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母在香港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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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6年10月号
擦掉吧，伤心的泪（选读）
海 玲
一九八五年那个四月晴好的下午，是我记忆中一家人在香港最快乐的时光。父母和我，三人坐在卧室床沿，对着床前柜上的录音机说话。用一盘卡式录音带，录了又擦，重录，你一句我一句，抢着对旧友说话。
父母肩挨肩，都在笑，我一转身在床上打滚，仰卧着，双手抓住双脚摇啊摇，像婴儿常做的那样。他俩录音间隙，我一骨碌爬起来，挤到他们中间，头伸向前，对录音机说：“你们好吗，我很好。”
录磁带，为了带回去给四川厂里的人。我们到香港一年了。按香港规定，从大陆持单程通行证去的人，满一年后才可以离境回乡。
我已经很适应工程部的工作和夜校生活，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从这里展开。大人学广东话慢，如在孤岛，满了一年，父母立即过罗湖，去深圳，还约了四川来出差的同事，托付录好的磁带。
回来后，父亲沉浸在初次回大陆的兴奋中，说：“过了罗湖桥，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心情还蛮激动。”
父亲本是过“小乐惠”生活的上海男人，身体不好，也许并不适合激烈竞争揾食的香港。他在大陆做一份会计工作，英俊幽默，被周围人尤其是女同事们喜爱。从前厂里有位风韵犹存的大姐，时髦爱美，上下甩动双手像扑翼，眉飞色舞地说：“哎呀我最喜欢小杜了！”这个动作成为同事们效仿的热点，每当有人学，周围都涌出一大串欢乐的笑声。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母亲独自去香港探亲，父女留守。我和同学在家做功课，有女同事来看父亲，他们说话，还虚掩了大房间门。同学一家子与我家关系极好，平素如亲戚。她要进大房间取文具，也没敲门——彼时邻里关系近，一推门就进去了，出来后神情古怪，欲言又止。过了会儿，忍不住告诉我：“你爸坐在沙发上，阿姨坐在扶手上，在摸你爸耳朵。”
我心里一惊，又佯作平静。大人对小孩的情感教育是零，但隐隐知道哪里不对。
我也还记得那个暑假，家里好友张医生常来，母亲煮了绿豆汤，请他到厨房喝。我写作业的位置看不到张医生的脸，他站在我家碗柜前，被厨房的墙挡住了。但我能看见母亲仰起脸，微歪着头，笑得甜美，浑然未觉我的视线。
我低头继续写作业。
母亲老了以后经常对我说：“你父亲长得好漂亮哦，好聪明哦，没读多少书可是写一手好字，又那么幽默，对我那么好。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就是跟你父亲一起。”
老年的母亲，心中的男人只余下父亲一个人，她忘记了所有若有似无的韵事，唯一怀念的是我父亲，这让我心里有种安慰——我是在相爱的男女间诞生的生命；同时也让我若有所失——在我少女时代，非常反感母亲在外面展示妩媚，我天然地同情父亲，和闺蜜愤愤地控诉母亲。那一切竟都如云烟散去。
母亲喜欢表现她的活泼，同时一直很依恋父亲。只是她的心情时常风云变幻，一天里就有春夏秋冬四季。她不在家时，我和父亲都感到轻松。
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站在阳台的水池边洗拖布，父亲站在阳台上看风景，突然对我说：“侬长大了，要想办法出去，离开侬姆妈，和伊一道生活太痛苦了。”
话语突如其来，但一直生活在母亲压力下的我，瞬间就理解了。我很认真地说：“爸爸侬放心，我晓得，我十八岁就走。”
