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但程乐松自己却有些意外。在他看来,如今的大学生越来越缺少尝试的勇气,也越来越不愿自我暴露。
2026年,在新书《留白》出版之际,我们与程乐松聊了聊年轻人的变化、社会心态的转变,以及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和生活态度。只是,当越来越多人向哲学寻求人生答案时,他反而对自己能够提供什么,抱有几分怀疑。以下是他的自述:
主笔|魏倩
开学演讲爆火之后
2025年那次“开学致辞爆火”,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自从2023年当上哲学系主任,新生致辞和毕业致辞就是我每年都要做的一项工作。我只是把心里想说的话说给学生们听,并没有想过要传播。
这些年,学生一直是我观察社会的窗口之一。我平时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大家不太会聊一些宏大话题,所以我对社会变化的很多认识,都来自学生。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近些年学生们的状态,那就是“眼里有光的变少了”。以往我们会说学生的眼神比较清澈,那种清澈不是愚蠢,而是一种接纳和开放的状态。但现在,至少在我见到的学生中,很多人都比较漠然。
我能明显观察到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学生们做事情很少抱着“我试试看”的心态;第二个是他们好像不谈恋爱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过去在校园里、教室后面经常能看到坐在一起的情侣,现在却很少见到了。第三个变化是,宿舍内同学之间的陌生感越来越强。有些学生可能到了第一个学期结束,还不知道同宿舍其他人叫什么名字。
《听说你喜欢我》剧照
我们读书的时候,从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开学第三天,一宿舍的人肯定已经混成“生死之交”。大家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家里条件如何,甚至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这些都打听完了。我们这代人不害怕承认,自己在感性意义上希望跟别人建立连接,但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害怕表现出这种脆弱和需要。当然,当年那种“查户口”的交往方式,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很不礼貌、没有边界感。但另一方面,过于明确的边界感,也可能造成一种个体的孤绝。
这些鲜活的经验会让我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当然很难像社会学家那样做专门的研究,只能试着做个猜想。
比如,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大课都是全班一起上的,但现在大学给每个学生都提供了很大的选课自由,同宿舍的人一起上课的机会反而不多。很多基础专业课还设有平行班,连同一个专业的学生都未必在一起上课。从大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活在好几个不同的世界里。这些安排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远。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现在大学的教学管理越来越高中化,但在生活的意义上越来越社会化,这带来了一种撕裂。学生们在考核的意义上越来越标准化,但他们面对的竞争却越来越社会化。
《树下有片红房子》剧照
他们面对的是透明的分数和不透明的未来之间的张力。一个人考得再好,也不代表将来一定有前途。在大学竞争中,任何优势好像都不是绝对的优势,但每个人又都不敢放弃竞争那个“第一”。这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你不往上走不行,但往上走时,每一脚又都踩在棉花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踩空。
所以如今很多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心态,希望所有事情都计划好,安排得清清楚楚。他们理想中的人生是一条高速公路,而且是一条带着精确导航的高速公路,他们要让自己不断向前,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别因为太疲倦而睡着,最后撞了车。人生也因此变得非常单调。
但这条高速公路通向哪里?他们希望走最多人走的路,同时又要在这条路上与众不同。他们不走独木桥,要走就走通天大道,但在这条通天大道上,又希望自己先到一步。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
其实,一个人越想活得精确,就越难随性地观察和体验生活。他必须找到一些特别固定的方向和标准,来保证自己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所以有时候学生未必是为了卷绩点,卷什么都行,只是必须得“卷”一个东西。
《早春晴朗》剧照
这种对精确的追求,也可能和今天的信息环境有关。现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生道路和生活状态,在信息空间里太透明了。一个人会觉得,我在哪个节点落后了,就可能滑落到某种不理想的状态。这其实就是我最近常说的“预支焦虑”。人生太透明了,你就开始预支焦虑。
我们那时候不会预支焦虑,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你。我们只知道师兄师姐毕业出去工作了,至于工作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现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经验帖,毕业后考公、做选调生,去哪个地方、什么级别、什么时候晋升,大家都了解得很清楚。这些信息反而会给整个群体带来巨大的焦虑。
