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多元理路与类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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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想法、观念和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全部过程和环节，更直接决定对国家治理效能的评价。只有了解中国公众如何理解治理、如何看待治理、如何评价治理，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从中国公众的主位视角来看，治理观是其对于治理概念及实践的观点、看法和理念的集合，围绕“什么是治理”、“什么是好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展开，体现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反映个体心中理想治理的标准和原则，是个体评判治理、参与治理的指导性准则。

中国公众的治理观植根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土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准确把握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形成路径和主线，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从古至今的历史路径

古代中国对于治国之道的最早阐述，始于商末周初。其中，《尚书》阐述周公的治国思想，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本思想也肇始于《尚书》，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过长期发展，长治久安、国家富强、利民教民等成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家和思想家国家治理观的核心主张；君、民、农、德则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根本性要素。其中，以民为本、追求秩序和富强、顺应规律、德主法辅等治理思想，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公众治理观的传统底色。

2.从上到下的层级路径

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从古代君主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近代军阀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向现代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变迁。无论处于何种国家治理模式，位于中心位置的治理主体始终都会对公众的治理观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方式通常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艰难探索和艰苦奋斗，建立和完善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法治与德治并重等特征。人民是治理离不开的核心与关键，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都将赢得民心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和标准。这些观点和思想，也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塑造和影响着当前中国公众对治理的观点和看法。

3.从内而外的整合路径

中国公众的治理观经历了由内而外的吸纳发展过程，并在外来治理思想与传统治理观念的碰撞、汲取、融合以及内生性演化过程中逐步成型。自近代以来，对中国治理过程影响最为根本、深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的指导理论，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中国公众的思维习惯。马克思主义治理观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重要性，这对我国公众治理观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用以理解中国公民治理观的上述三重路径并不是单一存在或相互割裂的，历史路径、层级路径和整合路径在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作用发挥各有不同，中国公民的治理观是在多重路径交织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

1.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影响因素

（1）个体影响因素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价值观、获得感等。人格特质是稳定的心理结构，尽责性、宜人性正向影响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威权人格则决定个体接收信息的方式与政治态度。传统价值观对治理观影响深远，“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则让公众更关注发展质量，对政治体系有更多元诉求。获得感是公众基于福祉产生的满足感，个体获得感越强，对国家制度越肯定，政治支持水平越高。

（2）情境影响因素

个体的治理观也可能受到家庭、隶属组织等微观情境因素和文化传统、社会变迁、政策制度等宏观情境因素的影响。家庭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开端，父母的言传身教往往会对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情境因素的作用潜移默化，包括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公共政策、治理制度、政治思潮、媒介使用等。政治社会化是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伴随人一生的成长变化。在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公众接触的治理观念、主流社会价值等，均会对其治理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2.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影响结果

（1）对个体治理评价的影响

治理观作为基于价值和认知形成的指导性准则，会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治理评价、政治心态和治理实践行为。由于治理观本身包含“什么是好治理”的判断标准，公众会基于自身治理观对治理主体的能力和绩效进行价值判断。公众重视的治理价值得到实现时，往往给予治理较高评价；反之则可能给出负面评价。有研究发现，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趋向会降低其对地方治理的评价，因为现代化的政府观意味着公众认为政府权力应当有限，同时高期待也会弱化对治理绩效的感知。

（2）对个体政治心态的影响

治理观蕴含的基本价值具有相对稳定性，相较于具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心态，基于知识、认知和价值观形成的治理观稳定性更高，是个体政治态度形成的重要前置因素。公众的治理观会形塑其政治心理，并且随着个体治理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基于治理观形成的认知判断，会进一步影响政治支持、政治认同、政治信任等政治心理变量。研究表明，公众的治理价值侧重会影响政治支持水平，传统权威价值观正向影响政治支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则会显著抑制政治支持。