为什么定了十八岁？大概那是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年纪，是很多人离家的时刻。母亲有次出差回来，说在火车上遇到两个去外地念大学的孩子，哭得稀里哗啦，她就循循劝解，告诉她们人生和青春的道理——“莫迟疑，勇敢向远方去”。
我暗想，若是自己去外地念大学，才不会哭呢，开心都来不及。我的心愿是考到上海的大学，就可以离开母亲，回到有我童年和亲人的地方，可以经常去看望祖父母——人生会有这样的幸福吗？幸福到我不敢想。
还没有到我考大学，一家人就移民香港了。
父亲有慢性肝病，却鼓励母亲申请一家人去香港，不知道是不是有搏一记的念头。也许他觉得自己在厂里几十块钱的工资太少，想到母亲曾寄来很多漂亮照片的花花世界去，凭着他的聪明——比如打四十分的时候，他是最会算牌的那个——也许他会发财，也许会有所作为，得到母亲的尊敬。
到香港后的艰难打碎了他的梦想，不会粤语，不会英语，在香港只能做体力劳动，而他的身体吃不消。在香港的后期，因为圣母医院嬷嬷们的善意，才终于有了一份临时工。
父亲在圣母医院住院后，母亲对嬷嬷倾诉生活的艰难，得以豁免住院费用。而且，父亲还获得在教会工作的机会。月薪不高，一千八百港币，工作不累，在教会分发小册子，做些轻松的打扫。父亲那时并不信教，但教会的姐妹们每日带他一起做祷告，称他为“杜兄弟”。
那几个月，是一家三口最安宁的香港岁月，实现了母亲对大陆朋友说的“我们三个人挣钱，一个人的钱拿来租房，一个人的钱拿来吃饭，一个人的钱拿来存”。
好景却很快结束了，母亲认识的一位嬷嬷给她打电话，请她去聊聊。原来，父亲与女子们常常开玩笑，夸人漂亮，有女子告到嬷嬷那里。我可以想象，父亲如何发挥他的幽默，就像在四川厂里，学着电视上的新疆舞，手舞又足蹈，嘴里还把“亚克西”献给女工们。然而，备受女工喜爱的表演和夸赞，在教会里格格不入。
母亲从教会回来，先到224号把我叫到外面，站在大埔仔的半山腰，向我控诉父亲。她脸上烧着怒火，眼睛迸着泪。她为什么没有直接在224号就向亲戚哭诉？又为什么没有冲回我们住的L先生家直接朝父亲发难？我至今不知。我只记得那天望着大埔仔半山白房、绿树和远处茜色的几抹斜阳，感到茫然和大人世界的莫名其妙。
父亲不好意思再去教会上班，又恢复了居家休养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L先生每日拿上去的一份报纸。
母亲与我继续在电子厂打工，她还做了兼职，在旺角的教师人家做了几个月钟点工，又发现在老人院打工赚钱更多，她应征了坪石邨老人院，周末去打工。她的脸上时常布满忧愁，当她加班打工回来，我第一件事便是辨认她敲门的声音。有时候是轻轻地敲门，我就知道她情绪是稳定的。有时候她会拍门，有一次甚至直接用脚踢。我开门时的心情随着她的敲门声而上下起落。
我和父母在香港的合影
我悄悄想，其实母亲不用这样，我和她两个人打工，生活是过得去的，但她仿佛总在焦虑，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她所有的远虑就是尽量多存钱。
自从第一次回深圳后，父亲就很想回去，他身体感觉不好。在香港，我们是大陆来的弱势群体，父亲即使顺利住院，也很难每一次都免费，但如果回厂里住院，却有了“特权”，从院长到主治医生都是从上海支内去的医生，都是家里多年的好友。
过了初夏，母亲请假陪父亲回四川，为他办了复职。临行前，一家人还去看了外公公司新出品的电影，万梓良和梅艳芳演的《祝您好运》——父母笑说，这个片名吉利，说好等父亲调养好了身体，再来香港。
兰州的小嬢嬢听说父亲回去养身体，立即到四川照顾。我给他们写信，留下电子厂的地址，不想被母亲看见，害怕她因哪句话不合意而发作。
“爸爸，今朝姆妈给我煎荷包蛋，我看是两个蛋，不想吃那么多，结果她说那是双黄蛋，好玩吧。”
“爸爸，工厂里大家对我都很好，她们下午在四楼饭堂办休息时间party，叫我上去吃，你知道party是什么吗，大家一起吃蛋糕，喝汽水，点蜡烛，因为要好的同事过生日。有蛋糕，有可乐，还有葡萄。用的是塑料餐具，吃完拿去洗，下次有人过生日再用。我在厂里很开心。”
父亲在四川休养了一个夏天，到九月下旬，查出来肝脏数据恢复良好，打算重来香港，和我们一起过中秋。
