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
2018年以来，美国地缘政治战略“转向”现实主义，特朗普政府尤其重视国家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全球地缘经济竞争日益加剧。与主要使用政治、军事等非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不同，地缘经济聚焦使用经济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地缘经济权力指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球经济资源控制力，可分为直接权力和间接权力。前者来源于国家所直接掌握的本国经济资源，是地缘经济权力的根本基础，可用经济总量衡量；后者指国家通过非对称经贸依赖关系获得的、能影响他国经济资源配置的能力，主要来自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由此本文测算的地缘经济权力指数表明，美国仍居全球首位，金融权力优势明显；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地缘经济权力中心，主要由经济总量和贸易维度贡献，金融维度提升空间较大。三个维度的战略产业有所不同。①贸易维度，结合国家进、出口市场势力与产业地缘经济杠杆作用，有望识别出进、出口端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产业。国际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投入产出网络的复杂性和地缘经济权力的非线性特征，意味着不当运用产业权力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宜在清晰认知各方优劣势基础上，“有理有利有节”地策略性应对未来可能的地缘经济挑战。②金融维度是我国需重点补足的短板，既需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层面发力，也需扩大内需、提高大宗商品对外集中采购力度等基本面配套措施。增强资本市场适应性与包容性有助于促进引领式创新，提供更多优质资产，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科技金融具有战略产业属性。金融科技能赋能数币达、货币桥，也为新Bancor带来技术可能性，能助力应对美元武器化造成的全球金融安全挑战，也具有战略产业属性。③经济持续增长是不断提升一国地缘经济权力的根本路径，中国正从追赶者迈向引领者，引领式创新是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战略产业，更重要的是构建起“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引领式创新举国体制，要求更加注重需求侧发力，实施有利于引领式创新蓬勃发展的产业战略。
研究员[1] | 谢超 曲博文 李彤玥
本文节选自《地缘经济权力：经济安全与战略产业》，完整内容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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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8年以来，以合作为主的全球经贸关系变得越发具有竞争性。地缘经济学将国家视为人格化的有机体，研究聚焦国家外部的结构变化，成为思考及应对地缘竞争新形势的有力框架。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概念具有一定关联。然而，二者的思维方式及所侧重手段不同，意味着对应对竞争策略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从地缘经济视角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关系做出清晰界定。目前，各方关于二者确切区别与联系并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2]。本文倾向于从两者并列角度来思考地缘经济的内涵：将有关使用政治、军事等非经济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研究界定为地缘政治学，将有关使用经济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研究界定为地缘经济问题。二者是具有一定可替代性的不同手段，均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目标。过去数十年以全球贸易额/全球GDP来衡量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由此形成的国际经贸相互依赖程度为各国采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工具。
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大核心范式[3]，常被用于分析地缘政治现象。同样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实际出发[4]，自由主义的理念是一种正和思维的合作主张；现实主义则信奉丛林法则，主张零和思维下的竞争策略。自特朗普1.0以来，美国地缘政治战略日益表现出现实主义特征，地缘经济战略也愈发具有竞争性。国家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越发重视经济安全目标。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经济安全认定为国家安全议题[5]；2025年特朗普2.0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础[6]。至于要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为什么要采用竞争性手段，可能要结合有关地缘经济权力的分析来理解。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安全一般指不受威胁的状态[7]。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到：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8]。也就是说，安全与权力可以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权力竞争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关键，由此产生地缘经济权力的竞争，以维护经济乃至整体国家安全。
图表1：地缘经济权力与战略产业分析框架
注：本图绘制受到Baldwin (2013)和Clayton等（2023）[9]的启发。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地缘经济权力是指对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球经济资源的控制力。Baldwin (2013)指出，国家形成权力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其直接掌握的资源中获得权力（power-as-resource），其二，还可以从相互之间形成的关联中获得权力（relational power approach）[10]。类似地，国家对全球经济资源的控制也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图表1）。直接权力来自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本国各类经济资源，是地缘经济权力的核心基础，经济总量是最综合指标。间接权力来自国际经贸活动所形成的国家间不对称经贸依赖关系，国家借此获得影响他国资源配置的能力。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安全观来看[11]，制造业支撑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网络是形成间接权力的两个核心渠道（图表2、3）。
