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朱人奉；编辑：桃子酱
在中国香港的油麻地，距离庙街夜市几个路口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方可成在一栋商用楼的13层租下一个单位，开了一家名为“过滤气泡工作室”(Beyond the Bubble Studio) 的小书店。
书店面积不到60平方米，进门右边就是书架和展台，层层叠叠地摆满了书；中间是一张长桌，可供10人以上办公或举行会议。
每周，这里都会举办讲座或学术交流活动。前来自习、阅读的人，书店会建议他们寄存手机，锁进准备好的手机柜中。
2024年年底，他开始筹备这个线下空间时，就想好了它的定位：“在这个社交媒体和AI的年代，创造专属于人类的线下体验。”
工作室还出售一些文创产品，如手机袋，上面写着“手机失联，生活上线”。这是过滤气泡工作室的主张。气泡即同温层，方可成希望来到这个空间的人能够走出手机这个巨大的“气泡”。
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后，方可成尝试在自己执教的一门课程上禁止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生产力工具”，回归“古法”教学。
他刚刚取得终身教职，有底气做一些“不合时宜”的实验。一个学期结束后，学生们给方可成的评分，并没有因为他的“刁难”而降低。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方可成（左一）
为申请终身教职准备厚厚一叠材料时，方可成感受到一种意义危机：“（论文）被几百人引用，这就是影响吗？给某种现象包装一套看起来华丽高深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意义吗？……这种意义危机的背后是学术生产机制的异化。它用一连串的数字（论文数量、影响因子、期刊排名等）和规则（基金评审、晋升要求、审稿流程等）让学者的工作变成了对KPI的追逐，而不再关心知识生产的‘初心’。”
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他也感受到高校新闻教育长久以来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当新闻传媒行业不断衰落，新闻与传播学院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当学生们习惯躲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营造的气泡里，大学教育者如何轻轻推他们一把？
以下是方可成的回答。
让大学“筛选”人才
是一种犬儒主义
2019年，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本世纪第二个10年，社会依然给人一种向上发展的感觉，许多学生对世界表现出真诚的好奇心。他们愿意投入大量时间阅读老师布置的材料，在作业里写下深入的思考。
当时有一名大一新生，她本来是商学院的学生，上了我的课之后，改变了对社会与媒体的看法，决定转读人文社科专业。毕业后，这名学生做了记者。
即便因为新冠疫情到来，线下教学突然转为网课，大家对那种新鲜的线上课堂依然带着开放、兴奋的心态。但疫情结束之后，我和同事们普遍感受到明显的心理落差。
三年网课期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学生打开摄像头的比例直线下降，最后大家都把麦克风和摄像头关掉，陷入深度的疲态，老师也是面对一个黑洞说话。等到终于恢复线下教学，我们本以为会迎来“百废待兴、大干一场”的生机，但很快发现，没那么容易。
有一种断裂已然形成。那批在高中时期或大学初期的关键社会化阶段遇到疫情的大学生，跟以前的学生有明显的不同。在课堂上，逃课的人变多了，坐在教室里的人也普遍带着一种应付的心态。
我做过一个媒体人交流计划，邀请一些资深记者驻校讲课。刚开始，很多学生排队来听讲座；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人越来越少，甚至有学生不知道怎么报名，不知道去哪里听讲座。那些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生活常识与行动力，对他们来说好像是非常陌生的。
曾在网络上爆火的一篇论文，折射出大学教育面临的困境。（图/小红书截图）
我想，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套关于“世界应该怎么走、社会如何变得更好”的明确叙事。
过去几十年，年轻人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可以遵循——考最好的学校，努力就能找到好工作，拥抱全球化，这是一条非常确定、非常光明的道路。
现在，这套规则逐渐失效，那新的趋势是什么？目前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正在相互竞争的趋势，但没有一个趋势成为主流。这种变化就像失去了北极星，我们一下子找不到方向了。
当努力学习看不到确定的结果，就只有少数极具自驱力的学生还在坚持。社会上甚至开始流行一种犬儒主义观点：大学的意义不再是教育，而只是“筛选”具备自驱力的人。
我完全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如果办大学仅仅是为了筛选学生，国家何必投入这么多资源建设大学？
读大学必须经历痛苦
面对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我尝试进行两个方向截然不同的实验。
第一个实验，在去年秋季学期的必修课上，我全面禁止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同事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担心学生会在期末教学评估中疯狂给我打差评。他们说，我拿到了终身教职，而他们还在“非升即走”的阶段，不敢轻易做这样的尝试。
在禁用电子设备的第一节课上，我向学生解释了原因，和他们一起看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的演讲视频。
这位学者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研究一件事：成功者说他们靠的是超强的意志力，这是真的吗？她发现，意志力是最靠不住的，那些人能成功，不是靠钢铁般的意志，而是他们提前把削弱自己意志力的东西排除了。
Angela Duckworth近期在播客上聊意志力
当时有学生提问：上课不用手机没问题，用电脑记笔记也不行？我的回答是：“是的，电脑也不行。”你以为你在用电脑，其实电脑上有很多东西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会时不时记一下笔记，一旦觉得老师讲得没意思，就偷偷刷起小红书。
有一个心理学实验验证过，如果考试的时候你旁边有一部手机，哪怕它屏幕朝下放着，你并没有真正在玩手机，它也会影响你的分数。更有意思的是，手机离你越远，你的考试成绩就越好。直到手机离开你的视线，才能排除它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的大部分课程都是英语教学。这几年，很多老师留意到一个现象：学生上课时会打开笔记本电脑，用AI进行实时翻译。
