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9】鲁迅之死

1936年10月8日的那天，鲁迅出了一次门。

他要去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从广州一直巡展到了上海，10月8日是展会的最后一天。

展会的举办地点是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九楼（今上海黄浦区八仙桥一带），而鲁迅住的地方是虹口区施高塔路（现虹口区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当时即便搭乘一段电车，单程也要耗时一个小时以上。

但鲁迅坚持要去。

一是因为木刻艺术一直是他大力推崇和支持的，二是因为这次展览的主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底层苦难、救亡抗日、反帝反封建，比如有《九一八之回忆》、《救亡运动》、《铁蹄下》这些作品。

青年木刻艺术家白危，记录下了那天鲁迅的穿着：

“他穿了惯常穿着的蓝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叽呢，但已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迹。一顶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却还折叠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地戴在头上。”

鲁迅一露面，立刻就被青年木刻家们围住。

除了想听听他对参展作品的意见，大家也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大家都知道，鲁迅这段时间的身体非常不好。

“不好，不好。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鲁迅一边回答，一边还带着咳嗽：

“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

大家都劝鲁迅还是要休养，但他却一口否决：

“嗬，我是不能休养的。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

那天，有个24岁的年轻摄影爱好者在现场，他兴奋又紧张地举起相机，拍下了鲁迅坐在藤椅上，被青年们围着笑谈的画面。

鲁迅当时在现场的照片

这个摄影爱好者，笔名叫沙飞，后来奔赴抗日前线，成了著名的八路军战地摄影记者。

那是他第一次拍到鲁迅的现场照片。

他不知道的是，那也是最后一次。

从1936年的年头开始，55岁的鲁迅身体状况就迅速恶化了。

1月份的时候，鲁迅的肩膀和胸口开始剧痛；3月初，忽然气喘大作；5月中旬开始，经常高烧不退。

鲁迅青年时期就得过肺病，牙齿也差——他的日记里经常有关于看完牙医回家路上顺道买糖吃的记录——50岁不到就换了全口的假牙。

进入1936年后，他的食量已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这一年的春天，他的体重掉到了38公斤。

这张照片摄于1936年3月23日，此时鲁迅的身体已经出了大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友人们甚至比他自己还急。

1936年5月31日，鲁迅的好友、美国著名左翼女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专门带了一位当时上海最顶尖的美国肺科医生上门，还请茅盾陪同做了翻译。

在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之后，那位叫邓恩的美国医生得出了诊断结果：

鲁迅患有严重的双侧慢性肺结核，而且右侧胸膜腔（肋膜）里有大量积水，长期积水甚至已经压迫得心脏发生了移位。

在这一点上，邓恩非常佩服鲁迅——他认为鲁迅之所以能挺到现在，全靠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惊人的耐受力与意志力，简直是“最会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国人”。

所以他面色凝重地说了一句话：

“如果是欧洲人，照这个样子，你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

史沫特莱听了这话，当场就哭了。

但鲁迅却笑着说：

“你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但一定没有学过怎么给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开方治病吧。”

但邓恩说，有办法的。

邓恩的建议是：

第一，鲁迅应该立刻抽掉肋膜里的积水；

第二，立刻停止一切写作与社会活动，离开上海，去气候温和的地方（比如日本或者莫干山），彻底卧床休养至少一年。

鲁迅其实是想听医生建议的。

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回忆，有一次他去鲁迅家，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日本的旅游手册，鲁迅对他说：

“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病就会好得多。”

但鲁迅最终还是没走成。

让鲁迅没有去休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就在邓恩医生建议他旅行之后没多久，鲁迅早年的一个叫李秉中的学生忽然写来一封信——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政系统里任职。

李秉中带来了蒋介石的“建议”：请先生“出国休养”。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如果鲁迅肯离开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愿意取消自1930年“自由运动大同盟”以来对鲁迅的通缉令，并愿意资助路费。

