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柯在家中。（IC photo/图）
2026年10月15日是福柯诞辰100周年。如果福柯像他的同代人哈贝马斯、乔姆斯基那样长寿，他会见到自己的思想几乎成为常识，影响了人文社科很多领域…… 福柯很少对外界披露私人生活。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陈荃新
责任编辑｜刘悠翔
从1979年到1984年，法国《世界报》每周会发表一篇欧洲杰出知识分子的访谈，1980年4月的一篇有些特殊，接受采访的主人公坚持匿名，最后的标题就叫《戴面具的哲学家》。
他解释匿名的原因：“这是出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在那时，尽管我可以是很不出名的，但是我说的话还是有机会被人们听到……署名使阅读变得太轻率。”他希望更直接地向潜在读者说话，“因为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就会更努力地去探究我为什么要说你们读到的那些话；你们就直说吧，它是对的，它是错的。我喜欢它或者不喜欢它。句号”。
1984年6月，福柯去世几天后，这篇访谈的撰稿人正式公开，匿名者正是福柯。
福柯无疑是那个时代耀眼的学术明星。他逝世时才57岁，正值才能的巅峰期，因猝然的早逝和公开的同性恋性取向，公众对他死因的猜测和质疑甚嚣尘上。当时，距离艾滋病报告第一批病例才三年、被命名才两年，人们对此所知甚少，饱含误解与污名。
和他上一代学者萨特等人主动公开的做法相反，福柯很少对外界披露私人生活。他在生前一次采访中解释：“当记者来了解我的工作情况时，我尽可能地向他讲清楚。但是我的个人生活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没有必要把它公开了。”
几年后，迪迪埃·埃里蓬打算为福柯写一本传记，他与福柯生前相识，多次采访他，但一开始就陷入了纠结：为福柯作传似乎不合适，因为福柯本人多次否认作者这个概念，埃里蓬的朋友们、福柯的亲友都提醒他这一点。
而且，研究福柯还存在特殊困难——他是个复杂多变的人物，福柯的朋友、历史学家杜梅齐尔曾形容，“他戴着面具而且经常更换”。埃里蓬决定不去揭示福柯所谓的真面目，“我不认为在连续改头换面的情况下可以找到其个性的真实性”。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米歇尔·福柯传》里，埃里蓬谨慎调查与收集事实，系统地还原了福柯一生的经历。
然而，在详尽的传记之下，福柯本人的面目与性情却仍是疑团。美国学者詹姆斯·E.米勒认为：“尽管1989年出版了一部较好的福柯传记，第一次确立了有关他生活和职业的主要事实，但这个人物本身却依旧是个谜，让人捉摸不透。”
不论生前身后，这样的评价紧跟福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曾说：“他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对于福柯来说，固定的形象可能会成为枷锁和规训，如同他在《知识考古学》导言里所写：“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身份的伦理；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让我们在写作时获得自由。”
米勒继续追溯福柯的生平，尤其是未被披露的私人生活部分，尽管他后来出版的《福柯的生死爱欲》受到争议，但显然希望让福柯的面孔变得清晰一些：“朋友们描绘说，这个人极其复杂：灵敏过人，善于自制，沉默寡言时令人尴尬，大笑起来则声震屋瓦——他的笑有时很刻薄，常常是讥讽，富有传奇色彩。”
尽管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神秘，但福柯同时又一直坦荡承认，他的思想和理论全都建立在他的经验和周围的人发生的事情之上，“我每一次做理论工作，都是从我自己的经验片段出发，永远和我亲眼所见的周遭进程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我看见制度、人际关系当中那些裂痕、沉闷的震荡、失灵，我才着手写作，可以说，是某种自传的碎片”，“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亲身经历或者感受过这些事”。
其中的自相矛盾，学者高宣扬称之为“不协调”——福柯晚年主张“不必把自己说出来”、把自我交给他人裁判，但他自己一生极不透明，连病因都没有公开确认。“但这个不协调不是瑕疵。他的生活和他的理论在这点上是一致的：拒绝交出自己的秘密，同时主张自己的经验与工作不可分；前者是不招供，后者是不分裂。两者合起来，才是他那个‘自我’的形状——不是被发现的实质，也不是被说出来供人裁断的真相，而是被活出来的实践。”
“他留给人的，是一个充满张力、无法被简单定格的人格形象。”高宣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福柯身上具有一种令人怀念的特质，或许是上世纪知识分子才有的秉性：他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家，而是一生都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思想。
2026年10月15日是福柯诞辰100周年。如果福柯像他的同代人哈贝马斯、乔姆斯基那样长寿，他会见到自己的思想几乎成为常识，影响了人文社科很多领域，在新世纪一再发挥着惊人的解释力。
