验教训而构筑新的战后国际体系和秩序，从而全方位多元化地反映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四为突出历史与现实相互关照。全书不仅写史，更联系现实，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历史的总结饱含深意和深情，体现史学工作者的深厚人文关怀。五为论述建基于史料，建基于史实，建基于现有研究，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不违背历史真实，不写空话套话，如实论说，客观平实，论从史出、寓论于史。
三
该书提出“制度史研究的四个层面”，认为传统制度史研究可以从制度属性、制度运作、制度逆向和制度思想四个层面展开，即对制度的基本属性、制度的实际运作、违反制度的处置，以及制度设计的思想等进行体系化层层推进，形成制度史研究的全过程闭环。该书内容安排也遵循这一理念，围绕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考辨“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讹传的源流及背后的卫所制度属性；剖析明代卫所武官从不坐名敕书（群敕）到坐名敕书变化背后的制度属性；揭示“都司”属性从卫所制下都指挥使司的机构名称，向营兵制下中级武官称谓演变中的变与不变；分析明后期新设建武守御千户所切割州县而设立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明确提出明代卫所的辖区属性及其管辖权，对学界长期争议的“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问题给出较合理的论证，并细致考察入清后卫所制度的延续与影响。
该书还突破传统制度史研究自上而下的特点，将研究视野不断向下延伸，充分关注到制度运行、违反制度及制度影响下群体或个体的社会生活等。作者基于对四川大凉山的田野调查与传统文献的互证，考察四川行都司官员的族际婚姻、家庭生活和精神世界；分析明末张献忠籍贯种种说法背后西北边地的军民关系、社会危机；又分别以福建和河南为个案，描绘卫所制度影响下的地方社会生活。研究指出，制度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规定，制度实践依托鲜活的个体与家庭展开，把制度中的“人”和制度中的“关系”生动呈现出来。
四
其一，视野宏阔，构建起天地之学与古今之变的联系框架。全书既论述两汉至晚清天地观念的演变，以及相应之经学、理学的转型；又在天地之学与儒学的交互中，论述“天下之极”及其近代表达“世界枢纽”观念的演变。这样的讨论实际是将古今中西诸要素皆涵括进来，在中国古学与世界性的近代思想、学术间架起桥梁。作者视野之宏阔、把握知识领域之宽广、沟通自然人文之得法，皆由此显露无遗。
其二，宏大主题与微观讨论的有机结合。作为一部主题宏大、探讨长时段观念变迁的学术著作，处理好宏观架构和微观细节的关系可谓成功关键，该书在这方面的努力亦值得肯定。在探讨天下观念的历史时，作者抓住“极”这个关键词，在天地之学与儒学、象数与义理的交互中，讨论“太极”、“北极”、“无极”、“中”、“周行”、“形势”等观念的具体演进；对于两汉的宇宙论及相关经学认识，则集中于北极、昆仑、河洛定型为天下秩序三“极”问题的探讨；等等。如此，以小见大，实现了宏大观念背景与微观具体问题的呼应与结合。
其三，超越西式观念的一些固有认知来讨论天下观念的转型。该书的问题意识立足于现代而非古代，对于西学输入带来的观念变化，如主权—民族国家意识的影响、“帝国”概念的使用等，作者都抱有警惕。全书在讨论中国“天下之极”观念转型时，尽力回到未受西式观念浸染的明末以前，以及作为“用”而非“体”存在的明末至晚清的观念体系，用“了解之同情”的心态理解前人，以平衡西方历史话语无处不在的影响。
五
这套书在学术上的最大创获，在于避开对欧洲文明的“化约主义”处理，把欧洲众多的社会和文化视作一个具有同质性的“文明体”，通过考察这一“文明体”的各个方面，就其内涵和性质做出新界定。侯建新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倾向于把“欧洲文明”视为一种“次生型文明”，认为它与希腊罗马文明有联系，但更有不同，而且在根本上是一种不同质的新文明。欧洲文明有其自身的起源、成长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它能够成为一种同质的“文明体”，关键在于构成这一文明的各社会和文化，大致能够认同、分享和遵从同一套“文明的元规则”。也正是这一套“元规则”，从根本上解答了“何为欧洲文明”这一核心问题。
在晚清以降的中国，不断有人思考“何为欧洲文明”，从严复的“平等”、“尚贤”、“隆民”、“以公治天下”之说，到五四时期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并举，都代表着这种思考脉络中的某些重要节点。侯建新教授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把个体力量的增长和个体权利的发展视为“欧洲文明产生的原点”，把基于“自然权利”的“权利话语体系”看作培育“欧洲文明元规则”的土壤，进而把这套“元规则”的问世当作欧洲文明形成的标志。这套“文明元规则”主要由“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构成，以保护社会中脆弱个体的权利和安全为旨趣，而欧洲文明的种种体制、制度和习惯，都以此为中轴建构和运行。采取这样的方式来界定欧洲文明的同质性、整体性和基本特征，显然不同于以往关于欧洲文明特性的各种思考模式，从一个新角度揭示欧洲文明的实质性内核。从“文明元规则”的命题出发，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沟通和借鉴，首先须认识异质文明的根基和特性；对于当今这个冲突不断、动荡不宁的世界来说，这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