图表2：主要经济体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图表3：金融和贸易制裁是美国在全球化期间最常使用的地缘经济竞争手段
注：图中绘制的是美国对外施加的各类制裁的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GSDB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在之前的研究中，对199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地缘经济权力指标进行了测算[12]。中美对比来看，两国以经济规模衡量的直接权力已经比较接近（图表4），中国通过贸易渠道获取的间接权力也超过了美国，差距主要来源于金融渠道的间接权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足是重要制约（图表5）。
图表4：主要经济体地缘经济权力指数的演变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Global Currencies Database，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图表5：主要经济体地缘经济权力分项指标
资料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Eichengreen等（2018）[13]，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产业是影响地缘经济权力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能够提供较大地缘经济权力、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界定为战略产业。在直接权力维度，战略产业的意义在于增强国家对于资源的控制力；在间接权力维度，战略产业是指运用地缘经济权力的主要载体。产业能够提供间接权力，主要得益于全景监控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卡脖子效应（chokepoint effect）[14]。前者指国家可利用所掌控核心节点的流量优势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对地缘博弈的各方而言，对手的意图、策略及弱点等信息并不公开透明。全景监控效应带来的关键信息窗口可以使一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应对地缘竞争中的弱信息环境。展望未来，这种信息优势或可延伸至伴随贸易、资金等一同流动的关键技术、知识与数据等；卡脖子效应指的是国家拥有的、限制他国使用自己所掌控网络的能力。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掌控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以及美元清算体系（CHIPS），从而可对全球诸多国家施加金融制裁。下文将分别从贸易、金融和经济总量三个维度出发对战略产业的分析、识别展开讨论。
贸易是当前中国地缘经济权力的主要来源，涉及产业众多，产业异质性较大。识别贸易维度战略产业，有助于为应对竞争提供清晰思路。本文仅就贸易维度战略产业的识别方法进行讨论。综合国家在各产业中作为进口或出口方的市场势力[15]，以及各产业的地缘经济杠杆作用[16]，有望对进出口端各自的全球性战略产业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的战略产业细分领域进行定量刻画。然而，国际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投入产出网络的复杂性，以及地缘经济权力的非线性特征[17]，意味着产业地缘经济权力的不当运用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建议在对各方优劣势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上，“有理、有利、有节”地策略性应对未来可能的地缘经济挑战。
金融维度是我国需重点补足的短板。新形势下，美元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服务美国国家利益，而非承担全球公共品角色，金融制裁影响全球金融安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贸易占比、全球债权以及黄金储备等因素，就已经具备了支撑美元成为战后国际货币的基础（图表6）。伴随中国经济总量、贸易份额的持续提升，人民币在价值尺度、支付工具、贮藏手段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货币职能也有望提升。然而，近年来人民币国际使用占比数据，也反映出未来的货币国际化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图表7）。有两点尤为值得重视。
图表6：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确认之前，美元就已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面基础
注：贸易统计了全球各国进口加出口总额。苏联1940年、中国1945年、德国1915、1945、1950、1955年以及日本1945、1950年由于数据缺失，在计算全球贸易量以及各国占比时设为零。GDP数据中，中国1920、1940年数据缺失，相关份额计入世界其他。海外净资产数据中，货币单位为2024年美国物价下的亿美元，货币转化依据市场汇率。官方黄金储备数据统计的是美联储披露的全球各国央行及政府的黄金储备。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1870-2014 (v4.0)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18]，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19]，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20]，FRASER[21]，中金研究院
一方面，国际贸易占比推动本币成为跨国支付工具不会自发实现。网络效应赋予了在位货币惯性优势。克服在位者优势既需要在金融层面做出努力，如完善本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CIPS）等，以降低他国转换成本。在非金融层面发力同样重要。例如，通过积极扩张国内需求来扭转供强需弱格局；在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重组对外采购结构，提升买方市场势力，增强国家整体对外的议价能力。
图表7：人民币全球化之路：在全球支付和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