他对疯癫、理性与精神病历史的考察，成了精神医学与治疗实践绕不过去的前提；他提出的规训权力与全景敞视，至今仍是分析疫情、算法治理、人工智能等当代议题的重要视角；他对性史、性话语的研究，为酷儿理论与身份政治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认为，“如果人们要找一个西方的观念战争和文化战争起源的话，福柯或许是一个隐秘的中心，他是改变今天大学观念最核心的思想人物之一”。
哈贝马斯和福柯只有过一次短暂会面，福柯邀请哈贝马斯在美国伯克利参加一场围绕康德《什么是启蒙？》的学术讨论，这场原定于1984年秋天的讨论最终因福柯离世而取消。哈贝马斯撰文悼念福柯，表达赞赏的同时继续表达了对他观点的保留意见。
他写道：“在与我同代的致力于诊断时代的人之中，福柯对时代精神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这尤其要归功于他的真诚，他以这种真诚坚持着那些意味深长的矛盾。只有复杂的思想才会产生具有启示意义的矛盾。”
米歇尔
福柯全名本来是保罗-米歇尔·福柯，1926年，他出生于法国西部城市普瓦捷的一个医生世家。这个殷实家族从父辈到子辈都给男孩起名保罗，福柯的母亲不愿完全屈从传统，坚持给她的大儿子加上了第二个名字：米歇尔。
长大后，福柯把自己的名字简化为米歇尔·福柯，一种说法是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福柯与父亲关系不佳，但外界很少探知到具体原因，就像其他方面一样，他对童年时代同样保持缄默，很少在著述中提及。
据另一位传记作者戴维·梅西所写，福柯早在10岁就宣布他不会遵循家庭传统成为医生，当时他想当历史老师。他和父亲的关系因此恶化。福柯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外科医生，他的祖父、外祖父、弟弟也都如此。
梅西认为，福柯和父亲有显著的差异，但也在某些方面相同。福柯经常把自己描述为诊断专家，把他的著述说成对当下的诊断，而不是永恒真理的载体。一如父亲在人体上做手术，他将手术刀换成了笔。
回顾福柯的人生选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莫伟民认为，“福柯在专业取舍、情感生活、学术志业上，既抵抗，又选择，这些体验对他的主体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柯家乡普瓦捷的戴高乐广场。（IC photo/图）
福柯的青年时期充满二战的阴影，纳粹的恐怖统治、难民、轰炸都给他留下动荡的记忆，他为数不多谈及早期经历时说：“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战争的威胁充斥我们的生存天地和空间。这些事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它构成了我们记忆的质料。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或许就是我迷恋历史，迷恋个人体验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我的理论欲求的出发点。”
至于学业，福柯并非一帆风顺的天才，他极其刻苦地学习，想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却在第一次会考中落榜了。1945年秋天，福柯独自搬到巴黎入读预科班，继续备考，其间对哲学产生兴趣。第二年他终于考上了高师。
然而，接下来的高师生涯却是一段痛不欲生的经历。他难以忍受集体生活，孤独、古怪，经常与人争吵，嘲弄他讨厌的同学，给别人起绰号，显得狂妄好辩。他多次企图自杀未遂，也曾伤人和自伤，被视为半疯。
身边的人普遍认为，他的抑郁与性取向带来的压力有关。那个年代，同性恋者在法国处境悲惨，常被视作耻辱，只能秘密活动。
“这些内在的痛苦经验不可能不成为他的思想起源。”汪民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也是为什么福柯著作中的主角大都是各种各样的边缘人群，即他笔下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或者主流社会目光中的声名狼藉者。这些人也总是跟疯癫、监狱、性和惩罚密切相关。他努力探讨他们遭受排斥、隔离、驱逐和囚禁的历史原因。他试图为各种各样的受排斥的边缘人群发声，因为他自己多多少少就是其中一员，感同身受。”
入学两年后，父亲带他来到圣-安娜医院求助一位精神病权威，那是法国最大的精神治疗机构。毕业那年，他在好友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三年后退出，考了两次才通过法国的大学和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
学术生涯早期，福柯密切关注心理学，除了哲学学位之外，他还攻读了心理学学位，当过心理学助教，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进入圣-安娜医院的脑电波实验室工作。那时的福柯对心理学技术和实验很是热衷，高师的很多同学接受过他各种各样的测试。
很多年后，当别人问起这段经历，福柯否认圣-安娜医院留下了坏印象，恰恰相反，正因为那是一间条件优越的大医院，更迫使他思考自己面对精神治疗感受到的不适，并非源于医院的欠缺，而是整个现代文明对正常与疯癫的定义。
