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产业，在国家的五年计划/规划中长期出现，那一定有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
1986年4月，经全国人大批准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围绕开拓新兴产业的需要，加快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和软件产业的发展。”“制定发展计算机应用软件的政策。”
从那时起，软件产业在国家发展规划中从未缺席。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再次入围，被写入“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之中。
从“七五”到“十五五”，整整40年。软件作为数字经济之魂，制造业的大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点，AI落地的生产力基础设施，其重要性毋庸多言。
尽管AI大模型对传统软件的开发模式和商业模式构成了很大冲击，AI智能体正在重塑软件的交互形态，但软件产业不会消失，而是需要转型。复杂工业软件、底层基础软件、高可靠性系统软件更是不可或缺，这从2024年西门子斥资100亿美元收购工业仿真软件和分析软件提供商Altair，到最近施耐德电气以226亿美元收购工业软件厂商PTC，都能清楚地看到。
中国软件业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从软件业上市公司看，全行业亏损，前途堪忧。”一家目前市值300多亿元、市值最高时达1000多亿元的A股软件上市公司负责人说。
如果说钢铁、水泥、浮法平板玻璃、光伏等行业日子难过，我很容易理解，要么是受房地产不景气拖累，要么是产能太富余，但软件业上市公司整体亏损，我确实没想到。
软件业到底怎么了？如何走出困境？我联系了5家在细分市场领先的软件企业，三家是上市企业，两家非上市，一家有30年历史，一家有10年历史，是工业AI独角兽。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行业数据和行业发展的中肯建议。这些数据主要反映A股243家2B软件公司的情况，和全行业情况未必完全对应，但不影响本文基本结论，因为非上市软件企业的总体实力和业绩远不如上市公司。
软件公司日子很难，差距很大
据统计，目前A股243家2B软件公司，从2021年到2025年，总收入只上涨了7.9%，扣非净利润则从2021年的178.9亿元，到2023年开始亏损，到2025年亏损达176.8亿元。
｜A股2B软件上市公司（来源：聚源，公司年报、半年报）
2021年，A股软件业2B公司平均每5家有1家亏损，2026年上半年亏损面则达到64.7%，差不多每3家有2家亏损。
一些软件业龙头企业的年报也很难看。如用友网络，按扣非净利润计算，2019年为6.77亿元，2022年为1.46亿元，2023年首次亏损（-11.04亿），2024年亏损放大到20.38亿元，2026年上半年仍亏损9.47亿元；
CAD龙头中望软件，2021年扣非净利润接近1亿元，此后转亏，一直未能扭亏；
“国家队”中国软件，2021年扣非净利润为4700万元，之后一路亏损，2023、2024年亏损都在5亿元以上，2026年上半年亏损收敛到2600万元；
华为生态的核心伙伴拓维信息，2024年、2025年扣非净利润均为亏损，2026年上半年小幅亏损1400万元。
从上市公司年报还可看出，软件业已经开始减员，绝大多数公司员工人数都在下降，只有少数人力外包型的软件公司还在增员，如润和软件、京北方、博彦科技、法本信息、天源迪科、软通动力、慧博云通等。
如果拿中美软件公司对比，差距非常刺眼。
按收入计，美国排名居前的软件上市公司包括微软、埃森哲、IBM、甲骨文、Salesforce、Adobe、Cognizant、Intuit等，其2025年的收入在2817亿美元到188亿美元之间，利润在1018亿美元到22亿美元之间。以市值看，截至10月16日收盘，微软为3.93万亿美元，甲骨文为3877亿美元，IBM为2206亿美元，Salesforce为1984亿美元，埃森哲为1533亿美元，Adobe为953亿美元，Intuit为869亿美元，Cognizant为297亿美元。
截至10月16日，中国A股市值最高的2B软件公司金山办公市值为1074亿元人民币，科大讯飞为865亿，宝信软件为484亿。这三家公司2025年的收入分别为59.29亿元、271亿元、109.72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8.36亿元、8.39亿元、13.05亿元。（注：科大讯飞业务中包含智能硬件、AI学习机等2C的智慧教育业务）
即使把中国软件业排名前十的公司加总在一起，无论收入、利润还是市值，也赶不上美国软件业名列前茅的公司。所以业内有种说法，美国一家软件公司就可以吊打中国软件行业。
为什么软件业“亏不起”？
中国软件业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干预，交给市场就行了？
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软件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首先，软件业是典型的智力密集型行业，是高质量就业的蓄水池。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发布的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4）指出，预计到2025年，我国高素质软件人才缺口将超过100万。如果整个行业经营困难，研发岗位和校招名额不可能得到保证。