我作为教师,有时候也感觉和年轻人对话是很纠结的。后来发现,有一种方式似乎还比较有效,就是表达你的不解和惊讶。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第一不能说教;第二其实我还是在尝试更多共情一些,但我们之间的生活经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断裂。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传递出你的不解,让他们来解释。这样至少不会一下子堵住他们表达的欲望。
至少在我当下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无解的状态。
我是一个习惯了“也行”的人
回想我的大学生活,当年为什么会学哲学?当然是被迫的。我们那个班只有一个同学第一志愿报考哲学,剩下的都是调剂来的。
我高考结束后原本报考的是法学和经济学,其实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其他专业是干什么的。到了大三,我们开始写学年论文,我写的是维也纳学派,属于分析哲学的重要方向,最后得了很高的分。后来保研的时候,我本来想继续做分析哲学,但当时的老师没有收我,我只好去找班主任老师。他是研究道家的,于是我的毕业论文就写了庄子。
但最后我也没能跟着他读研。他把我推荐给了一位研究道教的老师。我一想,研究道教也行,于是就这么做到了现在。后来想想,我觉得我这个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也行”。
做道教研究,乍一听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专业,好像毫无前途可言。大家都觉得,哲学已经没什么前途了,研究道教还能有什么前途?但我负责任地说,如果从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道教绝对是一个优质赛道。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很少,而且整个《道藏》里85%以上的文本从来没有人碰过。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我还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中国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早些年,非专业人士对道教研究的鄙视和质疑,可能毫不掩饰;但到了今天,至少在公众层面,这样的态度越来越少了,大家反而会觉得这个领域很神秘。
所以你会发现,我误打误撞走进了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这里面其实没有多少主动选择的过程,但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事情非得这样,那我也行。我习惯走一步看一步,并不太在意一件事情最后必须得到什么结果。
这种思维方式,与其说和我的学术研究有关,不如说和我的性格、气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安然地接受自己处于边缘状态,其实是一种天赋。尤其是不带任何怨愤地接受自己是个loser、是个边缘人,是一件挺难的事。
但我一直是这样的人。中学时成绩不算特别好,出去打架也属于跟在后面的那种人,绝对不是领导型人物。读大学时,人家叫我打牌,我就去;叫我踢球,我也去。但你要让我自己攒个牌局,或者组织十个人踢球,我就干不了。后来进了哲学系,又做道教研究。如果学科之间真有一条鄙视链,那道教研究可能连这条链都没排进去。别人从头鄙视到尾,都还没鄙视到你,因为你根本不值得被鄙视。但我对此一直比较安然。
《当我飞奔向你》剧照
我记得庄子研究学者王叔岷先生,在《庄子校诠》的序言中讲过一句话:“性情与庄子近,则展卷一读,如获我心;性情与庄子不近,则诵之终生,亦扞格不入。”我觉得很有道理。人与思想传统之间,有时候存在一种性情上的亲近。与其说我因为研究道家、道教才形成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不如说我的天然气质就比较接近它。
当然,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最流行的其实还是存在主义。大家读萨特、加缪、海德格尔,后来读现代性批判,读拉康、弗洛伊德。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读这些书,因为那个年纪,总需要以一种非常用力的方式找到成熟感。
这种成熟感往往靠两个东西完成:一个是荒谬感,一个是自己虚构出来的无意义感。一旦有了这两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成熟,十八九岁已经看清了一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服从。现在回头看,那其实也是一种很典型的年轻状态,一种假装出来的不服从。但现在的学生们,似乎连愤怒和不服从都不太愿意表现出来了。我明显感觉到大家活得越来越淡,甚至有些寡淡。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特别尴尬、甚至很傻的场景。比如有个男生背着吉他,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唱歌。今天回想起来,我都替他尴尬。但那种尴尬里又有很强的生命活力。你会发现,有时候“愚蠢”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生命力。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愿意暴露自己,也不愿意让自己陷入一种尴尬的状态。他们似乎并不想站在聚光灯下,总希望别人看不见自己。但真的没人看见他们,他们又未必能够安然接受。大概就是:你看不见我是我希望的,但你真看不见我,我又有点不高兴。
当然,我不是在批评他们,只是观察。我也知道,当年我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在我父亲眼里,可能同样是一个不太靠谱、一无是处的年轻人。
但今天再回头看,我对当年那种状态的记忆还是很温暖的。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将来再回头看自己的大学生活,会不会也有这种温暖。我觉得,一个人与其总想着自己的人生要多么成功,不如换个方式想:如果我的人生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将来回望今天,我能不能从中感受到一丝温暖?