直到1960年他写完以此为主题的近千页博士论文《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后来出版英译本《疯癫与文明》）之前，福柯先后在瑞典、波兰、德国汉堡工作，担任当地大学法国文化中心的主任，他用大量时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热衷社交往来。梅西记录了一个插曲，在瑞典乌普萨拉，福柯买下一辆价格不菲的二手捷豹跑车，他和法国朋友们经常饮酒作乐，因吵闹的派对变得声名狼藉。
在海外流浪了几年后，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向福柯抛出了第一个正式的大学教职，让他终于回归法国学术界。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但《疯狂史》被视为一篇稀奇古怪的论文，不遵循学术传统，也很少参考二手资料。他满心希望论文能由大名鼎鼎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它出版了知名学者萨特、梅洛-庞蒂的许多著述，但遭到拒绝，只能转由其他出版社。
正式出版后，销量并不理想，福柯多次抱怨这本书问世时遭到的冷遇，“哲学圈子和政治社会对此却不屑一顾。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对此表示过关注……”
事实上，福柯的研究已逐渐在学术界引起关注，整个1960年代，他开始大量发表著述。声名将在更晚的时候到来，而早期生活中的边缘经验，构筑了他的哲学起点。
“福柯承认自己写的每一部书都是或至少部分是某种直接被主流社会界定、排斥和规训的个人边缘体验的产物。福柯思想始于自己的个人体验，而非抽象的理论前提。”莫伟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学术明星
1966年，《词与物》出版了，这是福柯最晦涩的一本书，他梳理了16世纪以来的西方知识史，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一种隐秘的深层知识结构，决定了那个时代什么知识能被建立、什么思想能被表达，他称之为“知识型”。
因此，“人”这个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1800年前后伴随现代人文科学兴起而被发明出来的晚近产物。在全书结尾，他提出了震惊世界的预言——“人之死”，“恰似一张画在沙滩上的面孔即将被上涨的潮水抹去”。
莫伟民翻译了《词与物》的中文版，他解读，福柯的“人之生死”定位在19世纪，是指当时人们期望使人成为认识的对象，以使人能成为他自己的自由和他自己的存在的主体。但实际上，福柯断定人们在当时从未发现这个著名的人、人性、人的本质，而只是发现了无意识、结构。“福柯强调人在哲学中消失了，不是作为知识对象的人，而是作为自由和存在主体的人消失了。”
由于内容专业艰深、篇幅冗长，福柯预计这本书能有一两千读者就不错了。谁知甫一出版，初印的数千册就在短短一周内售罄，随后屡次加印，迅速成为巴黎大众媒体和文化阶层人人热议的畅销书，甚至被人们带到沙滩和咖啡馆里阅读，成为当时最瞩目的文化现象。
《词与物》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也让福柯陷入了长久的论战。他的观点冲击了当时在法国大行其道的存在主义潮流，萨特等学者强调人的自由和主体的责任，批评福柯抹杀了历史变迁与人的能动性。福柯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讥讽：“萨特是有着重要的书要写的人，他要写文学、哲学和政治作品，以致没有时间读我的书。他没有读过我的书，因此，他所讲的不能让我信服。”
相较于《词与物》在法国知识界的巅峰地位，这本书在中国远不如福柯的其他观点和著作有影响力。汪民安分析，人之死的观点是高度理论性和思辨性的，它引发的是知识界内部的哲学论战，对普通读者而言并不具有切身经验，“相形之下，权力、规训、生命政治，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都能有具身性的感受和体会：谁没有受到过学校的规训？谁没有被各种各样的权力撞击过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物基因工程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福柯的“人之死”随着这些后人类讨论的展开再次引起关注。“人们一开始听到这声音不明就里，但现在发现它是一个古早的预言。或许每一个概念真的都有它自身的特殊命运。”汪民安说。
成功带来兴奋之余，福柯冷静看待这部给他带来声誉的书，他认定这是他写过的最不好的一本书，甚至一度拒绝再版。
在一次采访中，福柯谈到自己的走红，“这其实是挺烦人的”“大吃一惊，毫无准备”“看来人们对这些著作所要求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而是对我们社会深思熟虑、目光长远的看法”。
汪民安认为福柯的成名绝不是单本书带来的偶然，“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激发了无数的讨论”。福柯生活的20世纪后半叶，大众媒体日渐发达，“他经常接受电视、广播和报刊的采访，他希望将自己的声音放大。那时法国的读书媒体都很严肃，很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辩论，读者和观众也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媒体上出现的知识分子，都经过了某种不成文的基于多数共识的挑选，所以一般来说保持了基本的智识水准”。
