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钊：用歌剧让长征旋律永久流传

李伯钊

茫茫的松潘草地，沼泽密布、纵横千里、荒无人烟。一墩墩野草之下藏匿着寂静凶险的泥潭，仿佛人一旦踏入，就会被无声吞噬。这样的草地，李伯钊走过三次——她是长征中唯一一位三过草地的女战士。

李伯钊不只以双脚丈量长征，更以文艺为刀枪。她是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戏剧艺术的开拓者，是《红色中华》报最早的编辑之一，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把长征搬上舞台的剧作家。她的一生，始终与长征和红色文艺紧密相连。

中国现代文学馆“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特展中展示着两件与李伯钊密切相关的展品。一件是三幕九场歌剧《长征》第一次公演的演出本，一件是由史晋川制作的“红色中华”牌匾的复刻件。这一剧一匾，映照出李伯钊一以贯之的宣传初心，更见证长征文学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力量。

李伯钊等著三幕九场歌剧《长征》第一次公演演出本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印，1951年10月初版）

李伯钊早年曾赴苏联留学，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她便投身红色文艺的开拓工作，创办蓝衫剧团、高尔基戏剧学校，编演大量剧目，用歌舞戏剧动员群众。但她的宣传工作并不局限于舞台之上，她不仅仅是站在舞台上耀眼的“赤色明星”，更是深耕案头工作的宣传干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创办《红色中华》报，作为机关报。很快，李伯钊被抽调到《红色中华》报工作，主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和校对。李伯钊曾写：“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000字，还要编辑苏区的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艰苦的环境磨砺着李伯钊的意志，锤炼而成的宣传素养在长征途中转化为新的战斗力量，也为她日后创作歌剧《长征》打下坚实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战略大转移，30名女红军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李伯钊是其中的一员。长征之初，她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为红军战士们表演节目，鼓舞士气。李伯钊的长征之路很长，她总是往返于红军队伍中，参与长征的战士说：“两万五千里长征，她走了五万里。”

长征途中最艰险的路程之一，莫过于过草地，无数红军将士在这里历经生死考验。李伯钊晚年回忆：“这里的野草一墩一墩地长着，草墩下面全是黄泥沙，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这片草地，李伯钊前后整整走了三次。第一次过草地，李伯钊追随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组织安排她留在红四方面军协助文艺工作。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分裂路线，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李伯钊随同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在任弼时、贺龙等人努力下，分裂错误得到纠正，李伯钊转入红二方面军，并跟随红二方面军三过草地。

1937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部分政治工作干部在旬邑县合影。前排坐者杨尚昆，二排右起陆定一、杨奇清、邓小平、李伯钊，三排右起黄克诚、罗荣桓

草地行军的艰苦，远超文字想象。食物短缺是战士们最大的难题。为了充饥，李伯钊曾误食刘少奇留存晾晒的野生绿色植物。水煮后的叶子，入口辛辣发麻，令李伯钊肠胃剧烈翻腾，呕吐不止。事后，刘少奇告诉她，那是野烟的叶子，是他留下来准备晒干的。在歌剧《长征》第二幕中，炊事班班长申长林与红军战士对唱：“没柴火，没人烟，捡来毛牛粪，火石引火把火燃”“用清水洗两遍，两把面草里掺。”这些质朴直白的歌词真实地还原了草地缺少食物的处境。

刻骨铭心的长征经历，让李伯钊的创作饱含真情。正如她所言：“因为我熟悉剧中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亲身尝过那些酸甜苦辣！”长征路上，她从未停下文艺宣传的脚步，创作出话剧《干人当红军》等大量贴合行军作战、战士生活、革命斗争的红色文艺作品。为庆祝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大会师，李伯钊与陆定一合作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在大会师联欢会上，李伯钊还表演了《红军舞》《海军舞》，用热情昂扬的文艺表演凝聚两军共识、传递革命信心。长征途中，一些少数民族骑兵受煽动，不断袭击红军队伍。为破解作战难题，打消战士的畏惧情绪，李伯钊与陆定一合作写下《打骑兵歌》，将对抗骑兵的战术要领融入歌词，方便战士记诵学习。李伯钊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排子枪等战术动作编排成了打骑兵舞。

正因为在长征途中持续开展红色文艺探索，李伯钊真切体会到文艺工作带给红军战士的精神力量，坚定了创作歌剧《长征》的决心。

将长征书写下来，李伯钊酝酿、准备了许久。早在延安时，她的邻居历史学家范文澜就曾建议她写下她所亲历的长征，为此她开始搜集资料，撰写会议日记，很可惜这些珍贵的记录在撤离延安时丢失。促使李伯钊决心创作长征题材作品的直接契机，是她看到全世界都在关注长征。1949年8月，李伯钊率领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其间，她深切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革命与革命文艺的关注，特别是当她讲述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自述三过草地的经历时，现场反响十分热烈。这促使她下定决心，把长征搬上舞台。

李伯钊创作歌剧《长征》的部分初稿

李伯钊创作的《长征》的形式载体是歌剧。以歌剧形式呈现的难度远远高于话剧，剧本、歌词、曲谱、舞台设计都有挑战，但李伯钊却坚定选择了歌剧形式。在《我怎样写〈长征〉》中，她写道：“我舍不得我至今会唱的那些红军歌——江西的兴国山歌、铜钱歌、竹片歌、砍柴歌等。”这些通俗却富有力量的歌曲，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最令战士们欢喜，也是李伯钊最想留下的长征记忆。

在创作过程中，李伯钊反复推敲打磨，前后足足写了十七稿的剧本，最终将红军长征史诗呈现在了舞台上，更首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为完成剧本的初稿，李伯钊不仅大量阅读长征论述、诗词、通讯等一切相关史料，更请教了许多长征老同志，甚至全文抄写一份完整的长征日记。军事方面，李伯钊先后请教了聂荣臻、萧华、陈锡联、李涛等长征将领，使作战命令、攻击分队、队形、指挥位置等军事细节贴合史实。周恩来总理也曾彻夜听取李伯钊关于剧本的创作思路，并绘制了四渡赤水的红军作战地图。文学创作方面，李伯钊向老舍和曹禺两位著名剧作家在剧本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虚心求教，直到他们说：“有点意思！”“成了！”，才将悬着的心放下来。

1950年，李伯钊陪同周恩来、邓颖超观看歌剧《长征》排练

1951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之际，歌剧《长征》第一次演出，刚刚公演便获得了社会的热烈反响，数万名观众预约购票。为了满足观看需求，演出场地更是从青年宫剧场换到了能容纳3000余人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根据李伯钊的记录，截至1951年9月25日，演出便已达45场。《长征》观演人数之多、演出场次之密集、演出场地规模之大，充分印证了这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文艺作品广受好评。

多年以后，李伯钊又以长征为背景，创作话剧《北上》。从长征路上边走边唱的文艺战士，到把长征搬上舞台的剧作家，她用一生的创作，让长征的红色旋律，长久流传。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