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罗米 编辑覃柳笛
2026年8月23日，广州艺术博物院，“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的宣传海报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定岭南后设立广信县，“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命名，为这片土地埋下了开放包容的基因。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东吴将岭南的大片区域一分为二，北部沿用旧首府广信的“广”字，得名广州。
汉代，广州已是重要的外贸港口。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安定的岭南更是在中原板荡之际完成了关键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接下来的1000多年，除了宋末至元代的短暂时间内，第一大港的桂冠落入泉州之手，广州一直稳居中国第一大港，直至鸦片战争。毫无疑问，广州之“广”，纵贯千载光阴，横越万里重洋。
近日，广州艺术博物院推出“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以2000多年城史为经纬，梳理这座岭南重镇从建城到得名的历史脉络，呈现其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生长的城市肌理。
在青铜的冷光、瓷釉的温润、墨迹的苍劲里，观众得以触摸到广州从岭南一隅到天下商都的心跳，感受这座城市如何拼尽全力，在来来往往的汇纳与播扬之间，一次又一次把“广”字拓展出新的内涵。
为中国汇纳世界
广州究竟从何时开始汇纳来自世界的宝藏，如今已很难锁定确切年代。
梳理考古发现可见，早在南越国时期，这里就有了来自海外的象牙、乳香，以及采用波斯传统锤揲工艺制作的凸瓣纹银盒、运用两河流域焊珠工艺制作的金花泡。它们正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广州（当时称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的物证。
不止南越王室，中原贵胄们的生活也因为这些异域奇珍而倍添奢华。2000多年间，海外珍宝源源不断在广州汇集，再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个流转过程早已成了惯例。
当然，广州之所以能成就其“广”，在于它从不甘心只做舶来品的中转站，更要做文明的大熔炉。来自域外的材料、技术、审美与思想，都在这里落地、熔炼、升华、再造，再从这里传扬四海，让八方受惠。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广州的工匠们总有机会率先接触到海外象牙、犀角、名贵硬木等原材料，为了不辜负材料，他们练就出一套极尽繁复、层层推敲、细入毫厘的独门技艺，象牙雕刻的“鬼工球”便是广州精工的极致代表。这是一种用整块象牙雕刻出的层层嵌套的同心球，最多可达数十层，每一层都镂空雕刻细密纹样，且能各自独立转动，堪称鬼斧神工。
鬼工球采用的关键“镟床”技术本源于欧洲，广州工匠们对其进行改造创新，才造就这样的工艺奇观。这门从广州生长出来的镂空套雕技艺并没有止步于珠江之畔。它随广州牙匠北上入宫，将“繁复热闹、不留空白”的审美带入了皇家牙雕体系，使广作牙雕一度成为清宫牙雕主流，各地牙雕的技术与格调也由此一变。
广作硬木家具也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广州工匠被清廷征召至内务府造办处的“广木作”，从此，大料整挖、深峻浮雕以及中西融合的装饰技法便被带入宫廷，并依托皇家的示范效应向外扩散，清代硬木家具的审美风尚也因此被重塑。
如果说吸纳、改造并提升外来技术，是广州练就的绝世武功，广钟与广珐琅可称为最亮眼的“招式”。
西洋机械钟表最初是被外国使节进献给朝廷的贡品，到了乾隆年间，西洋钟表进口数量剧增，广州工匠得以近距离接触实物、拆解机件、摸索内部的机械原理，逐渐吃透制钟门道。
宫廷与市场的巨大需求，倒逼匠人反复试做、改良工艺。他们从单纯模仿西洋原物起步，逐步加入转花、水法、自动变字等巧思，最终制成风格独树一帜的广钟。广钟不仅送入京城供奉皇家，更以远低于西洋钟的价格和更贴合中国人审美的设计，在国内市场站稳了脚跟，甚至不少来华的欧洲商人也采购带回本土作为礼品。
