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我在“前花城”的日子 | 《花城》202605 · 散文随笔

我在“前花城”的日子

黄子平

《花城》2026年第5期

那天团部报道组的小曹来六连找我，递给我一张《兵团战士报》，说是我有一首诗发表了。我愕然，我哪有写诗投稿给报纸呀？小曹说：你们国庆出墙报，我经过六连的时候看见了，觉得有一首诗写得不错，就抄下来寄给了报社，果然登了出来。小曹的笑容有点尬，说是以为女诗人的诗命中率比较高，就署了一个很女性化的笔名。这样，我的第一首变成铅字的作品，署的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女性名字。

我对小曹的这番操作没有意见，反而很感激他，因为他帮我发现：我这些分行排列的东西，不光可以出墙报，居然还可以向报纸副刊投稿。

其实我哪里读过几首新诗？探亲经过广州时，我在北京路新华书店买到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李瑛的《红花满山》，就模仿他们的风格写。（后来我才知道李瑛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学长，难怪他的诗风跟主流的民歌体不太一样）这一年广东省的文艺刊物《广东文艺》（即《作品》）复刊了。我投给他们的几首诗全都发表了。（多年以后，钱理群的博士生王家平做“文革”诗歌研究，资料收集很全，把我这几首惨不忍睹的破诗也找出来了，老钱特别得意，当然更惨的几首王家平没找到）

1975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决定出一套“知青文艺丛书”，把我从五指山下的山沟沟里借调到广州，帮忙编其中的诗歌集。很久以后我才知晓其历史背景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①，而且广州的文化人动作真的很快。

社里安排我住在秀丽二路（上九路）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我每天一大早坐巴士到大沙头四马路的出版社翻工，从西关到东山，再从东山到西关，每日往返，饱览了70年代中期大革命疲态已露、静候繁华复苏的广州街景。我这个“大乡里”在南方大都市里懵懵懂懂，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罗沙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打给一位作者，和作者约时间来社里谈稿子。我们在农场的电话机还是战争年代的手摇式，打到团部的总机，总机妹子在机房里拔销子、插销子，接通电话。我盯着那个转盘电话发愣了半天，请教罗沙，才晓得如何拨号。还有一次，兵团的小说家鲁庆彪（笔名伊始，因他插队在兵团一师）来找我，要请我吃饭，好久没开荤，我便在街边的烧腊铺斩了一碟叉烧，拐进一家饭馆，准备再叫一两个菜。那饭馆布置清雅，竹椅竹凳竹台，但周遭的老头老太太全都对我俩侧目而视。庆彪兄说：不妙，包好叉烧赶紧撤。出门回头看匾——菜根香！原来是一家素菜馆。还有一次，农场带来的解放鞋穿破了，我买了一双白鞋（广州人叫它“白饭鱼”）来穿，胶底白帮白鞋带，轻便好穿，穿着比解放鞋有都市味。岂料苏炜一见就大惊失色，说：你不知道这是广州小流氓的标准装配吗？我真不知道，知道了也没辙，工资低，没法子再买一双新鞋，就恬然跻身小流氓行列，在广州街头昼出夜晏。

出版社搬进大沙头四马路也没太久，文艺室里的老前辈有李士非（夏天穿着一件白背心来上班，照相也不换）、岑桑、易征、林振名和罗沙，他们好像都风尘仆仆，刚从英德干校回来似的。还有两位来实习的中山大学工农兵学员，一男一女，男生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女生名叫李小萍，只因男生不断开她玩笑，说邓小平复出她改叫李小平，邓小平又被打倒，改回李小萍，说笑间把当年的能指游戏嵌入了政治风云。主管诗歌组的是易征和罗沙，最后定稿则由岑桑拍板。我平日接触得较多的罗沙，是说话总是乐呵呵先笑的江西人，从部队复员后先是到了珠影文艺部，然后调来出版社。罗沙写诗，主要是写叙事诗，而且多半用女性第一人称来叙事。很多年后我用AI查，豆包、千问都把罗沙误认为女诗人。那年夏天，罗沙邀请我做客他居住的华南师大教工宿舍，走在树影婆娑的校园里，想到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到像这样的校园里求学了，我心情懊恼。

我在“前花城”学会的第一课是收稿：拆封，将或厚或薄的来稿装进档案袋，记录书名、作者、页数、收稿日期、第一审稿人等，这些都是常规操作。比较有趣的是第一次审稿，要用一把塑料间尺，把稿纸逐页间开，千万别漏过任何一页。原来有些作者生怕辛辛苦苦投寄的杰作，被编辑马马虎虎看也不看就原样退回（那时候是一定要退稿的，而且会有详细的审稿意见），会在稿子的某几页之间稍作粘连，以此考验编辑的职业操守。每天上班首先干的就是这很无聊的活，嗖嗖嗖地用塑料间尺坚持职业操守，然后才是坐定了认真看稿。来稿真不少，能用的真不多，基本上是一百份里有一份就很高兴了。细想当年文学青年如雨后蘑菇群起冒出，主要原因就是成本低，一沓稿纸，一支圆珠笔搞定（写稿时吸掉的几包劣质香烟不计）。自从用手机就可以拍视频，有影视天赋的青年也就有了施展的天地，和当年的文青狂造文字垃圾一样的道理。

