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下：“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彼时，英国正值现代化的“进行时”，一部分人被时代捧上高空，一部分人被时代甩在身后。
1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历史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完成时”，一个先进、高效、自由、开放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然而，宏观意义上的“人类”与微观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境遇，却显得越发割裂。我们正被不断卷入问题的旋涡：
为什么AI明明提升了效率，人却变得越来越忙？
自嘲“牛马”的年轻人、选择“躺平”的年轻人，是认命还是另一种抵抗？
当上一代的果实已经摘完，我们与父母、领导和时代之间的巨大“时差”，究竟该如何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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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最后一章，您提出一个概念叫作“多重时间性”：这个社会上的各个人群是有错位的，比如我们父母那一代可能还生活在乡土人情社会里，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
“多重时间性”里的这个“时间”，具体是指什么？这个概念和我们经常听到的如“代际差异”，其不同之处在哪里？
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节目。刚刚您提到，这个书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多重时间性，我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当下的一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我们看着都是2026年的人，在日历时间意义上，我们都是一个年份的人，但其实有些人已经到了21世纪，但有些人可能还在19世纪，还生活在过去。
我用“时间”一词其实是想要描述两点：第一，这个东西的成型时代可能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在它所成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的语境之下，它是合理的，也是自洽的。这是第一个时间。第二是因为我想强调一个动态变化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成立了之后会变化，但是它的变化速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东西出现了之后可能变动得相对缓慢，比如我们幼年时期所形成的口味，但是有一些东西成型了之后，变化的速率要更快，所以变化速率快的东西就跟变化速率慢的东西慢慢地产生差异，差距就变大了，它们之间的摩擦、不适配和相互的耗损也就变大了。
今天变化最快的当然是我们的技术，比如说AI。AI技术本身变化是非常快的，有一句话叫“现在不学AI很焦虑，一年不学AI啥事也没有，因为它自己就把自己淘汰了”。只要在AI时代你学得够慢，你就什么都不用学，所以它是变化速率非常快的。但是我们自己认知这个世界的观点、态度、立场可能是相对缓慢的，一快一慢，其实就构成了很多错位摩擦。
所以我想用“多重时间”来描述一件事物成立的历史时期，以及成立之后它变化的速率，想从一个比较动态的时间维度来观察现在很多的社会现象。
问：您提到“多重时间性”时说，有一部分人可能跟另一部分人活在不一样的时间里，他是有“时差”的，某些群体会停留在过去。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时间”跟“过去的时间”相比更先进？如果并非如此，又该如何避免这种“时差”的优越感？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我在构想和撰写“多重时间性”的时候，确实希望不要让人误以为它是一种社会进化论，即新的就一定要优于过去。这是不一定的。
关键在于你得自洽。自洽指的是当前的生活如果有一些东西已经无可避免地往前走了、走向下一个时区了，但有一些东西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它不可避免地就会造成不自洽，不可避免地造成内耗。所以并不是说谁在哪一个时区它就更高，而是得看自身的人生态度和组织内部架构的匹配，能不能够实现相互之间的自洽。
父母在过去的熟人社会生活，他完全可以是自洽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再是熟人社会的条条框框所能够规定的，那作为当事人就得与时俱进了，就得把自己身上的某一些时钟稍微调整一下了。这其实是每一代人都需要做的一个任务。
问：您自己有没有那种强烈的“多重时间性”的感觉，感觉自己“一身两世”？
有啊。我经常跟其他人分享，我们今天的学生跟我当学生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我当学生的时候，老师要是交给我一个任务，我一定要去完成，一定要去跟老师汇报。但今天学生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句话叫leave me alone，I don't feel lonely——你别管我，我其实并不孤独。
今天的学生，并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强绑定的师生关系，他也能够过得很开心，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对于集体，他们并不觉得这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在线上的生活无比丰富多彩，无比开心，也无比能够提供相应的获得感和成长感。
问：那您自己作为老师会有失落感吗？
当然会了，没有人关注，任何人肯定都会失落。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帮助我赶上这个时代、不被这个时代抛下的很重要的体感。
问：您在书里反复提到就业、婚姻，还有阶级的固化，其实是一种更大层面上的结构性问题，它跟个体的努力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您能具体谈谈这一点吗，我们还能做出哪些改变？