我们项目招进来的研究生，雅思成绩普遍在7分、7.5分甚至更高，完全能够听懂英文授课。但有了AI实时翻译，学生就只盯着屏幕看翻译的内容，放弃了动脑去听英文。AI工具让他们失去了锻炼认知能力的机会，长此以往，英语能力、学习能力必然会退化。
所以，我明确告诉学生：在 AI 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靠工具轻轻松松毕业；但是，如果你读大学时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摩擦，你就什么都没有学到，不过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张文凭。
这个实验，学生起初并不适应，但一个学期下来，他们逐渐享受物理隔离电子设备所带来的专注感，并没有给我打差评。
《死亡诗社》
在 “新闻业的未来” 这门课上，我进行了另一个实验——最大程度地拥抱 AI，当然，使用负责任的方式去拥抱。
前几年 AI 工具还不成熟时，我让学生构思新闻产品，他们只能在纸上画画原型图；如今，在 AI 辅助下，他们可以做出具备交互功能的 Web 应用。比如，有一组学生做了一个 “多邻国” 模式的趣味问答新闻产品。他们利用 AI 工具，迅速把点子落地，变成真实、可操作的产品雏形。
技术就在那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一方面，我希望学生运用最前沿的AI工具实现创造性构想；另一方面，我也考虑引入一些早已被淘汰的古老媒介——打字机、复古的CCD相机甚至早期的iPhone。
古早媒介的滞涩与物理质感，能让习惯于丝滑的算法喂养的年轻人重新体会到媒介的本体属性，从而反思技术到底替代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大学老师不是魔法师，
但可以成为“助推者”
我当年选择读新闻学，是因为在2003年看到了关于“非典”及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受到很大的触动。我当老师后接触到的学生，有很多人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名记者的感召。
可是，此后十几年，新闻行业一直在衰落。2004年至2010年，我在北京大学读本科、研究生时，一些记者转行到房地产行业、互联网大厂，很多社会事件已经没有人去做记录了。那么，新闻学院怎么办？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知识教育并不是大学最重要的事情。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说过，新闻学院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整个大学里最能够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世界的学生。
我始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某项具体的工种技能，而是更底层的素养——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和输出。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知道如何获取高质量信息、如何理解这些信息，以及如何向他人表达。
这种能力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尤其在AI时代，幻觉如此之多，造假如此之便利，媒介素养变得更为重要。而在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早就是重要的公民素养之一。
用一个更通俗的词来说，这种能力又称“批判性思维”，是需要培养的最底层、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所以，新闻学院培养学生，并不仅仅是训练他们的职业发展技能，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更好地理解并生活在这个世界。
按这个标准，如果新闻学院的学生没有成为整所大学里最能够理解和谈论当下世界的人，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另一方面，大学是年轻人社会化的开始。在知识唾手可得的今天，社交生活成为大学不能被替代的重要原因。在大学第一年，要多认识同学，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寻找能够终身交往的伙伴——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电影《心灵捕手》剧照。该片讲述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Lambeau和心理学教授Sean，拯救天才少年Will的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给自己贴上“i人”标签，逃避真实社交，躲在舒适区里。在社交媒体上，他们不需要跟其他人面对面接触，甚至还可以跟AI对话，一切的一切都非常可控、舒服、丝滑，不需要面对真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失败。
其实，大家高估了这种风险。我有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的师妹做过一项关注“社交冒险”的心理学实验：人们在走向陌生人、开启一段社交之前，往往会极大地高估其风险与尴尬，而极大地低估它能带来的快乐与收获。只要你迈出那一小步，收益远比想象中大。
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也害怕打电话采访，但我必须做这件事。这个过程一定会伴随着不适感，也一定会遇到挫折，但只有感受到痛苦、难受，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读大学，也是一样的。
大学老师不是魔法师，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改变学生的一生，更无法扭转整个社会的趋势。但是，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我们仍然有机会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给学生一些微小的、正向的助推——心理学上叫 “nudge”，即 “轻推”，唤醒他们的好奇心，推动他们经历一些真实的碰撞与联结。
在我的那门禁用电子设备的课上，即便在课间，如果想看手机也必须走出教室，因为我想鼓励大家在教室里和身边的同学说话。有时布置小组作业时，我会采用随机分组，逼大家走出熟悉的圈子去解决分歧。每年秋天，我还会组织学生一起去香港的山野徒步。
很多学生毕业后告诉我，他们对大学印象最深的不是某堂课，不是学到了什么知识，而是在爬山路上与同学、老师进行的那些毫无负担的漫谈。
原标题：让大学只筛选人才，是一种犬儒主义|专访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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