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仲堪在荆州经常有干不下去的心态，但他并非无所作为，他还办过案子。
荆州有个叫做黄钦生的人，黄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黄钦生有一天却假装父亲刚刚去世，他就穿上丧服，打算为父亲守孝。
我们知道古代守孝有制度，有官要辞官，有工作要辞掉工作，回到家乡，守孝三年，当然，这期间劳役也无需承担。
黄钦生大概是想要逃避劳役，所以他才会这么做。
事发之后，官府把黄钦生抓了起来，判处他“诈言父母死亡”的罪过，按照当时的法律，要把他斩首示众。
这个案子，在殷仲堪手里过了一手，殷仲堪不同意。
他说，法律之所以要严惩“诈言父母死”，是要惩罚那些父母明明活着，儿子却公然说父母已经死亡的这种严重的悖逆行为，因为这是你做儿女的，你在诅咒父母，这是不可原谅的，在古人看来，这更是对人伦底线的践踏，但黄钦生的情况明显不同，他的父亲的确已经死了，所以他只不过是用守孝，用丧葬来逃避某些义务。黄钦生的行为虽然荒谬不法，但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不适用死刑。
在殷仲堪的干预下，黄钦生最终活了下来。
这个判决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因为东晋法律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诈言父母死”被视为大逆不道之罪，法条的字面意思非常清楚，但殷仲堪没有把案子停留在字面上，他在追问，法律究竟需要保护什么价值？黄钦生的行为是否真正侵害了这种价值？而这种“目的解释”的法律方法，在如今的现代法学中都是相当高级的推理技术。
那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小小的，很普通的案子揭示了殷仲堪行政风格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主要特点，他关注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情境，关注法律条文背后的伦理目的，他不是那种机械的执行法律的官僚，而是一个为了个案正义而深入思考的士大夫。
这种能力，用在司法审判上是优点，如果殷仲堪是一个法官，他必然能青史留名，但问题是治法只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他是一个行政长官，政治才是他的主旋律，那么这种优点在政治上却有可能成为弱点，因为政治决策往往要求你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迅速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要快，要准，要狠，紧要关头，决定成败生死的时刻，历史不会给你反复权衡，仔细分析的机会。
殷仲堪在荆州的时候，还处理过一桩涉及梁州和益州之间军事资源分配的纠纷，这件事情也很值得拿来说一说。
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在剑阁之内，和蜀地相连，在西晋的时候，三郡被划给了梁州，那为什么要给梁州呢，因为朝廷担心蜀地据此天险而称霸一方，但是西晋之后就是东晋了，晋室南渡了，那防御上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朝廷守在岷邛一带，那三郡的军事归属需要重新考虑，梁州就要求三郡出兵番戍汉中，益州不同意，因此双方争执不下。
那在这个时候，殷仲堪上了一道奏疏，内容很长，从剑阁险要，汉中距离，益州防御，蛮獠活动，兵力与粮食负担等角度来进行了一波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不能调整三郡军事资源，他的理由是，三郡常年经历战乱，人口“十不遗二”，几乎都没人了，如果再派兵远戍，三郡是承担不起的，不如让朝廷直接派兵。
最后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份奏议说明，殷仲堪并非没有宏观能力，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你看他没事还研究地形，行政边界，人口损耗和兵役承受力，只不过理论和实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殷仲堪擅长前者，却未必擅长后者，他能在地图上把防线画出来，却不一定能在战场上守住防线。
这就像是殷仲堪和桓玄之间那奇特的关系，他们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对话者，甚至殷仲堪还占据上风，但在政治上，殷仲堪却始终处于被动。
《晋书·桓玄传》曾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说桓玄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汉初时“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的事情。
秦末汉初时期有四位隐士，分别是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他们因为躲避乱世而隐居在商山。
汉高祖刘邦曾想请他们出山辅佐，但四皓认为刘邦轻士善骂，态度又十分傲慢，于是他们就把刘邦给拒绝了。