注：储备货币份额数据为年度数据，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数据取月度数据中的年末数值。
资料来源：IMF COFER，SWIFT，中金研究院
图表8：2005年以来，中美风险资产、国债规模之比
注：股市总市值统计涵盖的交易所为：中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美国的NASDAQ和NYSE。
资料来源：中国人大网，中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中金研究院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在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方面的提升空间更大些。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占比是2.18%，在跨境贷款中占比是1.94%，在国际债务中的占比仅0.86%[22]。一项有关1918-1932年期间28个非英联邦国家发行的全球外币公共债务币种结构的分析表明，这一时期美国虽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有所下降，但以国际债券计价货币衡量的美元国际化程度却快速提升，金融深化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基本面因素[23]。从这个意义上说，持续扩大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或是提升中国金融渠道地缘经济权力的必要条件。国债规模是决定安全资产成色的重要因素[24]，也为他国持有本国货币资产提供了流动性与安全性激励[25]，截至2025年底，中国以国债余额所代表的无风险资产规模仅为美国的19.5%。另一方面，若本币计价的风险资产能提供良好的增值预期，会进一步提升本币国际化吸引力，而中国以股票市值所代表的风险资产规模仅是美国的22.4%（图表8）。在当前内外新形势共振背景下，需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以增加安全资产供给，支撑扩张性再分配政策以扩大国内需求；同时，通过构建兼顾追赶式与引领式创新的双支柱举国体制，以更有效地应对地缘经济竞争新形势对我国产业造成的三重挑战，为吸引人民币回流提供更多优质风险资产。从这个角度看，科技金融是能增强金融权力的战略产业。
除补齐自身短板外，减弱先发者也是重要竞争策略，金融科技在这方面的潜力值得重视。例如，智能合约技术赋能数币达·励付[26]，促进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中的使用，降低了跨境贸易结算中对外币的依赖；分布式记账技术（DLT）赋能货币桥（mBridge），为参与国之间的支付结算绕过现行中介体系提供了现实选项[27]。基于金融科技赋能的思路，还可以探讨凯恩斯Bancor方案在现代金融体系下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的文章中指出[28]，凯恩斯Bancor方案是人类的大胆设想，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当前，金融科技让去中心化的跨国信任机制有了值得尝试的新技术方案，或可防止单一国家或机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操纵，为构建更公平可信的国际货币秩序提供技术保障。既有望吸引对主权货币替代方案心存疑虑的众多经济体，作为缩小与先发者金融权力差距的备选方案，也有利于应对美元武器化对国际金融安全形成的挑战。这意味着金融科技也是金融维度战略产业。
在总量维度，经济持续增长是不断提升一国地缘经济权力的根本路径，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当前形势下，中国既需要加速推进追赶式创新以及应对卡脖子挑战，更要积极迈向引领者，通过增强引领式创新能力来应对去中心化与并行产业竞争，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图表9）。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前沿科技属性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是能够增强地缘经济直接权力的战略产业。
图表9：引领式创新与追赶式创新对于可持续增长的不同含义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关于这些战略产业的具体领域，中美两国似乎存在某种程度共识，均高度重视AI、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核能等。AI是重中之重。然而，回到ChatGPT横空出世之前，关于AI核心地位的共识大概率不会如此强烈，这是由引领式创新核心属性决定的。引领式创新没有先例可循，不确定性是最大挑战，而非追赶式创新中的风险。相比于后发者可以基于先发者经验来确定哪些产业是追赶式创新中的战略产业，对于促进引领式创新发展而言，与先验性地决定发展哪些产业相比，更重要的或许是构建起有利于引领式创新蓬勃发展的产业生态。
从双支柱举国体制[29]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需要在继续完善追赶式创新举国体制的同时，着力构建“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引领式创新举国体制。追赶式创新应对卡脖子挑战，本质是如何解决由技术瓶颈造成的供给短缺，因此主要从供给侧发力。而对引领式创新而言，不只需要在供给侧解决技术可行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在需求侧证明具有商业可行性。截至2023年，供给侧工具仍在中国产业政策工具篮里占据主导地位。
地缘竞争新形势下，既需要加大需求侧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图表10），也需要重视扩张总需求，营造能够包容多元技术与商业路线探索的宏观需求环境。这样一个政策含义超出了产业政策主要是从供给侧发力的传统认识，也不局限于给予特定行业采购等需求侧产业政策支持，更多是着重从需求侧发力的、旨在增强引领式创新能力的产业战略。或者说，对于通过引领式创新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进而提升国家地缘经济权力而言，选定一些有可能带来大量引领式创新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来着力支持固然重要，或许更重要是实施有利于构建引领式创新举国体制的产业战略。
图表10：产业政策工具的分类
资料来源：Anzolin & Benassi (2024)[30]、Criscuolo等(2022)[31]，中金研究院
[1]作者感谢尹学钰对本文的贡献。
[2]Mohr, C., & Trebesch, C. (2025). Geoeconomics (No. 2279). Kiel Working Paper. Luttwak, E. N. (1990).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 17-23. Cowen, D.E., & Smith, N. (2009). After Geopolitics? :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 Antipode, 41, 22-48. 胡志丁,毕诗瑶. 理解西方地缘经济与地缘经济学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 (02): 387-401.
