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长征的关键转折点

九十年风雨沧桑，九十年岁月峥嵘。从遵义会议拨正航向，到大渡河畔铁索生辉；从榜罗镇选定征程，到三军会师尽开笑颜——长征途中的一个个关键节点，串联起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远征，重温那些扭转乾坤的瞬间，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更是对红色基因的永续传承，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从1934年12月1日红军渡过湘江，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内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次重要会议，层层纠偏、步步铺垫，彻底扭转了湘江战役后红军被动迷茫的行军局面，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其中，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是关键的前置转折点。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否决了博古、李德坚持向敌军重兵集结的湘西进军的错误方案，果断作出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

黎平会议落幕仅两日，1934年12月20日（一说12月下旬），便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黄平橘林对话。据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回忆：1934年12月20日这天，军委纵队行军至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镇。张闻天和王稼祥因伤病都在担架上，到一个橘子园里时从担架上下来休息，二人忧心忡忡地交谈：湘江惨败的教训，暴露了原有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黎平会议虽校正了行军方向，但军事指挥权仍未调整，若沿用旧的指挥模式，红军依旧面临覆灭危机，不能再这样没有目标、被动受制地行军作战下去了。行军打仗还是毛泽东贴合实际、深谙战法，二人一致主张，请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扭转红军危局。

王稼祥在当天晚上先将二人想法告知其他同志，消息迅速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传开。全军将士历经湘江血战的重创、目睹被动行军的危机，纷纷达成共识、一致拥护，迫切提议召开中央专题会议，彻底调整军事领导、改组指挥体系。

因为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不可能再请示。正是中断了这种联系，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当年，遵义会议的会场就设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宅子里，出席会议者的座次也很随意，除了主持会议的博古固定坐在长条桌子的中间位置外，其他人基本没有固定的座位。会议开了三天，每天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由于战事紧张频繁，军团领导需要指挥战斗，有的中途离开，有的很晚才赶到。王稼祥身负重伤，会议特地为他准备了藤躺椅；聂荣臻脚伤未愈，带伤出席会议。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 发

中央红军自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每遇江河阻拦，蒋介石必部署重兵堵截。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团先期抵达并占领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这里地势险要，河水沿着高处的石壁奔泻而下，附近没有合适的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因此，能否渡过大渡河，就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又一关键之役。

可惜，红军在安顺场只搞到了一条船。

于是，由17人组成了渡河突击队。这17名勇士跃上唯一的渡船，冒着对岸敌军的枪弹，向对岸驶去……岸上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他们。刘伯承、聂荣臻甚至走出了工事，注视着渡船的行踪。就这样，这17名勇士终于登上了对岸，且无一人伤亡。接着，又在河对岸缴获了2条船。渡河如果只靠这3条船，全军要一个多月才能渡完。26日，杨得志的红一团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渡河完毕，这时追敌薛岳部已经逼近西昌以北的礼州，全军集中从安顺场渡河已经不可能。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当即决定，将部队分编为右路纵队和左路纵队，两路纵队沿河夹岸突进而上，火速抢占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队随后随左纵队从泸定桥跨越大渡河。

泸定桥的13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的多少希望！

夺桥任务由左路纵队的先头团——红4团具体执行。他们在西岸昼夜奔袭240里，于5月29日凌晨到达泸定桥西桥头，随后22名勇士攀铁索夺桥。右路纵队在东岸的策应，有效牵制了敌军，为夺桥成功提供了保障。最终勇士们成功夺取桥头，为我主力部队打开了北上通道。

在《长征组歌》中，有几句令人震撼的歌词描述了左路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历史在这里浓缩、凝结。“安顺场十七勇士”“泸定桥二十二勇士”，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向对岸的炮火。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些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90年后的今天，在安顺场，依然保存着当年红军指挥员开会时的建筑，大渡河纪念馆内还保存着那条渡船。在红军渡河处竖起一块巨石，上面刻有曾指挥强渡大渡河战役的杨得志将军题写的“红军渡”三字。站在今日的泸定桥上，脚下是奔腾的河水，游人小心翼翼踩着桥板，越向中间走，桥面晃得越厉害。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成功使安顺场和泸定桥声名远扬。此后凡是途经大渡河附近的人，都不免要问一问：安顺场在哪儿？铁索桥在哪儿？如今这两个地方已成为红色旅游纪念地。90年岁月流逝，光阴荏苒，仍未冲淡后人对当年那些英雄的敬仰与怀念。

这是描绘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油画。  新华社 发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召开了俄界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的落脚点和发展方向是继续向北，在接近苏蒙边境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将北上的红军改称“陕甘支队”。随后，陕甘支队一举突破了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到达了岷县小镇（今属甘肃宕昌县）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作了简短休整。

《杨尚昆回忆录》有如下描述：“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过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在‘围剿’。聂总（指聂荣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

这就等于国民党为共产党传递了一个情报。毛泽东看报后幽默地说：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就这样，哈达铺这个小镇无意之中解决了红军前进的方向。

1935年9月27日，陕甘支队突破渭河封锁线，抵达了通渭县的榜罗镇。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到达榜罗镇后，当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变了半个月前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蒙边境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选择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9月28日清晨，召开了有上千人的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开会时间定得这么早，是为了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袭扰。因为敌人的飞机往往在上午9点以后才来。

尽管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天也还没有完全亮，但在榜罗镇小学门前操场上仍挤满了人。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号召红军将士：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离开榜罗镇之后，陕甘支队进驻通渭县城。10月1日晚上，部队在县城广场上举行文娱晚会和大会餐，各大队带着会餐的饭菜到临时搭建的舞台前集合，纵队负责人讲话强调，长征到了最后关头，坚持到“家”就是胜利。领导讲完话后开始会餐，每桌6人，让大家吃个痛快。文艺节目是战士们自编自演的歌舞、戏剧等。像这种欢悦的气氛，在长征途中是极为罕见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中央红军落脚陕北。

榜罗镇会议旧址内景   新华社 发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刘志丹等大批负责人在“肃反”中被逮捕、关押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听取了相关汇报。一致认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在张闻天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周恩来接见了被释放的同志。

不久后的一天，刘志丹见到毛泽东，他激动地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也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正是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毛泽东曾称赞，陕北也救了革命。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000人。11月份的陕北马上就要进入冬季，此时的中央红军衣衫褴褛，生存面临极大的困境。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想到了前几天刚见面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向其写信求助。徐海东见信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之中，他责怪自己，怎么没有早点想到中央红军的这些困难！他令属下立刻去查“家底儿”，将手中仅有的7000块大洋留下2000块，其余5000块送给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一些武器、被服等。徐海东的这一举动，令毛泽东等人深受感动……和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几乎把全军团都交给了毛泽东去指挥。

抵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在吴起镇合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各路红军的会师也有多次。比如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雪山下的达维会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而各路红军最后的大会师是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宁夏的将台堡分两次完成。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以会宁会师为最重要标志。

据长征回忆录有关文章记载：10月9日这天拂晓，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部队的首长们便早早起床，准备赶往会宁县城。因为大家知道，今天就要去那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午，队伍行进至会宁城下。两军相见，握手，拥抱，就如同多年没见面的亲兄弟，其场面感人至深。

1936年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胜利会师的红军指战员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会宁城里处处喜气洋洋。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红四方面军于当天傍晚，在县城文庙大成殿（后改为会师纪念馆）举行了隆重的联欢大会。殿内是领导与部分代表，殿外广场上还有大批指战员参加。红军宣传队演出了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掌声、笑声、欢呼声在会宁上空经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