在社里我了解到了当代中国的稿费制度。那些年批判“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导演，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我听说刘绍棠用《青枝绿叶》（1953）的稿酬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就很好奇到底是怎么计算的。苏炜说某部长篇小说的作者的儿子是他同学（外号“周炳”），小说先在《羊城晚报》副刊连载有稿费，然后出书畅销又有稿费，家里老有钱呀，“周炳”的零花钱都是随随便便从老爸大衣口袋里掏。稿费制度是1977年才恢复的，我在《作品》发表了那几首破诗，只收到编辑部寄来的几沓稿纸和一本笔记本，意思是“很好呀，继续写”。易征说，“大跃进”之前是基本稿酬加版税，写得厚，又畅销，收入就很可观了。“大跃进”之后废掉了版税，只剩下基本稿酬，收入跟销量没关系了（作家不必再考虑读者爱不爱读），但还是“高”。别处不知，那时候，广东是千字十元，诗歌呢，二十行相当于一千字，一行五毛。五毛钱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在广州街头，五毛钱可以斩一碟白切鸡或豉油鸡。易征笑着说：写诗的人可以高声朗诵“啊，白切鸡！”然后很严肃地补充道：《大沙田放歌》（1963）的三位作者在乡下，很穷，我准备把每一行都切成两行来出书。（《大沙田放歌》1976年在“前花城”出版了，但稿费制度还没恢复，我不知道易征前辈有没有仗义执笔，动他所说的“大手术”）

出版社的编辑要经常下印刷厂，见到排字工人十指黑黑的，铅字渗入皮肤洗不掉。排字工人铅中毒在过去非常普遍，这是印刷业头号职业病。我问为什么不用更安全的金属铸字，答曰：从15世纪40年代古登堡确立铅锑锡三元合金，五百年不变，性能、成本、工艺三重最优，别的金属无法代替。熔点低，流动性极好：熔液能灌满细小字模，笔画清晰；冷却时微收缩（锡抵消收缩），尺寸精准、字身饱满。硬度适中、耐磨：锑增硬，印几万次不崩边、不变形。密度大：字重、稳，排版不跳字、印刷压力均匀。

但我当年对铅中毒都是道听途说，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排版的速度，好奇铅字在字盘里的排列跟字典的排列有何异同。老师傅说，要点是常用字放中间顺手区、按部首和频度分组、关联词就近、冷僻字靠边，让排字工“少转身、少移动、伸手就拿到”。左手托 “拣字盘”，右手取字，眼不离稿、手不停，熟练工每小时可排三千到六千字。老师傅有“肌肉记忆”，常用字可以不看字架“盲取”，靠位置一摸一个准。我学到的口诀是：中间高频顺手拿，部首关联就近排，标点数字靠边站，冷僻字放最远端。当然这是前电脑时代失传的技艺了。“中国活字印刷术”已于2010年列入了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含铅活字部分。排好了版，经过一校、二校、三校，要开印了，才把铅字版打成纸型；如果书要加印，就不必再费劲排版，直接用纸型浇铅铸版。后来读到沈从文三番四次说道：“他们把我的纸型全部烧掉了。”我真能深切体会到老先生发自内心的凄苦。

编辑们每星期有一天要参加体力劳动（恐怕跟工间广播操一样也是消逝的优良传统了），主要是到书库里去捆书、搬书。我当年认识到了书本是这样的一种重物，你一本一本拿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分量，可是一摞、一包和一箱地搬，就觉其重无比。一天搬搬抬抬，捆捆绑绑，腰酸背痛（不过，较之五指山下烈日炎炎，挥着长柄砍刀斩树，毕竟还是在书库室内，且有大风扇吹着，城里人的活，舒坦多了）。后来每次搬家，搬运公司的人一看十几二十箱书啊，当场加价若干，我都爽快掏钱。每周一天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学会了捆书的绝活，一包书无论大小，我都能用一根麻绳捆得方方正正，每一面都是整齐的井字形交叉。

其实在“前花城”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还是读了大量在山沟沟里不可能读到的书籍。那年重印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册，写到隋唐五代）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四卷五册），我都啃下来了。另一部四册的大部头《第三帝国的兴亡》太抢手，快到借调期结束才轮到我用几个通宵读完。读得快的是那几本“白皮书”（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白比姆黑耳朵》《在人间》《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多年以后跟万之（陈迈平）聊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写得最好，而老将柯切托夫的笔力显然大大衰退了。万之说他读了沙米亚金，开始构思自己的长篇小说《酸葡萄》。阅读打开了通向古代和外部世界的窗口，提升了思想的、史学的和美学的潜在积累，当年我压根儿都没意识到这些“反面教材”蕴含了多大的知识滋养的正面力量。

借调期快满的10月，有一天召集全社开会，不大的会议室里热腾腾地挤满了人。最奇怪的是不知从哪里搬来一面潮州大鼓，本来就很挤的会议室显得更挤。终于宣布了京城传来的特大喜讯，小伙子用力敲响的鼓声和满屋子人停不下来的掌声像是要震塌天花板，那是我这辈子最深刻的“听觉记忆”。

三年后，北大中文系文学77级成立了一个文学社，要出油印刊物《早晨》，班主任张老师力荐我当主编，说我当过出版社编辑，有经验。这年夏天，林振名和罗沙来北京组稿，筹备出《花城》文艺丛刊，我安排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空铺里，后来，他们带了陈建功的《流水弯弯》等一批稿子走——这时离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也不太久了。

①1975年7月领袖的两次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两次谈话合编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收录于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444页。

2026年5月8日为纪念花城出版社成立45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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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