鲁迅一下子就恼了。

他这一辈子，最恨被人收买，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国民党那份所谓的“通缉令”。蒋介石的传话一来，让鲁迅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自己去日本休养，那么外界舆论和他的敌人肯定都会说他“向当局妥协了”，甚至是“拿了蒋介石的钱跑了”。

这是他绝对不肯做的事情。

为此，他还拒绝了苏联方面委托中共带来的建议：请他去莫斯科休养。

“本来别人就造谣说我拿卢布，现在更不能去了。”

于是，到了1936年6月5日，鲁迅彻底倒下了。

高烧、剧喘、胸闷，让他连拿毛笔的力气都没有了，以至于从6月6日到6月29日，整整24天，二十多年来雷打不动的日记，他一个字没写。

直到6月30日，死里逃生的鲁迅才用颤抖的手在日记本上补记了一段话：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

在鲁迅病重期间，宋庆龄正因盲肠手术住院。史沫特莱到病房告诉她鲁迅病危，宋庆龄要出院去看，被医生和友人死死拦住。她只好请人代笔，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信里说：

“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

鲁迅非常珍视这封信，一直放在身边。

但他却没有听劝。

宋庆龄当时写给鲁迅的手稿

因为也就在这时候，影响他休息的第二件事发生了。

当时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内部商议自行解散，准备成立范围更广的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 “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了 “国防文学” 的口号，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一致抗日。

对于成立新协会和“国防文学”的初衷和使命，鲁迅其实是赞成的，但当时中共地下党文化方面的一些负责同志，和鲁迅的沟通并不充分，而在对待“左联”的解散程序上，鲁迅有自己的想法，以及他认为“国防文学”这个词有点太宽泛，会有一些问题。

最关键的是，鲁迅不喜欢一些同志在推行“国防文学”时表现出的那种不容商量，甚至会“扣帽子”的工作作风。

鲁迅在和冯雪峰、胡风等人商量之后，提出了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一场中国文坛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就此拉开帷幕。

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各写各的，为此与周扬等一批人展开了观点争论。而作为旗手，鲁迅拖着病体，写了不少文章。

尤其是回复徐懋庸——这位曾经鲁迅一力托举他成名但现在说鲁迅“病糊涂了”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忘年交”——的那封信，鲁迅强撑着发高烧的身体，靠在藤椅上，一笔一划亲自删改冯雪峰根据他口述写成的稿子，足足改了四天四夜，近一万字。

在写完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后，鲁迅身体彻底垮了。

1936年9月5日，秋风渐起。

高烧退去一些的鲁迅，又坐到了书桌前，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散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留下了七条遗言：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当然，在他这篇文章里，最让后人记住的是那句话——那句讨论欧洲人临死前要宽恕别人的话——作为鲁迅对自己生前敌人和对手的回答：

但到了十月初，鲁迅的病，似乎大为好转了。

他的体温居然降到了正常值，气喘也平息了不少，精神显得格外亢奋。

但后来有人认为，从现代临床医学看来，这很可能是鲁迅的肺部疾病终末期衰竭前的短暂代偿现象——也就是俗称的“回光返照”。

然而鲁迅以为自己的病真的快好了，于是立刻又投入了高强度的写作和社交——比如10月8日去参加全国木刻展。

10月10日，心情颇好的鲁迅带着许广平和七岁的儿子周海婴，还叫上了三弟周建人的女儿周玛理，四个人一起去上海大戏院看了苏联电影《复仇艳遇》，鲁迅觉得非常好看。

那时他当然不知道，那是他人生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在之后的几天，他开始写回忆自己老师章太炎的文章——后者刚刚在6月14日逝世。这篇题为《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得断断续续，一直写到16日还没写完。