（3）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

个体以治理观指导治理实践，其参与行为与合作行为都会受到治理观的影响。个体对治理绩效的感知以自身治理价值观为参照，治理过程符合自身标准、回应自身价值偏好时，公众的参与行为会更积极，比如村民对制度的满意度会正向影响选举参与积极性。个体的治理价值取向也会影响网络参与行为与合作行为，公众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治理观契合度越高，越可能产生合作行为；反之则可能出现对抗行为。

1.中国公众治理观的类型与特点

（1）治理观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特征

治理观是融合了价值判断、行为预期与实践反馈的多维度、多层次系统化认知体系，既包含治理价值、主体、机制等基础看法，也包含治理效果评价标准与未来发展预期。按主体价值可分为民主观、法治观等，按领域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治理看法，本质上是一种治理评价标准体系。治理观的多维度多层次特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复杂性和现实治理情境高度契合。中国公众同时关注宏观顶层设计、中观政策制度、微观民生琐事等多个治理维度，对治理抱有高要求与高期待。

（2）治理观具有主体性、个性化特征

公众治理观的主体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公众对治理的认知是结合自身价值偏好、利益诉求与认知框架的主观建构，而非对治理实践的被动复刻；二是个体治理观的形成与其独特的政治社会化经历息息相关，家庭、教育、职业、地域等因素都会塑造其治理观。个性化特征是主体性的延伸结果。由于个体价值偏好、利益诉求与成长经历各不相同，其治理认知、评价与期待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并非统一模板，而是由无数个体差异认知构成的多元集合。

（3）治理观具有体系化、结构化特征

公众治理观并非零散的碎片化观点，而是由认知模块、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构成的有机结构体系。治理观的结构化体现为“认知要素的层级关联”：底层是对治理主体、机制基本判断的基础认知层，中层是对治理核心原则排序的价值取向层，顶层是基于前两层形成的评价标准层。体系化、结构化是治理观区别于简单政治态度的核心标志，公众对治理的看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唯有从结构化框架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公众心中的“好治理”。

2.关于中国公众治理评价的体系结构

国际社会已形成成熟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比如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包含话语权与问责、政府绩效、法治等六个维度。我国学界立足本土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治理评价体系，既吸收国际合理要素，又结合中国国情与公众需求。俞可平提出包含公众参与、法治、社会公正等十二个维度的善治指标；何增科构建了参与性、透明性、法治等十个评价标准。相较于国际体系，中国治理评价体系融入了更多公众关注的治理价值。

中国公众的治理评价具有结果和过程双重取向：结果取向关注各领域治理绩效，过程取向关注治理遵循的原则与机制。民主、法治、公平、参与、效率等是当前治理评价体系中的高频要素，也是理解公众治理观的重要参考。

1.研究总结与讨论

第一，梳理当前已有的治理观研究后发现，对治理观的概念界定并未形成广泛共识，并且在内容上更倾向于研究古代先贤、政治领袖以及学者的观点和看法，而较少基于人民的主位视角来研究其对于治理的看法和观点。第二，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具有独特鲜明的形成理路，理解中国公众治理观可以参考三重路径：从古至今的历史路径，从上到下的层级路径，由内而外的整合路径。第三，目前直接聚焦治理观，将其作为考察变量的研究并不多。通过梳理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与治理观相关的研究变量，对治理观的“前因后果”进行归纳，进一步明晰了治理观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位置和作用。第四，公众治理观具有多维性、主体性、体系化等特点，中国公众的治理评价标准具有结果和过程的双重取向，高度重视治理绩效和治理过程。

2.未来研究框架：“人民主位视角”

当前，治理实践日益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探究人民如何看待治理、什么是他们心中好的治理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在治理中的角色潜能等，对扩展“治理心理和行为”研究具有极高的学理价值，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未来研究可重点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研究。二是基于不同群体的治理观研究。三是基于不同场域的治理观研究。四是基于时间序列的治理观研究。五是基于微观生命历程进行深度研究。

（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注释及原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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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麻心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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