其次，软件业是数字经济和AI转型的“底座”。按照软件行业协会预测（2024），未来3～5年我国数字化转型将产生5万亿～10万亿元的市场需求，模型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推动软件行业向更高层次迈进。大模型竞争最终要落到应用上，而应用的载体就是软件。算力可买，模型可追，而如果承接AI能力的软件公司都疲软不堪，AI转型会不会变成在沙滩上盖楼？
再次，软件业是信创与产业安全的“最后一公里”。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工业软件的自主可控，要靠一批经营健康的企业来持续进行产品迭代和生态维护。《2025年中国基础软件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国产操作系统在党政机关的装机率超90%，但在金融、工业等核心行业的国产化率仍不足30%，国产数据库在政务领域的应用率达45%，但高端分布式数据库市场仍由国际厂商主导。另有统计显示，在高端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中，国产化率不到1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5年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我国工业数字化渗透率约为24%，约是美国的2/3和德国的1/2。”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软件业不存在“要不要发展”“能不能躺平”的问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提升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产业脊梁靠短视频和短剧是撑不起来的。
最后，软件业还是中国知识创新、能力进化、管理思想输出的重要载体。软件是一种工具，承载的是知识、能力、流程、规范等等。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本应是孕育世界级企业软件的沃土。如果软件业发展环境“盐碱地化”，我们将失去把中国的产业知识和能力进行数字化沉淀与表达的重大机遇。
中国软件业“亏不起”，不应该这样一直亏下去。
软件业的困难到底在哪里？
历史地看，政府在不同时期都出台过支持软件业发展的政策，从上市公司年报也可看到政府补贴的作用。在政府支持下，软件业依然困难，表明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也是深层次的。
首要的原因，是文化与习惯问题。
中国市场长期“重硬轻软”，习惯为有形硬件付费，视软件为附赠品，企业级软件屡被压价；知识产权文化薄弱，抄袭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拿来主义”消解了原创动力，不少创新者不敢把核心能力写进代码；行业习惯“短平快”，对基础软件这类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苦活则少人问津；市场被“关系”侵蚀，招投标中的人情因素与地方保护经常凌驾于产品力之上，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等等。
中国软件市场有一个现象，经济一旦有波动，甲方想到降本增效，往往就会砍信息化，软件首当其冲。有些行业即使很繁荣，也不愿意在软件方面多花费。以证券行业为例，根据证券业协会披露，2024年证券业IT投入合计410.9 亿元，其中增长的部分是运维、通信和自有IT部门的薪酬，下降的是软件、硬件和常驻外包的投入，软件投入和驻场外包占证券业IT投入不到四分之一，且还在下降。
证券行业2025年利润接近2200亿元，创历史新高，而三家证券业软件公司（顶点股份、金证股份、恒生电子）合计净利润仅12亿元，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40%左右。
其次是商业模式问题。
国际软件巨头卖的是标准化产品，采用SaaS订阅机制，毛利率很高，收入随客户规模复利增长。国内软件市场，项目制仍占主导地位，集成商通常将软件与硬件绑定销售，软件不是作为独立产品定价。中国软件公司的收入大量来自做项目和按人月、人天计费，项目做完就结束，毛利率低，规模不经济。
再次是采购机制问题。
软件是知识密集型高研发投入产品，但国内市场流行低价中标，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搅局者常常中标。采购方尤其是国有部门出于“怕被追责”的安全考虑，也倾向于选择最低报价。认真做产品的公司往往被成本做局的公司挤出市场，导致行业陷入“低价—低质—更低预算”的负向螺旋。即使价格已经很低，还有“政府类客户回款周期延长”，先垫资、收入确认靠年底验收、回款看甲方脸色等问题。
中国软件业的最低价中标到了什么地步？最夸张的是某省财政厅框架协议电子卖场（2025.11）预算/限价为767.2万元，要求支撑省/市/县三级15万人在线，而成交价为10元！现在不少项目的实际中标价远远低于甲方预算额，仅为预算额的百分之几到十几、二十几。财政部财库今年发布了《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指出“报价过低会启动异常低价审查”，但政府采购领域外暂无相关规定。
最后是产业分工不合理、竞争不公平的问题。
中国的专业软件公司普遍存在长不大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合理的专业分工所形成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对软件建设存在片面认知，将自主可控简单等同于完全自主开发，即便市场存在成熟可用的商业化国产软件，仍选择从零启动内部开发。大多数央企都有自己的数科公司（本质是软件公司），重复投入，承接了大量内部软件项目，然后再层层转包。自己把控项目核心管理与收益，而将难度高、利润薄的实施开发外包给市场化软件企业。这既造成财政及企业资金大量浪费，也导致软件交付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国产软件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