面对结构性问题首先需要有一种周期思维。我们现在进入了周期的一个新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当中，上一个周期的低垂果实已经被摘完了，这意味着如果下一个周期，也就是当前这个周期还想要过去的那个果实的话，一定是会失望的，并且一定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赛道当中越来越卷的。
所以我觉得最先要改的是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不存在周期，我们的社会将不断向上。这其实是一个对时代过于乐观的认知。
第二个就是要在新的认知基础之上开辟新的赛道，换言之，在当前这个阶段，价值观一定要多元，赛道一定要多元。如果一直停留在上一个阶段固有的赛道或固有的价值观，那一定是越来越卷的。不管是在工作的选择、创业上，甚至是对于自己人生的期许上，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问：如果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适应，那么终身学习会不会从之前我们自己的一种个体动机变成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不得不做的义务？我们得到的到底是自由发展的机会，还是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法则、一种新的枷锁？
当我们说“每个人都在卷所谓‘不断学习’的时候，它就变成新的枷锁”，这个话成立的前提是什么呢？什么时候你会把它视作外在强加的枷锁？是那个赛道、领域你本来就不喜欢。如果你到了一个你喜欢的赛道、领域，光做这件事情本身你就能够得到不少的满足了。并且在这件事情上，由于它是属于你的一个赛道，那别人是很难跟你竞争的。所以还是要发现自己最感兴趣、最热爱的东西。曾经我们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必需品。
为什么是必需品呢？我分享上半年听到的一个讲座，是以前OpenAI go to market（市场拓展）的负责人扎克·卡斯在我们学校做的讲座。他说在一个智能充裕的时代，执行力已经被拉平了，大家都差不多，那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做成，就取决于how much you want it，你有多想要它。只要你是热爱这件事情的，你就会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样去学习一个新的技术、怎么样把它实现、怎么样把它雕琢得越来越好，而它只要是好的，哪怕你没有任何宣发，也总会有人看到它的。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哪有什么宣发，他就是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就有很多人看。
所以曾经我们认为热爱一件事情是非常奢侈的。但是在今天这个AI时代，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必需品，不再是一个阳春白雪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找到自己的那个赛道，就成为生存的必需了。
问：很多年轻人可能从小在父母教导下长大，在漫长的年轻时期，他都没有机会去探索自己“有多想要”，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年轻人来说，他如何发现他的热爱和他适合的赛道？
其实不光是中国的年轻人是这样，国外的学生，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是说好像美国学生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只不过他卷的不是高考，而是他的简历——体育也好，社会活动也好。
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热爱？我从我这个职业的角度说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你得有好的老师，我们得让好的老师涌现出来。
一个好的老师，不管他上物理、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他能够让这个学生感受到学问当中的美。学生之前可能从来不知道自己还可以从事物理、化学、生物，但是这个老师能够影响他去从事这一行，并且能够告诉他其中有意思的点，让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下去。
所以，其实是需要教育者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找到自己的热爱。换言之，老师教书教得好，这对全社会都非常有帮助。好的教育是帮助一个人找到自己热爱的一个关键。
问：很多人说现在是低欲望社会，年轻人选择躺平，拒绝奋斗、拒绝内卷，您觉得这究竟是一种在这个时代的退缩，还是对现在社会标准所定义的成功的一种反抗？
这个问题首先是个事实问题：年轻人有没有躺平或者放弃奋斗？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为什么呢？我曾经跟一个老师聊，那老师说，现在的同学上课根本不积极，问他们问题他们也不回答，抬头率也不高。我说人家只是对你抬头率不高，人家对他们之间抬头率是很高的，在网上人家是很活跃的，表达欲望是很强烈的。所以可能他们并不像我们很多人觉得那样好像就躺平了，他们可能在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地方是很有激情、很有活力的，比如说在他们真正热爱的领域。
其次，我很同意您刚刚后半句讲的，这也许是对于上一个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比较单一的成功标准的一种反思，甚至是一种反抗。因为上一个发展阶段是有低垂的果实的，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在用那个低垂的果实来合理化自己所有的付出。可能他做的事情他自己也不喜欢，但是他摘到了那个果实，于是他就自我催眠了，说“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事”。但他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只不过今天，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低垂的果实没有了，你就更难以自我说服，包括让年轻人相信你应该做之前我们做的那些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他做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他可能就不做了，但是他们正在做他们自己想做的其他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我们可能未必关注到的方面，他们没有躺平。