[3]Reus-Smit, C., & Snidal, D. (Eds.).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UP Oxford.
[4]Axelrod, R., & Keohane, R. O. (1985).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8(1), 226-254.
[5]https://news.cctv.com/2017/12/20/ARTIeY3Pnlqi86zz74QNkEQ3171220.shtml
[6]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page=4.08
[7]Wolfers, A. (1952). State understandings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7(4): 481–502. Ullman, R. (1983).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1): 129–53. Baldwin, D. A. (2013).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73-297.
[8]《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9]Clayton, C., Maggiori, M., & Schreger, J. (2023). A framework for geoeconomics (No. w3185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0]Baldwin, D. A. (2013).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73-297.
[11]https://www.ndtahq.com/economic-security-is-national-security/，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merica-first-trade-policy/，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12]《双循环新格局》之“第七章 畅通资本市场双循环需增加安全资产供给”，中金研究院，2026年。
[13]Eichengreen, B., Mehl, A., & Chitu, L. (2018). How global currencies work: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Farrell, H., & Newman, A. L. (2019).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1), 42-79.
[15]这类文献通常结合各产业贸易额占GDP（或总贸易额）的比重以及贸易弹性等信息。从进出口端对各产业的市场势力进行定量刻画，见Clayton, C., Maggiori, M., & Schreger, J. (2024). A theory of economic coercion and fragmentation. Available at SSRN 4767131. Barbieri, K.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1): 29–49.
[16]这类文献通常在不对称投入-产出网络中考察各个产业作为核心枢纽的地位作用，常以网络分析中的特征向量中心性等指标考察各个产业对于投入-产出网络的影响力，见Criscuolo, C., & Timmis, J. (2018). GVCs and centrality: Mapping key hubs, spokes and the periphery. Cerina, F., Zhu, Z., Chessa, A., & Riccaboni, M. (2015). World input-output network. PloS one, 10(7), e0134025. Acemoglu, D., Carvalho, V. M., Ozdaglar, A., & Tahbaz‐Salehi, A. (2012). The network origins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80(5), 1977-2016. Sargent, T. J., & Stachurski, J. (2024). Economic Networks: Theory and Compu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intro.quantecon.org/networks.html.
[17]指的是国家所掌握的地缘经济权力大小随其对某项资源供给的垄断程度的增加而呈现非线性增长，换句话说，对某种资源投入的垄断力达到全球的85%和95%为一国带来的地缘经济权力大小存在显著差别，对于掌握权力的国家而言，其对于关键资源的垄断力度一旦发生一点小的下降，便有可能导致这一资源所赋予的地缘经济权力发生大的滑坡。见Clayton, C., Maggiori, M., & Schreger, J. (2024). A theory of economic coercion and fragmentation. Available at SSRN 4767131
[18]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bilateral-trade/
[19]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
[20] https://wid.world/data/
[21]https://fraser.stlouisfed.org/title/banking-monetary-statistics-1941-1970-41
[22]数据来源为BIS，IMF，SWIFT，国家外汇管理局，iFinD。
[23]Chiţu, L., Eichengreen, B., & Mehl, A. (2014). When did the dollar overtake sterling as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vidence from the bond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1, 225-245.
[24]He Z, Krishnamurthy A, Milbradt K. “What makes US government bonds safe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5): 519-523.
[25]How Asia Can Reduce Its Dollar Dependence, by AMRO, 2025. 见https://amro-asia.org/how-asia-can-reduce-its-dollar-dependence
[26]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60918/4471993_1.html
[27]https://mp.weixin.qq.com/s/KlhcS56T9OV4MaCLU4AHAw
[28]《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见：https://www.chinanews.com.cn/cj/kong/news/2009/03-26/1618790.shtml
[29]《中庸策2022·双支柱举国体制》，中金研究院，2022年。
[30]Anzolin, G., & Benassi, C. “How do countries shift their export specialization?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Ireland, Spain and Sweden (1995–2018).” Socio-Economic Review, 2024.
[31]Criscuolo, C., Gonne, N., Kitazawa, K., & Lalanne, G. (2022). An industrial policy framework for OECD countries: Old debates, new perspectives.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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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26年10月14日已经发布的《地缘经济权力：经济安全与战略产业》
谢超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100001 SFC CE Ref：BTM576
曲博文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5110001
李彤玥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4020005 SFC CE Ref：BTJ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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