那时我与母亲已搬出L先生的家——他的孩子要回家住，房子就不能再借给我们了。于是我们在大埔仔下村租了小屋，准备在小屋迎接父亲，却接到成都Z伯伯打到大埔仔224号家的电话，说杜殿元住院了。母亲接到电话泪眼婆娑，叫我一起去224号。
父亲病倒在来香港的路上。他口袋里装着飞广州的机票，坐火车从江油到成都。车上很挤，站立两小时，疝气发作，越来越痛，但面皮薄，不愿开口求人让座。站到成都，无法行走，找人打通Z伯伯电话，他立即坐了小车来，将父亲送到医院，疝气包块退不回去，紧急手术，又引发并发症。
母亲坐在沙发上落泪，二姨说：“你哭哭啼啼有什么用？事情来了就解决。不要怕，我找老郑。”我的二姨夫与家乡广西做生意发了财，在广州设有广西办事处，可以帮忙买机票。
第二天，母亲向电子厂请假，又去汇丰银行取了三千港币，与我去罗湖。海关拥挤，人挨着人，我排着队，后面一个男人紧紧贴上来，我不敢回头，只盼快过关卡。走上罗湖桥，两侧能看见桥下的大河，有微微的绿色，岸上有延绵的树丛和铁丝网。
一年半以前，就是从这里初抵香港，那时我还听不懂广东话。此刻，我已说得流利，但过罗湖是为探望病倒的父亲，心里仍是迷茫。
到了深圳，已值黄昏。我们一出海关，就寻找游荡的黑市换钱人，要把港币换成人民币。他们三三两两，站在海关口岸，视线急速地落在从海关出来的人脸上，又快速移开，寻找神色迟疑的人。
一九八五年的一元港币，官方汇率可兑换人民币四角，在黑市能兑八角，三千港币可以换二千四百块人民币，而当时大陆人均工资是每个月五十块。
母亲与两个男人说好“八角”，就跟着他们往人少的地方走。七拐八拐，到了一栋房子的后院，几个人蹲下来数钱，一个男人站在路口放哨，一个男人数钱。我和母亲盯着那个人的手，看着他数。十块、二十块、三十块……渐渐堆成一摞钱。周围很暗，很静，天色还剩一点微弱的光。我心里很害怕，黑市换钱是违法的，而且，这个地方很僻静，面对数钱的陌生男人，我神经绷得紧紧的。
突然附近有人走动的脚步声，放哨的人说：“谁啊？”
这时我与母亲都跟着那人的视线，望向来路，结果来的也是他们一伙的，我们重又低下头看对面的人数钱。
一丝违和感闪过心头，向外看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见对面的人有极其迅速的动作，大概连一秒钟都没有。我仿佛不是用眼睛看见的，而是一种奇妙的直觉。
夜里，我与母亲住进旅馆，重新数钱，少了好几百人民币。母亲又气又急，直咒骗子“狗日的，天打雷劈的”。
我没有告诉母亲，他们是在那个计算好的瞬间将一叠钱藏到背后去了。
深圳旅馆的漫漫黑夜里，母亲哀叹：“我的命为啥这么苦？不如死了算了。”她眉目紧蹙，用手背擦着泪，呜呜哭着的样子像是无助的少女。
我在她无尽的愁诉里沉沉地睡着了。那些时候我从不哭泣，本能地知道她一个人的忧愁已经够多，挤满了房间，我不能再增添愁苦，不然氧气就没有地方飘浮了。
睡了一夜，母亲似乎缓过来了，坐在床边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你随便说一个字。”——这是母亲从外婆那里学来的“掐时”占卜，我记不住那么多字，总是从“子丑寅卯”里随口说一个，母亲掐着手指，念念有词。这回，她算出来是“小吉大吉康，有事好商量”，眉头舒展开来。
我们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走出火车站，眼前乌泱泱的全是人，都带着行李，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坐在地上，衣衫和脸色都灰扑扑的，神情茫然。
按照姨夫给的地址，我们在一条小街上找到广西驻广州办事处。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迎上来，说是认识姨夫。我们求他买飞成都的机票，他忙进忙出，额头上闪着汗珠，很努力地奔波，但只买到一张当天的机票，还有一张是第二天的。
广西人说可以带我回家，他家里有父母和妹妹，妹妹住宿舍，周末才回家，邀我睡他妹妹房。