这就涉及到多元的价值观和成功标准。我们需要鼓励（这种多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搞清楚在这个时代，果实到底在什么地方。时代变化得非常快，但我们主观上对于成功的认知总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年轻人跟上一代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不一样，这个是完全合理的。
问：今天的年轻人会用牛马、社畜、职场空心人这些词来描述自己，这当然是一种网络自嘲，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他们其实无法从当下的工作中获得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像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比较辛苦，但是他们一份工做一辈子，他就非常有责任心和尊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对身份没有认同，对工作其实也没有认同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我自己的理解是，今天年轻人的这些自嘲，其实是对于被工具化或只被工具化这件事的反抗。当我们说我们是牛马的时候，说的其实是：我只是你完成你自己KPI的某一个工具。不管哪一代人，没有任何人喜欢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
恐怕我们还是得回到哲学家康德的那句话，关于要不要把人当工具、要不要把人当目的。他说：act in such a way（你要如此行动），treat humanity whether in your own person or in the person of any other（对待人性——不管这个人性是你自己身上的，还是别人身上的），never merely as a means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nd（一定要同时把它当作目的，而不要仅仅作为工具）。
很多人说“康德说不要把人当工具，只要把人当目的”，其实康德说的是“你不要只把人当工具”，说明把人当工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把人当工具，一定要同时把人当作目的本身。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比如我说老师您帮我倒杯水，我就是把你当工具，这个是绝对会有的，我们人类存续至今一定会有协作，而协作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人当工具。但是比如一个组织在管理下属的时候，如果组织只把他当工具，不顾他任何其他的福利，不顾他任何长远的成长和发展，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说“牛马”其实就反映了一种“我被他人只当作工具”的心态，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要反对和反思的。
所以我觉得康德的这句话既没有唱高调，又顾及了人本身的尊严。而且多说一句，他这个话很值得玩味，他说humanity 是whether in yourown person or in the person of any other，什么意思呢？“你要如此对待这个人性，包括你自己身上的人性。”有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把自己当人的，这个也是不对的。
问：今天，AI在不断重构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教育。那我们其实年轻人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自己未来会被AI取代，还是所有人都被迫卷进了一种AI技能升级的竞争里？
我特别喜欢今年开学典礼上我们校长讲的一句话，大意是：我们要用最先进的工具去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的话，你就应该被最先进的工具武装起来，而不要视它为洪水猛兽。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其实就需要人的判断，而判断力这件事情恐怕是人跟AI相区别的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么多问题当中，是因为我判断当下这个是我们人类的痛点，于是我才去攻克它，去调动所有AI的、非AI的资源来解决它。判断力是在人身上的，执行力AI可以做，就会使得判断力变得相对稀缺。
除了判断力，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现在的大语言模型需要语料的投喂和训练才能够做一系列的事情，它并不是世界模型，没有那种直接感知这个世界的“传感器”。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要靠真实的人类本身。
这样的感知力、判断力，才应该是当前AI时代教育的重心，也是我们自身成长需要关注的新的重点，只不过它们的重要性被执行层面的体力活掩盖了。
所以您说是不是要去卷AI的技能，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不是AI的技能，而是刚刚讲的那两个东西——感知力和判断力。只有判断重要的问题去解决它，然后在解决过程当中感知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类，你的解决的过程才能够是真实的，才能回馈这个世界、回馈这个社会。
问：AI一方面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资源和社会关系的差距。这种情况下AI会不会造成一种新的阶级壁垒？
我很同意您这个忧虑。其实每一次工业革命在一开始都是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出现了之后，工人的境况是非常凄惨的，但同时又创造了新的财富群体，所以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一次的AI也不会例外。我们刚刚聊到，重要的是判断力和感知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在公立教育系统，有没有教它们呢？如果没有教，学生都去做题去了，那么它们就会被放在家庭层面来教。一个家庭优渥的小孩，他对于这个世界接触很广，见过好的东西，他的感知力有家长的培育，于是他就跟另外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他们虽然都有AI，或者都有算力等等，即便这些资源都已经拉平了，但是家庭教育给到他们的东西是天壤之别的。于是，前一个家庭的小孩会把后一个家庭的小孩远远地抛在后面。
