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行历史反思，但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先做‘党史徐霞客’，才能做‘党史司马迁’。”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88岁的石仲泉过去曾多次听人议论，党史出版物太概念化了，这成为他下决心“走走党史”的重要缘由。而走党史，首先就要走长征路。在他看来，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次炼狱般的磨炼和成长，长征精神可谓中国共产党之魂。

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石仲泉的《长征行》出版。10年后，增订本推出。今年，该书将由三联书店再版。

长征胜利90周年前夕，石仲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说，今年的纪念活动对他个人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他已过了米寿，进入鲐背之年，再过10年迎接长征胜利100周年，可能不那么容易。他很希望这次的纪念能够有些新意，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考察甘肃高台、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谈话精神展现出来，拓宽对红军长征历史的看法，升华对红军长征精神的认知。这样，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思想内涵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石仲泉走在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桥上。图/受访者提供

“弄清了过去比较模糊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何时开始重走长征路，又是如何进行考察的？

石仲泉：2003年春我从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后，就开始对红军长征历史作系统的调研考察。此前，我利用到一些省市区参加地方党史会议之机，也顺便到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作过片断考察。

我主要是以车代步，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在需要徒步的路段就徒步。这样有助于弄清一些历史细节，纠正一些史实错误。

例如，增强了对红四方面军长征贡献的认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过去对红四方面军长征讲得不多。我2004年7月作了专题重点考察后，才深切认识到过去的研究和宣传是存在一定失衡的。我提出，应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包括对中央红军的重要策应作用和物资兵员的巨大支援作用、在所经过地区发挥的“宣传队”和“播种机”作用以及对革命军队力量的壮大等作用。

此外，对若干重要具体史实也更清楚了。如过去讲湘江战役的损失，一般都说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经过考察了解到，5万多是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的减员总数，湘江战役的实际损失是3万多人。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出增订本时，又增加了哪些新的内容？

石仲泉：我提出了红军长征主体和红军长征全史两个概念。红军长征主体可表述为“3+1”，即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最初称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25军的长征。长征全史，既包括以上主体部分，又包括序曲（红七军团北上调动敌人、红六军团西进探路）和尾声（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关于西路军这段历程算不算长征史，党史上历来有争议，对许多重大问题持不同看法乃至相当对立的意见。因为长征胜利结束以三大主力1936年10月的会宁和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而西路军远征是以10月24日西渡黄河为开端的。经过这些年对长征历史的研究，特别是2013年10月对西路军做了全程考察后，我越来越觉得应该将西路军历史包括进去，否则是不完整的。因为红军分兵西渡黄河的决策是在会宁会师时作出的，西路军指战员是参加长征的原左路军的一部分。我的这个看法，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因此增订版增写10多万字，以三章的篇幅专述西路军异常悲壮惨烈的战史及其历史反思。

我通过考察认为，从战略层面讲，红军西渡黄河前期实施宁夏战役有可行性；11月收到共产国际改由新疆方向取军援物资的指示电后，让西路军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从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历史反思而言，深入研究中央对西路军指示的是与非、研究西路军领导作战部署的得与失仍有重要历史价值，但不能做“事后诸葛亮”。我认为，应对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作充分肯定。

当年有关部门的审读意见认为，《长征行》增订本“是目前所见有关的长征著述中内容最为完整、全面的著作……不仅充实了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弄清了过去比较模糊的问题，填补了一些空白”。

为什么说遵义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遵义会议的辨析是你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你怎么看待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系列会议？

石仲泉：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孤零零地只讲遵义会议本身。2003年春夏，我考察了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我发现，这些地区的党史研究人员都对只讲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感到不全面，强调在本地召开的中央会议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对我有很大启发。

2009年，我在遵义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首次提出遵义会议的历史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实现的，既包括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等。同时也应该强调，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系列会议是基础，遵义会议为主导。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链条中，你认为最被低估的是哪一次会议？

石仲泉：我认为是苟坝会议。因为虽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直到苟坝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红军取得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心切，红一军团领导人提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1935年3月10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还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来抗争。结果会议通过民主表决，把他的这个职务免掉了。当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最终说服了大家。经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因此可以说，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2003年，石仲泉与“苟坝会议”原址的屋主之子及老乡们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2003年，我来到遵义的苟坝村考察。开苟坝会议的“新房子”还保持着当年的格局，屋主的儿子已年过古稀。在当地党史办人员的陪同下，我们沿着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路实地走了一遍。这是条田埂小路，坑坑洼洼，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白天都很难走，别说深更半夜。经过这番体验，我不胜感慨，体会到毛泽东那种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他非同常人的许多想法和做法，才使他能够在那样的劣势下“翻盘”。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进入中央常委，但他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那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实质地看问题。正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谁“负总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但他非常拥戴毛泽东直接领导红军打仗，再则他很民主，不专权；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后来又成为新“三人团”的团长，但他也不揽权，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就形成了毛泽东处于领导核心的“气场”。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因此才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大长征”观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之后，你是否还续走了长征路？

石仲泉：2019年6月上旬，我借到遵义参加研讨会之机，“短促突击”地考察了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回龙场渡口。这样，红军强渡乌江的江界河、茶山关和回龙场三大天险，我都补作了完整考察，弥补了《长征行》的缺憾。

两个多月后，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向西路军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他强调，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

看了报道，我心潮澎湃。在我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的重要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路军远征与红军长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来自行动上的前后相继。我认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应当正式明确西路军远征河西是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长征精神及其对当下的启示？

石仲泉：我认为，首先要确立“大长征”观，把长征精神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认识。长征，既有历史之路的长征，也有理想层面的长征。这个理想层面的长征，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讲的新长征，就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们现在这些年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治国理政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国际斗争中争取了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因此，国家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谁能保证目前这样一个没折腾、没战争的大好环境能持续多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我看来，长征精神就是我们全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当下，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一系列指示，我以为应强调这样几点：大力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精神支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科学指南；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新的胜利；大力弘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90年前震撼世界的红军长征已成历史，但这段历史谱写的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应该发扬光大，因而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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