10月17日，那天天气很冷。

那天上午，鲁迅在书桌前给老友曹靖华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非常乐观：

“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

写完信后不久，他就出门了。

因为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正在把鲁迅的杂文翻译成日文，遇到了几处中国典故拿不准，托胡风来请教鲁迅。鲁迅一听，怕胡风中间传话解释不清楚，坚持穿上长衫，和胡风一起去鹿地亘家里当面解答。

鹿地亘住在多伦路，离鲁迅家虽然只是步行距离，但那天秋风刺骨。

在鹿地亘的房间里，冷风从敞开的窗户呼呼往里灌。鹿地亘起身想去关窗，鲁迅却微笑着摆手阻止说：“并不冷。”

三个人聊了一个小时，话题中有不少关于死亡和鬼的讨论，期间鲁迅还非常正经地问鹿地亘：

“你看过了我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没有？”

从鹿地亘家里出来，鲁迅谢绝相送，一个人顶着凛冽的秋风，先是去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然后才自己慢悠悠走回家。

当天晚上，三弟周建人来看他，兄弟两人一直聊到深夜11点才散。

临睡前，鲁迅照例写下了17日的日记，并且按照老习惯，在日记本的下一页提前写下了“十八日 星期 ”这五个字。

凌晨1点，鲁迅抽完一支烟，睡下。

凌晨3点半，睡梦中的鲁迅一下子就觉得喘不过气了，一平躺就要窒息，只能直起来坐，靠在书桌前的椅子旁。

一直熬到了清晨6点，鲁迅哆嗦着拿出纸和笔，艰难地写下了一句话：

“老板：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顿首。鲁迅 十八日”

这个便条，是鲁迅让许广平赶紧送给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

一方面是为爽约抱歉，另一方面，是想让内山老板赶紧去请鲁迅最信任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内山老板接到便条，急忙通知医生，自己则匆匆赶到了鲁迅家。

踏入鲁迅房间的时候，内山完造惊呆了——他看到已经呼吸极度困难的鲁迅，

“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居然还拿着半支香烟……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

鲁迅先生一张著名的吸烟照。据统计，他巅峰时每天要吸50支香烟，后来身体变差，也要保持一天吸15支左右

早上8点多，60岁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提着药箱赶到了。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最信任的医生，曾经在周海婴4岁时治好过他的哮喘。而鲁迅之所以常年一直不肯更换他，还有一个一般不拿出来说的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英美西医收费非常贵，而须藤的价格非常便宜。鲁迅曾说过：

“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

所以，即便须藤退休前曾做过日本陆军军医，不少人都劝鲁迅要谨慎，但鲁迅还是不以为意。

1936年2月11日摄于上海。鲁迅与内山完造（右一）。鲁迅一直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揭穿所谓“大东亚共荣”，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但他没有简单地把所有日本人一概而论，一直坚持和对中国人态度友好乃至帮助中国人的日本人来往，比如内山完造。

只是，须藤的医术水平究竟如何，一直存疑。

须藤在赶到后，用听诊器听了一阵，表示鲁迅依然还是老毛病——“支气管喘息症”外加心脏衰弱。于是，他给鲁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和止喘针，安排吸上氧气，然后对焦急万分的许广平说了一句话：

“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

说完，须藤便收拾药箱回医院去了，只安排了一个日籍护士在晚间过来看护。

这也是后人对他最诟病的一个行为。

因为经过后世专家对鲁迅1936年6月的一张X光片的诊断，一致认为：

鲁迅当时的肺结核病情其实只属于中等程度，真正致命的是他因为长期吸烟和慢性支气管炎导致的严重肺气肿，使左肺上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肺大泡”——10月17日夜间，这个左侧肺大泡突然破裂引发了致命的“自发性高压性气胸”。

而“自发性气胸”即便是在1930年代，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连当时一般的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叩诊和听诊看出来。而抢救的方法更是简单：只需要拿一根普通的空心穿刺针头，扎进患者左侧胸腔把里面的高压空气放出来（胸腔穿刺排气减压），压迫解除，病人的喘息和窒息感在几分钟内就会立刻缓解。

