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我们已经对自由社会的蓝图进行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即“权力有边界、法治有根基、民主有机制、市场有活力、心灵有自由”。但最难的不是设计蓝图，而是跨越从蓝图到现实的鸿沟。这个鸿沟不在技术层面，不在资源层面，而在观念层面。本章，也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章，我们重点去讨论下自由社会如何从理想变为现实。
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习惯于将“现状”等同于“必然”。
大多数人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长大，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它的全部假设，失去了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就像一个从小被锁链束缚的人，他不仅不会挣扎，甚至会为锁链辩护——“没有锁链我会摔倒的。”
这种心理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出现。在奴隶制时代，很多人——包括一些奴隶自己——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妇女没有选举权的时代，很多人——包括一些妇女自己——认为妇女参政是“违反自然”的。但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理所当然”最终都被证明是偏见。奴隶制被废除了，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旧秩序捍卫者的激烈抵抗，但历史的潮流终究不可阻挡。
在当下，同样的思维定式依然存在。很多人习惯了户籍制度，认为“没有户口怎么行”；习惯了高考制度，认为“不通过考试怎么选拔人才”；习惯了限购限贷，认为“不限制房价不是要翻天”——他们忘了，这些制度不过存在了短短几十年，在此之前的人没有这些限制照样生活。
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现状，完全丧失了想象力，根本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当你从小生活在一个“管控即秩序”的社会中，你会把高考当成“最公平”的选拔方式，把户籍当成“必要”的管理工具，你从未见过另一种世界，所以你想象不出另一种世界。观念的牢笼比铁窗更难突破，因为它不在外面，而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所以，自由社会建设的第一步，不是改革制度，不是更换权力，而是恢复想象力。让更多人看到，自由社会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历史反复验证的最优制度安排；自由不是理想主义的幻想，而是基于因果定律的理性选择；自由不是某个阶层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权利。
观念之外，另一个拦路虎是既得利益。
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改革会威胁到精英阶层的利益时，他们宁可让整个社会停滞，也不愿意放弃手中的特权。这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恰恰因为他们理性——在汲取性制度下，这些个体的最优选择往往是维护既有秩序，即使这个秩序对整个社会有害。
为什么很多显而易见的错误无法得到纠正？因为纠正错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首先会给既得利益者带来失势的风险。高考制度的弊端人尽皆知，但改革如此艰难——因为这套制度养活了太多环节的利益；户籍制度的低效早有共识，但取消它如此缓慢——因为户籍背后捆绑着城市的既得福利。
而既得利益最狡猾的形态，是把自己伪装成“公共利益”。管制总是以“保护”的面目出现，保护消费者、保护农民、保护中小企业、保护国家安全。但扒开来看，很多“保护”的本质，是保护既得利益者免于竞争。真正的保护是让人变强，虚假的保护是让人离不开。
但历史也反复证明，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从长远看是失败的。那些试图通过垄断和管制来“锁定优势”的精英，最终会发现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在停滞的经济中不断缩水；而那些拥抱自由竞争的社会，虽然精英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但整个社会的蛋糕越做越大，即使份额变小，绝对值依然在增长。开放系统击败封闭系统，这是复杂世界的元规律。
自由社会如何建设？我的答案很明确，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演化过程，而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工程。
自上而下的改革，即由一个英明的领袖或一个进步的组织来推动，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因为任何掌权者都会面临“谁来改革改革者”的困境。即使改革者有最好的出发点，当他们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时，人性的弱点也会让他们偏离初心。等一个开明强人，如同等一个奇迹——奇迹偶有发生，但制度不能建立在奇迹之上。
更可行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演化，即从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沟通开始，从每一家企业的自由管理开始，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思考开始。当足够多的个体习惯了自由的状态，社会的整体氛围就会改变。当每个小环境都变得更自由时，大环境的改变就会水到渠成。
具体来说，自由社会的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其一，学术界的先行探索。
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率先践行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学者是社会的思想先行者——如果他们都不敢自由思考，整个社会就更不可能自由思考。
其二，企业界的微观实践。
企业是最贴近大多数人的治理单元。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践行自由的组织模式，给予员工尊重、信任和自由裁量权，那么自由的文化就会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我研究过很多卓越企业，例如践行“人单合一”的海尔、善待员工的胖东来、推崇阿米巴的京瓷，它们的意义远超商业本身，它们是数以百万计员工的“自由学校”：一个人在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过，他就永远知道了被信任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会跟着他回家，影响他怎么当父亲、怎么当公民。
其三，媒体与公众讨论的启蒙。
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你能否自由选择职业，能否自由选择住处，能否自由表达意见，能否自由教育子女。当人们意识到不自由的具体代价时，他们对自由的认同就会从抽象价值转变为切身需求。
其四，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
当人们习惯了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自主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无论是社区事务、环保行动还是教育互助，他们对自治的信心就会增强。而自治的信心，是自由社会的心理地基。
我特别想对读者强调，我们不必等到整个社会都实现了自由，才去享受自由。
在家庭中，你可以做一个民主的家长，而不是一个专制的统治者，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尊重孩子的天赋，不用自己的期待绑架孩子的人生。在工作中，你可以选择一个尊重员工的雇主，或者自己成为一个尊重员工的管理者，把控制换成信任，把命令换成协商。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选择不被金钱、面子、地位所绑架，过一种更真实、更自在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每一个微观自由的实践，都是一颗种子。当足够多的种子发芽，整个社会的生态就会改变。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这也是自由主张与激进变革的根本区别。自由不要求推翻什么，只要求归还什么；不要求牺牲谁，只要求停止侵犯谁；不要求一个完美的起点，只要求从脚下开始。自由是长出来的，不是赐予的。每一棵树的生长都源于一颗种子，我们所种下的每一颗自由的种子，都将在未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们无需过度乐观，也无需过度悲观。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它有进步，也有倒退；有高潮，也有低谷。
但从长周期来看，人类自由的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从废除奴隶制到妇女获得选举权，每一次突破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斗争，但每一次突破之后，自由的范围就永久地扩大了一寸。退潮可能发生，但潮水的方向是向前。
中国自身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个规律。几十年前，谁会想到民营经济能占到经济总量的大半壁江山？谁会想到互联网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信息流通与社会交往？这些进步的本质，都是自由范围的扩大——经济自由的扩大、信息自由的扩大、创业自由的扩大。
所以，保持耐心，保持信心，保持行动。自由社会的实现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一场跨越数代人的接力。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推进自由——哪怕只是多了一寸，也是了不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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