此外，也有一些互联网大厂，依靠入口、流量、资本和生态优势，过度挤压了垂直专业软件企业的生存与创新空间。
软件业该怎么办？
如何振兴中国软件业？
大方向并不难厘清。除了文化与习惯问题外，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统筹推进软件正版化与国产化协同落地。既要整治非授权、盗版软件使用问题，也要将正版化治理与国产化推广一体推进。要引导产业链龙头企业不得无正当理由强制指定国外软件，为国产软件创造公平的应用机会。
二是从招标制度入手，从“最低价”改为综合评估、物有所值，合理提高技术、质量、服务和履约能力的权重。这方面，财政部已经对首创性产品允许非招标方式采购，信创适配认证体系也规定“通过认证的软件产品在招投标中可获得5至15分的加分”，问题在于，这些制度在执行层面总是被“最低价”的惯性架空。要解决这一问题，对甲方国企的考核也要调整，让“买贵买好”不再是风险。否则，行业生态很难从根本上修复。
三是推动商业模式从“项目制”转向“产品化+订阅制”，走出按人月确认收入的做项目的惯性。
四是完善制度规则，在采购准入、资质认定、项目遴选、付款与验收等环节，对民营软件企业与国有软件企业一视同仁，取消不合理的所有制门槛。要推动国央企内部数字化项目面向全社会合规开放竞争，保障优质民营软件企业平等参与项目招投标。对央国企数科公司，应引导其聚焦集团特有业务场景、数据治理、系统集成、安全管控和个性化深度适配，对财务、供应链、人力、协同办公等成熟通用软件，原则上优先选用市场化专业厂商产品。要重新厘清“自主可控”的内涵，强调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可替代与可持续服务能力，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自研开发。不以“全部自研”为考核指标，原则上不再重复开展同类自研，从源头减少重复建设。
五是软件业当自强，与时俱进，实现创新超越。随着大模型和智能体时代的来临，传统软件“数据记录→借助工具产生决策→分发决策→业务协同和运营优化”的模式会受到强烈冲击，但AI对软件企业也提供了加持与变革的机会。
比如，在我采访的这家工业AI独角兽，过去要汇集数据，要靠人去写代码接口、去集成，效率极低，成本极高。现在通过预训练的各种智能体集成各类型的接口，基本上一两天就能生成完，然后只需派一个人去测试，数据就打通了，获取的数据量变得更大，获取成本也更低。
又如，过去很多客户对标准软件尤其是SaaS诟病最多的就是不够个性化，而如果软件厂商去定制，就要派人派驻场写代码，成本高，周期长，基本是负毛利业务。现在，可以通过预训练不同类型的定制智能体，去定制用户流程、后端数据库和前端界面。以前需要派四五个工程师驻场两三个月做的事，现在只需要一个了解其流程的工程师（交付经理），利用智能体就可以做到，成本是以前的1/5～1/10，交付周期大概是一周，业务的毛利情况迅速改变。
当此AI大变局，软件业自身要以创新思维和积极心态，寻找新的突破路径。这家工业AI公司负责人说：“中国的中小制造业工厂有400多万家，我们的覆盖率也就1%左右，空间还很大。软件业最重要的是面向未来，而不是活在过去。我们正从一家软件公司转向智能体公司。”
我采访的这些软件业领先公司还提出，在国家层面，要加强软件业的战略定位，强化顶层统筹；要完善财税会计配套，针对SaaS订阅、AI服务收入研究出台专项税收支持政策；在产业扶持方式上，要从“补项目、补建设”转向“补产品、补研发、补首用、补规模化应用”，重点支持具备自主产品能力、坚持持续研发的国产软件企业；在信息技术建设上，要从以本地系统为核心，更多朝着SaaS和云端服务的方向转型，以提升效率，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有金融信息和软件服务业的领先企业提出，应支持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商建立全球交易所及机构交易三方外接的通道，对符合条件的本土金融信息软件服务商参与跨境交易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应鼓励更多本土金融信息软件服务企业加入评级、估值、指数等领域，提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结语
中国A股243家软件业2B公司全行业亏损，这不仅是财务问题，也是我国如何为知识和创造定价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实现问题，关系到数字中国、AI中国的长久未来。
中国很多产业都已走到全球前列，比起来，软件业的现状真的令人担忧。
这种状况，当然有文化、认知、习惯的长期性问题，但文化转变不可能靠号召，只能靠制度——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让好公司有条件、有恒心，踏踏实实开发好产品，让努力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的企业获得应有的回报，让走捷径者付出代价。技术追赶可以靠投入加速，文化重塑需要久久为功，中国软件业要由大到强，这一课不容回避，终究要上好。
一个行业的低谷时刻，并不一定是悲观时刻。如果能看到存在的问题，直面问题，积极解决，并把握住AI浪潮重塑软件业的新机遇，中国软件业就有希望从低谷中奋起。
这既是时代的责任，也是行业应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