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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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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历史为什么选择毛泽东”的权威主题力作

——罗平汉教授以三章18万余字,依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权威文献,说明毛泽东是全党反复比较后选择的杰出领袖。

一部跳出一般长征叙事、聚焦“领导集体形成与党的政治成熟”的差异化党史专著

——它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党中央不成熟的内外因,展现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一部兼具学术深度、文献严谨与阅读温度的通俗理论读物

——它史论结合、语言生动,适合党史研究者、党员干部和感兴趣的读者,是学习党史、领悟思想、锤炼党性的优质辅助读物。

    


《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罗平汉  著

定价:7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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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一部理论阐释从容不迫、叙事具有现场感、

文字流畅耐读的党史学习读物


01
内容简介


本书是权威党史专家罗平汉教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撰写的一部通俗理论读物,全书围绕长征路上如何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展开。本书以“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历史为何选择毛泽东”为架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事业发展需要杰出领袖引领的经典论述切入,依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权威文献,系统阐释了在长征中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逻辑。


02
作者简介


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相关著作多次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等。著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1938,关键一年》《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回看毛泽东》《江山大势——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等。


03
专家推荐


刘金田(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主任、研究员):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罗平汉教授撰写出新作《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这是一部理论阐释从容不迫、叙事具有较强的现场感、文字流畅耐读的力作。


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本书阐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来领导与保证,寓理于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王为松(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书很好地契合了这两大主题,既坚持学术严谨性,又注重大众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党史学习通俗读物。


04
本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一、中国革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

二、“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陈独秀

三、“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瞿秋白

四、“有许多书呆子习气”的李立三

五、“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的王明

六、“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之因

第二章  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教条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二、“党和红军面临绝境”

三、事关生死存亡的转兵提议

四、“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五、“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

第三章  历史为何选择毛泽东

一、顺应中国革命大势

二、从战争学习战争

三、“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四、在“不公道”中磨炼成熟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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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35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随军长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从川西北出发,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9月上旬,陈云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他向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认为长征(报告中称西征)能够取得胜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二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三是“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可以归纳总结出诸多的原因,但党走向成熟,特别是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领袖的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还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列宁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和领袖集体的重要性。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还处于幼年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正因为如此,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曾将革命多次引向高潮,但也曾遭受过挫折,甚至像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样严重的损失。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还没有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尤其是还未能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尽管此后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再未遭遇全局性的重大失误。究其根本,就在于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党中央。


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自然离不开有能力的、有威望的领袖,而“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邓小平说:“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毫无疑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的关键节点。


历史的演进往往难以预先设计。中央红军的长征,原本是一场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中央苏区已无红军立足之地,只能被迫突围,另寻新的生存空间。而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又与当时中共中央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在政治和军事上犯下一系列严重错误密切相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加上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尤其是湘江战役),几乎将中央红军置于绝境,可谓生死攸关。然而,坏事也可能转化为好事。正是这一连串被动局面的出现,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巨大牺牲,彻底撕下了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使全党认清了其危害本质,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再也难以为继,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在反复比较和多次“试错”之后,终于选择了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人。


1961年7月1日,作为遵义会议亲历者的朱德,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组诗,其中《遵义会议》一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并非源于中央领导层的大换班——中央政治局成员仍是原班人马,关键在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事实上的主要领导人。正是这一领导核心的确立,使党和红军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尽管长征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的,长征之初也曾遭遇过湘江战役这样的严重挫折,但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关键在于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集体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崇高威望,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大势,校准中国革命的正确航向,制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从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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