所以AI时代，我们的公立教育系统的重点应该转向这一时代真正需要的那些素质和技能，不能只把它留在家庭这个层面。
问：AI提升效率之后，许多人反而会陷入一种更忙碌的状态。原来工作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完成，有了AI以后，领导会把交付期限压缩到两天，两天之后又会有新的更多的活又出现。所以AI似乎并没有把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工作，那技术进步的红利到底去哪了？
我们现在很忧虑这个事情。它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组织架构的重组。AI是一个技术，如果这个技术到来之后我们还在用前AI时代的组织架构，那很有可能会更累，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多重时间的结果。
第二个维度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老板跟下属的关系是刚刚说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老板可以“想一出是一出”的话，那么AI的到来只是使得另外一部分没有权力、没有资源的人更受制于他的上位者、他的领导。
技术进步的红利，可能哪也没有去，因为领导让你两个小时做完，做出来的东西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不知道这个东西怎样能转化为真正的组织效能的实现。所以组织架构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东西不调整的话，这个时差就会越来越大，AI就会让人越来越累。
问：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MBTI、依恋型人格、NPD、情绪价值等概念的讨论，这些概念一方面能帮助我们快速地去理解一个人，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会让人被这种分类所标签化，最后形成一个个小的孤立的群体？
我很同意您的这个诊断。所有这些标签，首先做的是分类，那为什么大家很热衷于分类呢？是因为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而分类能够带来确定性。不管是真实的或虚假的，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给予彼此的时间其实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得筛选出对方是不是同频的人。
但有时候，这种分类就会特别地简单粗暴。任何分类都是一个切面，它一定会丧失其他鲜活的资料。确定性的代价就是把这个人扁平化了，本来可能是很鲜活的一个人，但是你把标签打上了，我们之间反而再也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所以这样的分类恰恰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磨平了，反而使人与人之间更加疏远，甚至丧失了与人真实交互的那种能力，特别是与人性复杂性的共存能力——因为分类本质上是要抹平人性的复杂性。
如果长期依赖这个分类的话，人性的复杂性便不在你能处理的人生经验当中了。你越不处理，你就越不会处理，你就越需要分类，就永远习得不了这个技能。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个技能对于人性真实的感知力反而是AI时代非常重要的，你得挖掘出人性当中比较深层次的东西，才能够回应它，你的产品才能够触及、打动他人。
与人性复杂性共存的能力，在不断的分类过程当中丧失了。长远来看，特别是在AI环境来看，这些分类恐怕是得不偿失的。
问：我们再来聊一下网络和公共情绪。现在的网络讨论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阵营、标签化和集体攻击，特别是在讨论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时。您怎么看数字时代的公共表达，它似乎一边鼓励每个人发声，一边又好像会让人不敢说话？
我觉得，一方面数字时代便利了发声，在历史上，你得有知识有资本才可能发声，现在有了网络和自媒体，你发声的成本和门槛降低了。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它是一个网络的状态，它是没有遗忘的；而没有遗忘，你就很怕说错话，你的自我审查反而会比较严格。
所以这两者是共存的。未来也许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不同的同温层、不同的群体，大家只在这个圈里面发声，可能跨圈都交流不到一起去，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吵架。这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技术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一种模式，我们其实是要为这种模式做好准备的。
问：您觉得网上还有对于公共议题真正的关切吗？还是它更多地其实是一种对于现实不满的投射和发泄？
我觉得网上的公共正在慢慢变成一种“薄公共”。什么叫“薄公共”呢？“厚公共”其实是有很多价值预设的一些立场，比如说我们要支持某一个观点，这是比较“厚”的。但“薄公共”指的是，只有在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上，才可能谈得上“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共识”——比如“学生应不应该用AI写作业”，就类似于像这样很薄很薄、偏技术性的公共。
过去，我们还讨论一些价值观非常深厚，有很多价值观预设的议题，但我觉得那些以后都不再会成为大家真正在意的东西，真正的所谓“公共”一定是非常薄的，可能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样态——我们互相之间如此之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还会待在一起呢？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这就够了。最终就回到庄子讲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状态。