与学术同仁的论战也把福柯一次次推向更大的公共舞台。德里达在一次讲座上批评《疯癫与文明》对笛卡尔的解读，时隔九年后，福柯在这本书再版时写长文回击，措辞尖锐，两人决裂近十年。
他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让他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英美学界开始系统引介他的理论。
论战也带来一些副作用，福柯为此和不少朋友决裂，埃里蓬写道：“福柯一旦被触怒，就不会轻易平息下来。在福柯身上存在着‘古代睿智’，这是真的，但他身上还存在着希腊伟大悲剧才具有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这也是他一生永远不变的特性之一：福柯经常同亲近的人闹翻……有许多名字在福柯面前是绝不能提起的。”
还有一件事更能激起福柯的热情：参与政治行动。他关注权力关系，一生都致力于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以此来审视社会政治现实。
1968年，福柯亲身经历、支持和参加了突尼斯学生抗议运动。1971年，他发起创立监狱信息小组（GIP），调查监狱生存状况、推动囚犯发声。1972年，与萨特搁置思想分歧，共同参与抗议移民遇害的反对种族主义行动。1975年，声援遭到佛朗哥军事法庭审判的西班牙反独裁者。1978年，作为特派记者两次赴伊朗，撰文观察反抗巴列维独裁的民众运动。1979年，为救助越南船民，与萨特、阿隆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1981年，与布尔迪厄一起为波兰团结工会奔走呼号。
1972年，福柯与萨特在法国巴黎的雷诺工厂入口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工人活动家皮埃尔·奥弗涅遇刺事件。（视觉中国/图）
在莫伟民看来，“显然，福柯的政治行动与政治思想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理念指导其政治行动，政治实践修正其政治理论”。
1970年，福柯当选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讲座教授，进入这座法国学术圣殿，为他的活动提供了更可靠的支撑。福柯善于演讲，每一次讲座都座无虚席，这一职位持续至他去世。
1980年代，高宣扬在巴黎读博期间，经常去法兰西学院听福柯的讲座，授课的种种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听众挤满讲厅，连讲台上都围满了人，学院又在主讲厅之外设立了几个分场，供更多人听课。
“福柯像一个强大吸铁磁那样，吸引厅内外听众，而他自己，在台灯光影之下，一边翻书，一边即席阐发、批判，动作与姿态自成风格；口中每一句话都饱含力量，令所有听众笼罩在严肃、沉静而紧绷的氛围里……他就在众人面前现场思考，坦然呈现当下思考的卡顿、改口与迷途，又展现迂回、突围和急转弯的智慧。音量不大，但信息密度极高，吐字清晰，语速偏快，流畅间夹杂一丝普瓦捷地区口音带来的沙哑。他那当众展露困惑和突围而出的能力，甚至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更令人沉醉。与其说他是与人交流，不如说他在搭建思想战场，开辟对话场域。听了一次他的讲演，就迫使你决心再追听下一次。”
高宣扬与莫伟民等学者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感叹，福柯的运思方式像极了尼采，但两人的命运迥异，尼采至死都是“异端”，而福柯却在44岁那年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作为西方学术体制最高象征的法兰西学院，成了“主流中的主流”。“造化弄人竟至如此，为之一叹。”
极限体验者
1983年，一位加拿大记者采访福柯，描述了他的生活：他经常穿着朴素的白裤子、白T恤、黑皮夹克，巴黎的公寓刷成了纯白色，挂着一些黑色雕饰，因为纯黑和纯白“显得直截了当、充满力量”。
他形容福柯的生活“有一种僧侣式的严峻格调”，“看上去不像精致复杂的法国人，他们总想把生活搞成艺术”。
这是福柯接受的采访中罕见聊到个人生活的一次，他甚至袒露自己在体验快乐方面有严重的困难，他希望有过量的快乐，不惜为它死去，对他来说，纯粹的快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有一次他在街上走路被汽车撞了，有几秒钟以为自己正在死去，竟然感到了非常强烈的快乐，“这是我迄今为止回忆中最美妙的情景”。
当地时间1981年12月16日，法国巴黎，福柯在一间演播室参与电台广播讲话。（视觉中国/图）
从1970年代中后期起，福柯频繁访问美国讲学，尤其迷恋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他喜欢美国西部温和的气候，以及对性少数者更包容的环境，甚至一度考虑离开法国去美国教书。福柯频繁出入湾区的同性恋社区和公共浴室，将其视为一种探索全新生活方式的试验场。
那时福柯在生活和思想上正在发生一系列转向。此前，他已经通过包括《规训与惩罚》在内的多本著作，考察了现代欧洲的主体是如何通过规训权力被塑造而成的，那么，工厂、医院、学校等现代体制出现以前，人的主体是怎么被塑造的呢？他将目光转向古代，包括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也为了回应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人可以如何摆脱规训权力？