2026年9月12日， 广州艺术博物院，“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出的铜镀金珐琅瓶变字转花开花钟（罗米/摄）
广珐琅则更完成了一场精彩的反向输出。
它全名为铜胎画珐琅，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兰德斯地区（比利时北部及法国北部、荷兰西南小片区域），17世纪法国成为这项工艺的佼佼者。康熙年间，画珐琅开始传入我国。皇帝对这种色彩明丽的工艺品很是喜爱，于是从广州召集珐琅工匠在宫里试烧。这些工匠悉心研究数年，不仅全面掌握了烧制技术，而且连釉料也做到了本土开发，不必再依赖进口。
工匠们还在画法上吸纳了西方油画明暗、透视原理，又创新调配新色，并采用锤揲法制成了锤胎珐琅，技术臻至完美。粤海关开始承办珐琅制造，民间也随之兴起了热潮，“广珐琅”由此开始成名。很快，广珐琅大量外销欧洲，凭借质优价廉的优势，在欧洲贵族圈层广受追捧。
广州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吞吐能力和自信气派：世界的，来了便是自己的；自己的，转身又成了世界的。
向世界播扬中国
广州向世界输出的从不只是商品，更是中国的面貌与气派。这从来不是刻意的文化宣传，而是贸易催生的自然馈赠。
广彩瓷、广绣、广扇、家具是这种输出的大宗载体，堪称一幅内容丰赡、包罗万象，又恰好便于欧洲人日常观看与触摸的“中国画卷”。它们呈现的中国图景和中国趣味，让西方看见了一个更贴近真实的中国，当他们想象和倾慕东方之时，便有了更加真切的依据，而这种想象和倾慕，最终促成了18世纪横扫欧洲的“中国风”。
2026年9月12日， 广州艺术博物院，“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出的19世纪，专为欧洲市场生产的披肩
除了按照外商需求定制的欧洲纹章与西洋人物风景，这些物件上更多描绘着中国传统山水庭院、亭台楼阁、人物故事、仕女婴戏，还有充满东方情调的戏文桥段和文学典故，以及凤穿牡丹、祥云瑞兽、花卉吉纹等传统图案。这些元素汇集在一起，为欧洲人营造出一个属于中国的梦幻图景。尽管他们未必读得懂其中的典故，但那种东方韵味本身，就足以塑造出关于中国的浪漫想象。
还有更加真实、具体、细腻的通草画，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图像档案”。通草画因绘于通脱木茎髓切成的半透明薄片上而得名，画师们学习西洋素描、水彩技法之后，专门为外商创作这种独一无二的“东方手绘纪念品”。
通草画客户为外商，内容也贴合海外需求，多描绘十三行洋楼商馆、壮阔的珠江水岸、街头市井的百态劳作、中式花鸟景物等等，还有外国人很难亲身得见的中国人的内室闺房场景。通草画常常成套售卖，有些系列呈现捞鱼、剃头、卖花、打铁等不同行当，还有成套表现茶叶种植、瓷器制作全过程的画作。当这些画作被装饰在欧洲人家里，即便一辈子从未踏足中国的欧洲人，也能借此对广州、对中国形成具象认知。
时至今日，英国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依旧珍藏着大量的通草画遗存，它们正是当年中国文化风靡欧洲的见证和记录。
当年的欧洲百姓，即便无法拥有任何一件真正来自广州的物品，也能借由一种源自广州的生活方式——饮茶，与这座遥远的东方港城产生日常联结。17世纪，荷兰商人从广州把中国茶运往欧洲，开启了这片大陆与茶的相知。但真正让欧洲人着迷的，不只是那一缕茶香，更是饮茶所承载的日常仪式。
循着这份喜好，欧洲人发展出了他们的“下午茶”文化，只是其内涵早已与中国饮茶传统相去甚远。
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遥远西方留下精彩印记的，还有广州本土的创作者。最具代表性的画师林呱，他一生从未踏足西方，油画作品却数次入选欧洲顶级艺术殿堂——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览，并被称为“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劳伦斯是当时英国炙手可热的肖像大师、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用西方人最熟悉的画法，与西方人同场争辉、惊艳西方，广州自古便有这等自信与气派。