但须藤在日本学的是19世纪末老旧的德国全科诊疗体系，毕业后可能从未受过现代呼吸专科训练，在肺科领域确实可以算是半个外行。

他并没有采用正确的治疗方法。

而当时他自己未必知道这件事，而鲁迅更是绝对信任他。

到了18日傍晚时分，打了强心针的鲁迅，病情更严重了。

再次赶来诊视的须藤看着鲁迅每分钟高达120次且时有停搏的脉搏，神色也变了。鲁迅在喘息的间隙，轻声问了须藤一句：

“我的病，已经如此严重了吗？”

到了晚间，许广平和看护在鲁迅身边照料。鲁迅的腿以上不停地出汗，但腿以下是冰冷的，许广平只能用两个热水袋给他脚保暖。

鲁迅开始每隔两小时被注射强心针，并且开始持续吸氧。

守在鲁迅身边的许广平，一直陪笑安慰他说似乎好些了，但鲁迅却不答话，只是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许广平怕刺激他难过，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她后来回忆说：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10月19日凌晨5点的时候，鲁迅的喘息听起来似乎是平静了一些，好像情况有所好转。但手脚依旧冰冷，脉搏微弱。

5点25分，许广平忽然听不到鲁迅的呼吸声了。

她连着叫了几声“先生”，没有回应。

鲁迅，真的走了。

鲁迅先生遗容。这张照片，也是沙飞拍的

10月19日一早，鲁迅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

第一个赶到鲁迅家的，是冯雪峰，他随后电话通知了宋庆龄。

宋庆龄在早上8点左右赶到了鲁迅家，在鲁迅的遗体前默立良久，然后和冯雪峰商量，立刻拍板了三件事：

第一，绝不能按鲁迅的遗嘱说的那样“埋掉，拉倒”，而是必须举行一场公葬；

第二，立刻成立“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 当天上午就拟定了最初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

第三，宋庆龄个人出资900大洋，托人去万国殡仪馆为鲁迅订购了一口最高规格的西式深红色楠木铜饰灵柩，并选定了万国公墓的穴位。

当天下午3点，鲁迅遗体移入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当晚守灵的是萧军、黄源、胡风、雨田、周文五个青年作家。萧军在灵前跪到深夜。

鲁迅先生灵堂

10月20日，瞻仰遗容第一天，前来瞻仰的团体有46个，签名者4462人。

10月21日，第二天，68个团体，2857人，其中包括工人、邮差、警察、士兵、学生、家庭妇女，还有苏联、日本、朝鲜、欧洲的友人。

10月22日上午，北平、天津、济南、香港等地46个学生团体2100多人专程赶到。

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政府，请求给鲁迅国葬，但国民政府没有回复。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

在各界送来的诸多挽联中，有一幅是徐懋庸托人送来的：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但这幅挽联并没有被挂出来。

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启灵祭，宋庆龄、蔡元培肃立棺前，棺盖彻底封严。

下午2时，包括巴金、鹿地亘、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等人在内的十几位青年作家抬起灵柩，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扶灵。

原定的送葬路线要经过繁华市区，但上海市政府怕送葬游行变成抗日游行，否决了计划线路，只允许走偏僻街道：从胶州路出发，经静安寺路、极司非尔路、地丰路、大西路、哥伦比亚路、虹桥路，步行十余华里，前往西郊的万国公墓。

沿途马路边站满群众，不少人中途加入。

悼念鲁迅先生的口号，最终还是有不少变成了相关口号：

“继承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

当时的送葬队伍

下午4点半，鲁迅的安葬仪式在万国公墓举行。

在数千人合唱的《安息歌》结束后，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和李公朴四人迈步上前，抖开一幅雪白的大绸幛，庄严地覆盖在了鲁迅的深红色楠木灵柩之上。

白色大绸幛上有黑绒缝制的三个大字：

“民族魂”。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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