“到了晚年，他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是被塑造的、被历史所建构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对抗呢？我的对抗是真诚的吗？”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姚云帆向南方周末记者解读，“作为批判者的福柯很尴尬，那他说，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已经开启了庞大的《性经验史》写作计划，讨论古希腊人如何通过快感的享用和关切自我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他提出“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概念，也被翻译为自身的技术，主张将自我当作一件艺术品去主动塑造，实现主体的自我构建。
美国学者米勒用福柯曾提出的“极限体验”概念，把他的思想与私人身体经验串联在一起，包括早年的自杀冲动、服用致幻剂的试验、晚年在旧金山社群的活动，甚至最后的死亡都当作追求极限体验的表现。
由此写成的《福柯的生死爱欲》在福柯的亲友和法国学界中引起了不满，他们反对将福柯的学术思想等同于私人情欲实践。
这样大胆的解读或许难掩猎奇和猜度的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福柯生前的确致力于将学术上的思考应用于生活的改造，他说，“我像条狗那样工作了一生，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身的改造”。当人们问，为什么他几年前的一个说法如今变了，他会回答，“你想我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说些一成不变的话吗？”
“通过自己的知识，达到对自我的改造，这就有点像审美经验所起的作用了。一个画家，如果不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发生变化，那他为什么要工作呢？”福柯说。
从1983年夏天起，持续低烧、头痛、咳喘不断袭来，福柯的健康状况持续衰退。当时艾滋病的检测和治疗还不成熟，医生只能对症处理感染。对于福柯是否知道自己患上了艾滋病，传记作者们说法不一，福柯曾向友人倾诉过怀疑，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生前得到过确定的诊断。
最后几个月，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了最后一门课《说真话的勇气》。他反对基督教忏悔式独白，个体被要求交出内心最私密的欲望与秘密，通过坦白和诉说完成自我审查与驯服。相反，福柯推崇古希腊的“直言”（parrhesia），说真话不只是陈述事实，而是在明知要承担风险，甚至危及自身的前提下，主动选择道出真理，这是一种关乎自我塑造的伦理修行。
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引发的败血症、脑脓肿离世。起初，医院与家属出于保护，并未公开他死于艾滋病，顿时猜测和谣言四起。福柯的长期伴侣丹尼尔·德菲以纪念他为名，创立了法国首个抗艾组织AIDES。几年后，德菲主动对外承认，福柯的死因是艾滋病并发症。
他的死亡掀起一场缠绕着隐私、羞耻与知识分子伦理的漫长争论。法国哲学家让-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确诊艾滋病后发文，指责福柯当年出于羞耻而选择沉默，没能践行说真话的责任。
姚云帆认为，福柯的选择和他的思想主张并不矛盾，他对于自己所相信的生活方式，没有迟疑、没有后悔，这一点难能可贵，“保持沉默本身就是福柯的性格，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应该说出什么，相反他觉得他本身就是莫测的，只要他承认代价就可以”。
在莫伟民的理解里，说真话不是简单地说出一切，而是“有勇气说出自己相信的真理/真相”。福柯并没有违背说真话的原则，“福柯心中有信仰，才会体验激情，经历受难，抒情生死。”。
世纪思想家
福柯的声望在他死后继续上升。米勒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现在他在学术界拥有一种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17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演进的许多关键的方面，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
德菲与人合作整理了福柯散落在各处的访谈、短文、政论，推出四卷本文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录音也陆续被整理成书。按照福柯的遗嘱，未经定稿的手稿原则上不应出版，搁置多年的《性经验史》第四卷，2018年才在争议中面世。
2018年，法国巴黎，福柯的肖像出现在当地报刊上。（IC photo/图）