问：如果再过10年，技术继续加速发展，社会分化不断地扩大，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生活在自己固有的时间圈层和现实中？或者，我们其实不需要避免，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层中也没关系？
如果未来有某种途径能够打破这种圈层，那首先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事业，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使得人不得不进行深度的协作。到那个时候，我们自然地就会在一条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的路上，很多东西其实也就淡忘了，无所谓了。
之前的那些世代，难道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吗？他们也有，但只不过可能在那个发展阶段，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共同事业去推进。所以未来我们的国家，包括整个世界的发展，会不会继续像今天我们在网络当中所观察到的，甚至发生于国际上一些国家之间的那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回潮，其实取决于未来人类有没有一个共同向前推进的目标和视野。
如果有，那人类就可以打破他们固有的圈层；但如果一直都是存量竞争，在一个固有的空间当中不断地卷，价值观又比较单一，那就一定会越来越固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想去互相了解。
问：我们可以看到，您在书里面选了九位哲学家，通过他们主要的思想来解释我们现在当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您当时为什么选了这九个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挑选思路。许多作者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伟大，而是他曾经讲出来的道理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并且这些道理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关系，正是因为他阐述清楚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困惑，所以这个人才伟大。
能够提供这种思想资源的思想家，我就把他称为伟大的老师。所以你看我书中虽然是九个人，但其实是四个主要领域，就是我们最平常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国际关系或者国际领域。
其实这四个领域现在像这样分开来有一些笨拙，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张无缝之网，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它不是那么机械地可以划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经常在学科上或者认知上把它分为不同的领域，先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有了一些困惑，再选择思想家。
社会领域的是三位：涂尔干、费孝通、布迪厄；经济是卡尔·马克思和哈耶克；政治是马克斯·韦伯和米歇尔·福柯；国际这个维度的是摩根索以及乌尔里希·贝克。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社会学家或一个国际关系学者，他不太可能会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因为我们总是有学科的界限，甚至是学科的藩篱的。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其实并不以学科界限划定的那些条条框框来呈现它自己。这九位思想家恰好能够回应当前困惑我，或者困惑这个时代的一些关切，所以我想用他们这些思想来重新审视今天社会上的种种现象。
问：这九位哲学家有没有哪一位是您特别喜欢的，或者他的思想让您尤为获益？
我最喜欢的其实有两个人，而且正好是不同的时代：一个是马克斯·韦伯，一个是福柯。
韦伯是因为跟我自己的专业有关，他关于“国家”的理解和洞察，是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著作。而福柯给我的打动非常深，就像我在书里面写的一样，我最早看福柯根本就看不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写很多很小众的边缘人物。后来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我在过去十多年里看不懂福柯，是因为我的生活还没有进入福柯的那个世界——一个自己必须要跟自己相处的一个世界。
如果说韦伯在研究人跟人如何相处、人跟国家如何相处，那么福柯探究的就是人怎么样跟自己相处：你究竟是谁、你到底爱不爱自己、你恨不恨自己、你批不批判自己……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人跟自己的关系，而这个自己，是从生到死陪在我们身边的唯一一人。
我以前之所以不觉得跟自我的关系有那么重要，是因为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种种关系，光是处理这些关系我都处理不过来了，所以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我该怎样处理跟自己的关系。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自己人生的成长，不得不处理跟自己的关系了，这时才知道，原来福柯讲的是这个事，才由此进入了福柯的世界。
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过去都是在处理各种各样别的关系，但最终沉下心来才发现，之前一直忽视了跟自己的关系——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自己怎么样过才算没有留下遗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时差问题。
