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一个科学社会的根基在于，尽可能多地还自由给大众。而要做到这一点，核心就在于政府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治理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很多社会，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压力，根源其实都是因为执政者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该去做的却严重缺位。例如，管了不该管的行业、批了不该批的事项、守着不该守的门槛；而在应该真正投入的法治、产权保护与公共服务方面常常投入不足。治理的错位，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在本章，我们重点去讨论一下“权力的边界”，其是自由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提供公共品：法治、国防、外交、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这些是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或者说市场提供会存在“失灵”的领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政府的职责概括为三项：国防、司法和公共工程。这个定义放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一个试图什么都管的政府，最终什么都管不好，因为它不可能拥有管理所有事务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哈耶克的“知识分散定律”在这里同样发挥作用，政府官员不可能比企业家更了解企业经营，不可能比农民更了解农业生产，不可能比教师更了解教学方式。
除此之外的领域，政府应当尽可能退出，交还给市场和公民社会。因为政府介入的领域越多，不仅效率越低，还会产生大量的寻租空间和腐败机会。更重要的是，政府每多管一件事，公民就少一分自由。权力与自由是零和的，权力扩一寸，自由就退一寸。
我在长期研究商业案例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同构：优秀的企业家都在做减法，平庸的企业家都在做加法。乔布斯回归苹果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几十条产品线砍到四条；稻盛和夫接手破产的日航，第一刀也是砍掉冗余的业务。组织的进化史，就是一部聚焦史。而那些什么都做的企业，最后什么都做不精，它们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消化不良。在政府公共治理领域，亦是如此。
我们看一下，哪些是政府不应做，但经常做的事情。
第一，政府不应限制公民的经济自由。
创业、择业、投资、贸易，这些是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政府可以通过法治来规范市场秩序，但不应该通过审批制、准入限制、资质壁垒来人为限制市场参与。每一次准入限制，都意味着一些有能力的人被挡在门外，一些已经进去的人获得了垄断利润。这就是“一旦在什么领域限制自由，这些领域就一定会产生特权与寻租”。
第二，政府不应限制公民的教育自由。
谁来办学、怎么办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些应该由教育者和家长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统一规定。当前高考牵引的应试教育成为压在很多家庭头上的一座大山，其背后的核心根源就是教育的市场化程度不足。
第三，政府不应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
一个人应该有权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户籍、限购这些政策本意或许是“调控”，实际效果却是将大量人才锁死在不匹配的区位，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最优配置。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旦人们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也就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这是对地方政府最有效的约束机制之一。
第四，政府不应限制公民的信息自由。
信息的自由流动是社会理性决策的基础。一个社会的信息流动越充分，决策的理性程度就越高，谣言的生存空间就越小，权力的滥用就越难隐藏。信息自由的敌人不是“假新闻”，而是信息垄断，当信息被少数机构垄断，公众便失去了辨别真伪的基础能力。
这四条“不应”，对应的正是后面法治、市场、社会自治应当接管的领域。政府的退出不是放弃治理，而是换一种更高级的治理——从不直接管，变成定规则、护底线、当裁判。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不是一句道德说教，而是对人类历史的精确总结。
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会有将公权私用的冲动，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而是因为他们是正常的人。人性的弱点不因职位高低而消失。一个普通职员可能贪小便宜，一个高管可能贪大钱，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可能贪整个国家——差别只在权力大小，不在人性善恶。
所以，约束权力不能依靠个人道德，而要依靠制度设计。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权力制衡——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立与互相监督；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公民社会的独立运作。这些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
美国建国先贤们对这个道理理解得极为深刻。他们在设计宪法时，不信任任何个人，包括那些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总统和议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正因为人不是天使，政府也不是天使，才需要对权力进行制衡。
他们设计的分权制衡体系包括：联邦与州的纵向分权，行政、立法、司法的横向分立，以及宪法对各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这种设计的代价是决策效率较低，当不同权力机构互相掣肘时，法案难产、预算僵持、政策反复。但这种“低效”恰恰是它的优势，通过充分的辩论和制衡，可以过滤掉很多错误的政策。专制制度下决策确实快，但错误的决策也会被很快地执行，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大跃进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都是“高效决策”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典型案例。民主的“低效”是用时间换纠错，专制的“高效”是用速度换深渊。
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历史演化进程来看，历史发展拥有巨大的偶然性。如果历史上某一个偶然因素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历史走向的变化。而这些偶然性因素导致的最重要的结果，便是对“权力结构”均衡性的影响。权力结构的均衡性，进而决定了社会治理制度的选择，而社会治理制度决定了经济与社会的走向。
秦汉之际是一个经典案例。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突然离世，诱发了扶苏自杀、胡亥称帝、赵高专权、李斯被害，秦朝的权力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皇帝昏聩、宦官弄权、功臣被戮、民力耗尽，最终引发大规模起义，帝国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功臣集团在诸吕之乱中选择了被他们低估的代王刘恒继位，也就是汉文帝。文帝即位后展现了极高的智慧：他厚赏功臣而不夺其实权，安抚宗室而不姑息作乱，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新恢复了皇室与功臣集团之间权力结构的平衡，才得以开创文景之治。同样一批功臣、同样的地缘格局，权力结构一失衡就天下大乱，一均衡就天下大治。
近现代的例子同样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数十年的繁荣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构建了以多党制、议会制与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权力均衡结构。美国建国先贤经过大量辩论与妥协，主要围绕权力结构的平衡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才保证了美国两百余年的基业长青。
当权力结构失衡时，无论是一股权力独大，还是权力太过分散、互不妥协，社会必定陷入专制或动荡。如果权力结构相对均衡，各方力量既避免了兵戈相向，又能相互协商，社会往往会出现较为开明与和平的状态。
所以，观察一个社会的走向，不必听它说什么，只需看它的权力结构：是走向更均衡，还是走向更集中？均衡的道路通向繁荣，集中的道路通向灾难——这是被无数历史案例验证的规律。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因为权力的天然趋势是扩张，而不是收缩。任何一个政府，一旦尝到了“管”的甜头，就会忍不住管得更多。每多管一件事，就多了一项权力，多了一批审批岗位，多了一笔寻租收入——这对掌权者是一种“正反馈”。
但这个正反馈对整个社会是“负反馈”，政府管得越多，市场活力越弱，创新越少，税基越窄，最终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下降。这就是“越控制越失控”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历史上最成功的治理，几乎都是“做减法”而非“做加法”。文景之治的核心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减税、减役、减少干预。贞观之治的核心是“简政放权、虚心纳谏”——减少冗官冗员，开放言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也是“放”——放权让利，放开价格，放开市场准入，放开个体经营。这些盛世之所以成为盛世，不是因为政府做了很多事，而是因为政府少做了很多事。不是“有为”创造了繁荣，而是“无为”释放了社会中原本就存在的活力。
老子早就把道理说尽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追求知识是不断增加的过程，但追求智慧是不断减少的过程。减少再减少，直到“无为”的境界——而“无为”反而能达到“无不为”的效果。
权力边界的终极智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最好的治理，是让人民感觉不到治理的存在；最好的政府，是做了很多但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政府；最好的权力，是把自己约束在最小范围内的权力。当政府学会了“有所不为”，社会自然就会展现出“无所不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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