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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大女主,为什么总得“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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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在影视剧里欣赏一个有野心的男人,哪怕他的手段不那么干净,也常被解释为“人物复杂”“有魅力”。可换成女性角色,同样的野心却很容易先被看成问题:她是不是太有心机?她是不是咄咄逼人?甚至,她是不是该为这份野心付出点代价?


英国作家安娜·博古茨卡娅的《不讨喜的女性》想讨论的,正是这种双标的观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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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好莱坞经典之作,到近年热播的英美剧,安娜通过众多影视作品,梳理出九种“不讨喜”的女性角色,并深入剖析角色剧情背后对女性的审判与禁锢。



她事业有成,却很失败?


《穿普拉达的女王》里的米兰达·普利斯特利,是时尚界最有权势的主编,一手撑起整本杂志。电影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欣赏她的权力、判断力和掌控力,但到最后,又一定要展示她“可怜”的一面:她无法维系自己的婚姻,并最终因野心失去了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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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普拉达的女王》电影海报


镜头似乎在说:她再强,但仍然值得同情,因为“她作为一个女人失败了”。


书里指出,这种处理并不罕见。电影在惩罚女性野心时,常常安排情场失意、亲人疏离、内心空虚等桥段,并试图让观众相信:这些代价很值得惋惜,即便事业成功也不足以相抵。


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好莱坞电影更直接把职场女性写成反面角色,传递出的信息是:柔顺、温良、以家庭为中心的女人才被偏爱,而野心勃勃的女强人则会被逼疯甚至被逐出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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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女郎》电影海报,1988年上映


这类叙事分配,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代女性观众的判断与选择,如果说事业有成与家庭幸福天然对立,屏幕外的人该如何选择呢?


她是“疯女人”,

所以我们不用听她说话?


“当一个女人说出真相、提出异议、拒绝服从时,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给她贴上‘疯了’的标签。”


“疯女人”是书中提到的九种“不讨喜”的女性角色之一。书里追溯了“歇斯底里”这个词的来源:它源于希腊语“hysteria”,意思是子宫。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用它诊断一切“不听话”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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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

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如果一个女性抑郁、躁狂,或者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疾病,或者只是偏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理想中那些极其严格的限制,她就会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


1987年上映的《致命诱惑》中的艾利克斯常被当作“疯女人”反派的典型。她和一个已婚男人出轨,而在男人想回归家庭时,她崩溃、纠缠,走向极端,并最终付出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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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诱惑》电影海报


但鲜少人知道,这部电影最初的构想是讨论一个已婚男人如何为婚外情承担责任,以及这段关系给情人和妻子带来的伤害。后来却因为这个男主人公“太不讨喜”“太没有男子气概”而修改了剧本。


男人不能软弱,女人不能有野心,这都是同一种标签的窄化,它暗示人必须符合某种性别期待,才配得到理解。


讨喜其实是一种“适口性”


安娜指出,讨喜性就是“适口性”,即这些角色在父权社会中是否容易下咽。换句话说,“她讨不讨喜”很多时候不是在问“她是不是一个好人”,而是在问“她是否容易被人接受、容易被人喜欢、容易被推销出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类似的剧情设定下,一些女性角色更容易被观众厌烦。不是观众天生双标,而是我们长期习惯了某种叙事:男性角色可以复杂、可以灰色;女性角色则更容易被要求先“讨人喜欢”,再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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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www.unsplash.com


书里还区分了“不讨喜的女性角色”和“强大的女性角色”。后者看起来完美、无懈可击,但也常常完美到乏味,像一座镀金的牢笼:她必须正确、必须成为榜样、必须让人挑不出毛病。


可真实的人性不是这样的。女性可以温柔,也可以有欲望;可以体贴,也可以愤怒;可以付出,也可以做出不那么高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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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我们在现实中接受什么、可能实现什么提供了范本。安娜希望这些角色的瑕疵能激发一种共情意识,让人们主动拒绝那些施加在女性气质身上的文化枷锁。


放下“讨喜”这把尺子,不是要求所有人喜欢每一个女性角色,而是承认她们也有复杂、矛盾、不完美的权利。当我们以更宽容的态度衡量银幕上的女性,现实中的女性也会少一道无形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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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市集杭州站,《不讨喜的女性》大受好评,摆摊第一日便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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