《风犬少年的天空》剧照
比如你现在让我回忆本科时光,我觉得没有一天不是虚度的,但我并不认为那些虚度的日子有什么不值得。甭管我当年多么中二,反正牌也打了,球也踢了。我们甚至为了打牌,从楼道里偷偷接电线,什么事都折腾过。那个时候就是不怕折腾,今天想起来,还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把日子活成值得回忆的样子。我一直是这么面对人生的。
当越来越多人向哲学寻找答案
今年,我出了一本随笔集,叫《留白》。
其实这本书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构思了,连提纲和每一篇的名字都列好了。只是后来一直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年才终于完成。
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问题,我十年前就在思考,今天回头看,似乎也没有过时。比如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传统、社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确定性,以及生活中的有限和亏欠。这些看起来很当下的问题,其实有着长期存在的机制。
我的生活状态和基本心态并没有太大改变,但社会在变。十年前,我这样一种希望给生活“留白”的心态,恐怕是非常不主流的。今天再把相似的观点讲给别人听,却似乎更容易被理解了。可以说,表达的语境在优化,被理解的难度在降低。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有个朋友提醒我,如果这本书十年前就写出来,可能根本不会有人看。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并不是“留白”,而是“满铺”。十年前,社会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里,大家都很积极,恨不得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今天,情况似乎不一样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学术上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无论从研究方向还是学科内部的分工来看,我都不是主流。但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变化:好像无论原来身处主流还是边缘,大家都开始产生一种被抛入边缘的感觉。过去我在自己的小环境中体会到的那种边缘感,正在以一种更加情绪化的方式,被更多人感受到。
程乐松
这种变化似乎经历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最开始可能是集体性的挫败感,大家觉得自己做不到某件事,于是沮丧、失落。可现在,越来越多人的反应似乎变成了:做到了又如何?
原来是“Why not”,现在变成了“So what”。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我其实没有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也不太有把握。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我们花费很多精力追求一个结果,等这个结果真的摆在面前,又马上产生一种“那又怎样”的感觉。人在竞争中越来越受制于外部标准,需要一个标准样本、一套评价方式,也特别渴望获得正反馈。但真正得到正反馈的时候,它又不能给你带来持久的成就感。短暂的获得感之后,幻灭马上跟进来了。
它很像电子游戏里不断打怪升级的过程。一个关卡接着一个关卡,永远没有尽头。年轻人现在喜欢说“无限流”,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每进入一个新的空间,都像是生死攸关,可你过了这一关,后面还有下一关。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出现了阶段性的隔绝。过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成就似乎就与你没有关系了,你必须马上进入下一个阶段。进入新的阶层也是如此,过去的经验好像被整个抛在身后,甚至很难再回过头去体验此前的生活。
这些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众越来越希望向哲学家寻找答案。
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公众对哲学其实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哲学是负责提供人生指南的。但哲学不负责提供人生指南。哲学是一套思维方式、一种思想立场、一套分析方法,它本身绝不保证给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换个角度讲,很多人活到某个阶段,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不太会思考。当精神生活遭遇困境时,因为缺少分析和反思的能力,人就容易无所适从。这时候,他可能会想,哲学家到底在想些什么?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剧照
哲学家当然也提供不了生活的标准答案,但可以对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当你从不同层次理解了一个困境以后,虽然问题并没有消失,却可能因为减少了迷惑,而慢慢感到释然。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一旦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概念未必那么清楚。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什么叫常识?我们总说要保卫常识,可常识不就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东西吗?为什么还需要保卫?
比如,过去大家似乎默认,成功的人生就是获得更多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但另一个同样朴素的常识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首先是一种对自身生活的感受,而不是别人对他的评价,更不是他在竞争环境中排在第几位。你拿了第一名,就一定比第二名活得好吗?很难说。生活是一个太复杂的方程式,没办法用这么简单的标准去衡量。
《爱上海军蓝》剧照
至于为什么强调留白,我想说,“留白”对我而言不是一种艺术手法,也不是某种审美风格,而是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说心灵态度。这种态度首先是承认,有些事情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生活不能像画油画那样,把整个画布都铺满,总得留下一些空隙。你总得为混乱留出空间,也为遭遇美好保留一些可能性,不能什么事情都提前设计好。
不过,这本书对我每天面对的那些年轻学生,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帮助。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生活经验,对未来的很多艰难,更多是出于想象。只有真正进入生活以后,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原来想象的艰难和现实中的艰难,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艰难。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许才会回过头来,认真观察自己的人生。可能到了三十五岁左右,再来看这本书,会觉得其中有些东西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这样的想法也未必对。我只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这些孩子们。甚至前提是,我真的知道还有一条更好的路、更简单的路吗?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看,我每次说的话都差不多:接纳一点有限的混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太清楚,模糊一点也没那么坏。每回都是同样一套话。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靠着这套话语体系,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老登”的人。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所以有时候,这还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我们仍然必须承认,我们是被困在自己的生命里,没有办法给别人的生命提供任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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