后来，刘邦宠爱戚夫人，想要把吕后的儿子刘盈废掉，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吕后于是采用了张良的计策，用非常恭顺的态度和很多礼物，把四皓给请了出来，让他们辅佐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刘邦看到刘盈身后竟然跟着四皓，他非常惊讶，而四皓则说，是因为太子仁孝，所以他们才愿意出山，刘邦一看，认为太子真不错，这才打消了废黜的念头。
桓玄站在隐士的立场上，对四皓出山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四皓出山，辅佐柔弱的太子，这本身就是“触彼埃尘”，沾染尘世污浊，不仅没有意义，还很掉价，真正的隐士，应该素履终吉，隐以保生才对。
在桓玄看来，四皓出山是对隐士精神的背叛。
但殷仲堪的看法完全相反，他是站在入世济民的政治家立场，为四皓进行了辩护。
殷仲堪认为，隐居或者出仕，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所遇之时不同”，四皓出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太子的仁孝，这是顺应时势。
他更认为，四皓的行为是为了端本正源，是从根本上端正政治的秩序，他还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理论：
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竞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
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是，从根本上端正秩序，虽然可能遭遇危险，但这种危险尚且可以控制，可如果一旦开启了权力竞争，就算暂时安定，这种安定也是不长久的。
如果四皓不出山，刘邦的儿子们相互内斗，那好吗？刘邦废长立幼，那好吗？那可能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动荡。
这场辩论之所以被郑重其事的，如此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场辩论也成为了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对未来命运的预言。
桓玄的观点，反映了他对纯粹权力和个人保全的关注，但殷仲堪的端本正源论，则清晰的表达了他反对开启竞逐之门的政治理想，然而，历史的反讽在于，殷仲堪本人最终却成了他所最警惕的“竞津”的参与者，殷仲堪后来联合王恭起兵，跟桓玄，跟杨佺期结盟，一步一步的卷入了东晋末年的军阀混战，并最终被桓玄所灭。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他在纸上比桓玄更清醒的论述了秩序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世界，他却主动成为了秩序崩溃的一部分......
在殷仲堪和桓玄的博弈中，第三个关键人物是杨佺期。
杨佺期，出身弘农杨氏，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到杨佺期的曾祖父杨准，七代都有名望德行，祖父杨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亲杨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着辉煌家族记忆，但是却在现实处境中十分尴尬的人物，弘农杨氏在汉代是顶级门阀，但南渡时，杨佺期一家过江较晚，婚姻仕宦都错过了最佳时机，所以当时的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杨佺期对此非常愤恨，经常“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
事实上，杨佺期“沈勇果劲”，是一个真正的猛将，他年轻的时候在军府任职，曾多次打退前秦的进攻，历任河南，新野，堂邑三郡太守，击溃西燕慕容永，说战功赫赫也不为过了，殷仲堪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引杨佺期为司马，成为殷的得力手下。
很有意思的是，杨佺期和桓玄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这两个人不交好，您别看桓玄混的不好，无官无职，但他自恃门第高贵，对杨佺期态度很不好，以寒门相待，但杨佺期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弘农杨氏是老牌豪门，江东的其它士族如何相提并论？
两个人因此而水火不容，几乎到了翻脸的地步。
殷仲堪就夹在桓玄和杨佺期之间，他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平衡策略，他利用杨佺期的军事才能来制衡桓玄的政治野心，但他还要防止杨佺期坐大，这种策略在短期内维持了荆州的稳定，但长期看来，这让殷仲堪无法整合荆州的力量。
不过，就如古人所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最完满的成就，看起来好像有欠缺，但它的作用永不衰竭，如果殷仲堪可以这样一直保持下去，那么他完全会从容的走完他的一生，但偏偏，时不与我，一个更魔幻的意外发生了——
孝武帝，死了。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
《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殷氏谱》。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