问：重新回看这些思想，您觉得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让人感到不孤独。你看，这些人都已经离世很多年了，他们所讲的东西到今天还有用吗，或者还能够对人有所启发吗？要理解这个问题，恰恰要用到“多重时间”这么一个概念。
之所以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的思想在今天还有用或还能有启发，是因为19世纪的某些国家提前进入了现代社会，其困境是一样的，用阿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修昔底德比我们提前到达历史现场。”1914年他在诺夫克的海滩上行走的时候正值一战爆发，他想到，他所经历的这次世界大战跟修昔底德所经历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各自所面临的世界性的分裂和纷争的意义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2500年前，修昔底德先进入了这个历史现场，而这个聪明头脑的所思所想、留下来的文字，也对今天同样经历类似事情的当代人能够有启发。
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思想家很多都是19世纪、20世纪的，也未必都是中国的，但是我们中国当代就正在经历很多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有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也不是当代人的专利。
问：了解这些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之后，我们能多大程度上去改变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和瑕疵？就像网上也有很多人说：我了解了那么多道理、读了那么多书，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的问题。哲学家总是想解释这个世界，但真正关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改变这个世界的第一步是对问题加以命名——你如果要点出这个问题的本质，你首先得说出这个症状。一个人对于自己的问题无法命名的话，他就永远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思想家的贡献不在于他直接给我们一个当代的解决方案。修昔底德怎么可能会为一战、二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他那个年代完全没有这样的全面战争，完全没有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搏斗。但是他准确地说出来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症状，他把标签给打上了，而标签是非常具有力量的。
所以对于时代的病痛，甚至对于我们自己身上的病痛，你只有先准确地将其命名，才能够真正地去解决它。这些百年以前的思想家经历了类似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进行非常好的提炼，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行动指南，更像是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叫什么、在哪里。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问题叫什么，形成合力、社会有共识，在这个方面才能够推进它的改变。它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
问：我们这个节目叫《深信》，就是深深地相信。您有没有您一直坚信的三件事情或者是三个理念，可以给我们分享？
我觉得第一个深信是：时代是有周期的。这一个周期当中，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好的时候，那接下来很有可能是这个周期的下一个阶段，而下一个阶段未必会有上一个阶段那么好，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正是因为它是有周期的，它不会一直不好，它会像一年四季，冬天之后又是开春，你的生命力又会重新绽放。
所谓的“上行期”，指的只是过去那些“低垂的果实”所定义的那个时期。这个新的时代不再有上一个时代的果实了，但是不意味着新的时代没有果实，我们只是不太知道新的时代的果实是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新的时代的果实，是需要自己种出来的。
第二个深信是：周期当中，人与人之间运行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时间是快的，有些人的时间是慢的，我们总是生活在时差当中，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乃至恒常的一种人类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当然有性别、阶级等差异，但是我更愿意从时间和时序的差异上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个深信可能就比较具体了：现代性的绽放，是会迎来它的熄灭的。现代性是人性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一个人更看重个体而不是集体，更看重自我的选择和奋斗而不是天注定，更看重未来而不是过去。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的这种状态会被激发，现代性就会绽放；失去这个条件，现代性就会走入低谷，也就意味着大家更加恋旧、更看重出身、更看重天注定而不是自我的奋斗。
这本身也是一个周期，而这个周期其实是我深信的第一点的那个道理的具体呈现。开放的、包容的、相信选择奋斗努力的这种人性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但是它在消停一段时间之后，又会重新出现。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趋向闭合和保守的状态，跟过去50年间真正的现代性绽放已经不是一个时代了。但它不会永远像今天这个样子。未来在什么样的时点和契机之下，它会重新绽放，绽放得又有多长，那就只有留给时间来做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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