不过，作为天下货物最重要的出海口，广州有时也不得不承受“为他人作嫁衣”的委屈。在当年并无现代意义上版权保护的环境下，广州生产的物品一经登船出海，常常被悄然改换籍贯，成就了别处的声名。
例如，广州外销的黑漆家具也曾被误以为是欧洲原产，其原因就在于广州工匠对欧洲风情的模仿太过逼真。彼时世界广阔、海外订单源源不断，勤勉宽厚的广州匠人，并没有多余精力去一一争辩，为自己的作品争回应有的名号。
有趣的是，也有一些名头是误打误撞落到广州身上。譬如广珐琅，当它在欧洲广受追捧时，欧洲人渐渐淡忘了这项工艺原本的欧洲源头，反倒将其称作“华彩”，被视作最具中国气质的器物之一。
面对这份意外得来的名声，广东工匠大抵只是淡然一笑，为手中精湛的技艺暗自欣慰，转头继续钻研新的风尚与工艺。
文火与烈火
今日广州，已将“一口通商”时期的举国重负、万商朝贡的喧嚣交还给了历史，但有一些痕迹却沉淀下来，成了世界共同的记忆。
其中最鲜活的遗存，便是语言。
十三行催生了独属于口岸贸易的皮钦英语，这是不同母语人群为交易沟通临时形成的混合语言。商贸往来之中，语法、辞藻雅致都退居其次，简洁好用才是第一要义。中外商人在这里互相磨合：借用英语词汇，套用粤语表达逻辑。这套粗糙却高效的临时语言，随商船传回欧洲，如今部分表达甚至被收入英文词典。今天广州人早已不再使用这套商贸土英语，但世界留住了这段口岸往事。
除此之外，大量粤语词汇也顺着海上贸易航道，汇入英语体系。点心、云吞、叉烧、虾饺、炒面、河粉，丰富的粤式饮食，向外输出了一长串美食词汇；大班、叩头这类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词语，也被英语吸纳记录了下来。而在所有源自粤语的英文词汇里，最有中国辨识度、流传最广的符号，大概非“功夫”莫属。
潮水会退，商船会走，港口会归于平静。但词语一旦进入另一种语言的血脉，便再也无法剥离。广州把它的日常，变成了世界的词汇。
器物、词语向外流播的背后，是广州2000余年日复一日的沉淀。岁月恰似一锅广式靓汤，文火慢炖，滋味愈见醇厚浓郁。这种慢工出细活的精神，与广州的手工技艺一脉相承——牙雕要一层层往里镂，广彩要一笔笔往上描，广钟要一个个零件往里装，急不得，也省不得。
但有趣的是，这座城市骨子里还始终涌动着一股难以压制的激昂“火气”。近代中国风云激荡，广州正是时代风暴的中心，也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搜集西书、译介西报，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三元里抗英，开启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斗争的篇章；这里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最重要的基地，黄花岗起义、护法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三大召开、黄埔军校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北伐誓师……国民革命浪潮中，广州是全国革命的心脏。一部广州近代史，浓缩了中西碰撞、屈辱抗争、思想觉醒、救亡图存的宏大主题。
2026年9月12日， 广州艺术博物院，“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出的广州起义军标识——红布带（罗米/摄）
这种勇猛的火气同样展现在艺术作品里。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便是典型代表。他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武昌起义后担任广东东路新军总司令，后又参加中华革命党，投身讨袁与护法运动。
本次展览展出高剑父作品《东战场的烈焰》，画面上满是炸毁的建筑、倾倒的电线杆、尚未熄灭的火焰、漫天赭红的烟灰，这是中国画史上从未见过的“战场废墟”。自此，岭南画派便沿着这一方向，将战争惨烈的景象直白绘于纸上。它完全跳出传统国画典雅含蓄的审美，和粤菜文火慢炖的温润截然不同。
这股剑拔弩张、近乎粗野的力量，恰恰构成广州城市性格里，坚硬、生猛又热烈滚烫的另一面。
（作者系西安培华学院教师、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