福柯在中国的影响和西方社会经历了时差。汪民安印象里，福柯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是《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刊登了一则报道他去世的简短消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福柯的作品开始在国内出版，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变得越来越多。
汪民安记得一则逸事，福柯的《性史》（后来的中译本采用《性经验史》）在书店里经常被摆在医学和健康的分类柜台，很多年轻人抱着猎奇或科普目的把它买回家，读起来才发现内容晦涩，不知所云。这本书甚至经常出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图书地摊上。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曹金羽梳理了福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现在活跃的福柯研究者都会提到初读福柯时的震惊和刺激，这几乎是每一个福柯读者初读其作品的体验”。
1993年，莫伟民提交答辩了他的博士论文《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福柯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无人能及的。”1996年起，北大哲学系的李猛牵头，组织起活跃在北大校园的学术团体“福柯小组”，一起研读、讨论、翻译了上百万字的《福柯文选》。
2000年之后，国内学者展开了对福柯的系统性研究。如今福柯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各个学科都有大量研究者和爱好者，学者张一兵称，围绕着福柯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劳动密集型产业”。
姚云帆记得，1980年代福柯刚被介绍进来的时候，中国正热烈讨论启蒙理性，福柯的贡献是对理性的质疑，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有一定的距离。如今“福柯变成了一个很亲切的思想家，变得非常常识性”。但是，他持续追踪福柯的遗稿，每当读到福柯新的论述，会发现他依然很陌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杜玉生研究了福柯的晚期思想，发现当今有影响力的很多哲学家身上，都能找到福柯的影子。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明显结合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分析现今社会的绩效主义、自我优化等问题，都能从福柯那里得到启发。
汪民安攻读博士期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福柯身上，读完了他所有重要著作。那些书并不好读，最纠缠他的就是《词与物》，有几个月，他白天晚上都在看，日思夜想都是这本书，如同噩梦缠身。
在福柯不可替代的价值之中，如果非要选出最重要的一个，汪民安认为，就是他的别样思考，“福柯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人云亦云。他总是在很多人思考过的地方提出自己全新的洞见”。
高宣扬初到法国时第一次阅读《词与物》，只觉得读不懂。法国哲学家贾克·董特和福柯曾师出同门，在福柯家乡的普瓦捷大学任教，经常对高宣扬讲述他所看到的福柯。福柯的好友德勒兹也曾与他三次面对面交谈，谈起1968年他们共同参加学生运动。
高宣扬研究了福柯多年，发现“越到后来，他所说的一切，却变成内在于我自己的‘功课’，是属于我自己必须面对和时时验证的一种生活实践。问题不在于从字面上和理论上读懂，因为越钻研和体验他提出的问题，越觉得这些问题本来是属于我的，更确切地说，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时时面对和解决的生存问题，即是我自己如何做自己和做人的事情”。
他提醒，不要把福柯思想当作知识或工具，福柯从不提供任何正统意义上的真理、方法或锦囊妙计，而是要作为学会自我反思和自我启蒙的参照。
如今86岁的高宣扬历经六十多年哲学生涯，发现哲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也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门专业，它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在我的一生中，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变化，始终跟着我内在的意识、感受、意志、情感和体验一起变动”。当然，这也是福柯的哲学。
（参考资料：迪迪埃·埃里蓬《米歇尔·福柯传》，戴维·梅西《福柯传》，詹姆斯·E.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加里·古廷《福柯》，保罗·韦纳《福柯其思其人》，迪迪埃·埃里蓬《米歇尔·福柯与他的同时代人》，汪民安《福柯的界线》，汪民安、陈永国《福柯的面孔》，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性经验史》《福柯读本》《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言说始于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