我已忘记他的名字，只记得他老实敦厚的脸。他送母亲去白云机场，又把我带回家，向一对和善的老人说明情况。我吃了晚饭，洗澡洗头，他的母亲拿了块干毛巾，叫我坐到风扇前，为我将头发擦干。
晚上，我住进最里面的房间，铺着竹席的床，一把竹椅子，柜子上有雪花膏和小镜子，有种女孩闺房的秀气。
我关上门，研究是否可以上锁。经历过被L先生那样的成年男性猥亵后，我对陌生异性常怀戒备。门不能锁，但我抵不住疲倦和困意而睡下。
事实是我过虑了，一夜安眠。早上走出房门，他们已准备好早餐。这家人出现在我人生中，只不到二十四小时，却很难忘。我感受到人间朴素的淡淡温情，还有正常家庭的平静与安宁。
到成都双流机场，母亲坐Z伯伯的车来接我。她穿着黄色的衬衣，深红色的西装裙，眼里泛着泪光，说厂里派了同事丁叔叔来成都医院陪护，他坐在床边睡着了，父亲不忍叫醒他，自己挣扎起来去厕所，刚站起来就眩晕，额头也摔破了。
赶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几个月没见父亲，走进病房，我有些害怕，不知将面对怎样的情形。
病房里有两张床，父亲躺在里面那张，门口的床空着，坐了厂里来的人。我走近，叫了声“爸爸”，父亲让丁叔叔扶他起来，坐在床上，他看我的眼睛里有一些相见的欢喜，但更多的是悲切。他深深看我一刻，又将目光转向一旁，突然轻轻唱起歌来：“擦掉吧，伤心的泪。”一边点头打着节拍。但他大概只会唱这一句，所以重复了好几次，像是在对他自己唱，又像是对我的安慰。我猜父亲是不好意思在同事和护士都在的时候掉眼泪。
疝气手术后的并发症包括肝腹水，父亲呼吸不顺，医生拿来很粗的针筒，让两个人扶着父亲坐在床边，抽出来淡黄的腹水，有大半盆，看着触目惊心。抽完腹水，父亲感觉舒服些，他说：“昨天才难受，如果旁边有人拱猪，我都没精神看，要是今天有人来打牌，我还愿意看看。”
父亲躺着，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我突然想，这姿势，莫非在做祷告？我从包里取出从香港带来的《圣经》，他眼睛一亮，朝我点头，伸出消瘦的手，接过《圣经》，细细抚摸，要我把《圣经》放在他的枕头下。
那本《圣经》的大小厚薄像字典，黑色的硬质封皮上烫着金字，书口染成暗红色。
父亲的头在枕上动了动，确认《圣经》在枕下，双手又交叉在胸前，闭上眼睛。也许他在心中默默祷告，求上帝救他死里逃生。
我看着父亲，想起他在香港的教会工作时，很不屑地回来说：“他们叫我信教，我跟他们说，那我今天拿着《圣经》过地铁，是不是就不用买票了？”
我也不知为何从香港带来《圣经》，那是智荷在电子厂给我讲耶稣时送给我的。父亲住院，也许我想要一些心灵的护佑。我并不明了我是否相信，也无论神是否真的存在，有时我会翻开，又总是在《旧约》的繁复名字里停下。
Z伯伯来看望父亲，说他的小车可以供我们用。他看了看病房，邀请我去他家住，还想介绍他刚从部队复员的儿子小Z给我认识。
我们赴香港前，就经常去Z伯伯家，他的夫人是娟秀的四川美女，我很喜欢那个阿姨。有一次我说喜欢看书，喜欢黛玉也喜欢宝钗，她竟突然用四川话背诵薛宝钗的“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那时他们儿子还在部队，这次复员回家了，夫妇俩更是热烈地迎接我。
那几日，我白天在病房陪父亲，母亲还花钱请了特别护士，一直守在病房，不用我们去叫人来换点滴之类。我白天没事，就和那个清秀的护士姐姐聊起天来。有一天，她说她丈夫在郊区出差，起了风，她晚上不能上夜班了，要送毛衣去。她平常而惦念的语气让我动容。我对于这种平静的温情总是记忆极深，亲人间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争吵、指责、评判、叩问、发誓和加倍紧密来完成的情感表达，让我遥遥羡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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