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艾琳
编辑 | 刘鹏
这个秋季的纽约，晨边高地又迎来一批新鲜面孔。哥大开学典礼上，新生们欢呼雀跃，人群中，中国留学生林悦（化名）却低头盯着手机——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的邮件静静躺在那里：从本学期起，哥伦比亚大学取消CPT（课程实习训练）项目，在读学生将无法再通过课程实习合法申请美国公司的实习机会。
“我可能留不下来了。”林悦给母亲打了一个沉重的微信电话。入学第一天，她原本已经为“留下来”规划好了一条路径：读名校、拿高GPA、积累美国实习，然后OPT、H-1B，一路走向绿卡。
但如今，这条路还没开始，第一块踏板就被抽走了。
没有CPT，未来几年简历上的“美国实习经历”可能一片空白，更难获得毕业后的全职Offer。
而这只是开始。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早就盯上了移民的每一个环节。就在10月8日，美国联邦政府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PERM）。该计划是持有H-1B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
至此，在这短短一年内，实习认定标准收紧、F1学生签证期限调整、H-1B政策不断变化，甚至出现超过10万美元的OPT和H-1B费用方案。高校与移民政策双重收紧之下，曾经相对清晰的“留学—实习—工作—绿卡”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中国留学生而言，“留美”正在从一条可以规划的职业路径，变成一场高成本、高风险的博弈。“留美梦”碎了吗？
01
从CPT到H-1B，条条道路都在变窄
“我一直有一个留美读博梦，因为觉得在硅谷读博士、工作很酷。”来自中国深圳的留学生威利对腾讯财经表示。
这种“酷”，并不只是名校光环。
多位曾就职于微软、Meta等科技公司的员工告诉腾讯财经，十年前，他们从中国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美国五年制博士项目，不需要自己承担学费，导师通过科研经费支付工资，博士期间还可以申请去科技大厂实习。
“十年前博士毕业，我的同学基本都去了微软、谷歌、Meta。当时大厂招聘量大，门槛也没有现在这么高，优秀的中国学生留在美国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高薪，则是另一重吸引力。
进入大型科技公司后，部分岗位起薪很快可以达到20万美元，随着职级和股票增长，百万美元级年薪也并非遥不可及。早期加入Meta、微软等公司的员工，如果获得大量股票收益，更可能早早地实现所谓的“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过去，这一切背后有一套相对顺畅的制度路径：F1学生签证→CPT实习→OPT/STEM OPT→H-1B→绿卡。
但如今，这条链条上的多个环节都出现了变化。
02
OPT、H-1B工签要收10万美元？
首先是H-1B。去年9月，美国政府曾宣布对部分新的H-1B境外申请者设置10万美元费用，引发企业和国际员工高度紧张，大量公司紧急确认员工是否需要返回美国。
该政策随后遭到法律挑战，并于今年6月被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院撤销。法院认为，行政部门以行政措施施加如此巨额费用，涉及严重的国会授权问题，即“总统无权单方面收税”。
但争议并未就此结束。
今年8月至今，白宫又通过正式行政程序提出新的H-1B费用方案，金额接近10.3万美元，并扩大部分适用范围，即无论境内外申请都要缴费。
“如果企业要为一个国际学生提供H-1B，就可能承担10万多美元的额外成本，这会明显提高雇佣国际学生的门槛。”一位纽约高校教授对腾讯财经表示。
“即便最终政策被起诉、修改甚至推翻，这个过程本身也会制造不确定性，这可能就是特朗普想要的效果。对雇主而言，H-1B越来越像一个潜在风险源。”
而在H-1B之前，留学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F1身份。
也就在7月，DHS进一步收紧F1相关政策。自9月15日起，F1签证有效期改为固定入境期限，上限为4年。超过4年需向移民局申请延长，并缴纳420美元审核费。这对通常需5-6年才能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生造成显著影响，他们需在第三年开始准备延期申请。离境缓冲期缩减，毕业后的离境宽限期从60天缩短至30天。
不过，8 月 18 日，高校团体、教育组织和工会在麻省联邦地区法院对此进行起诉，主张 DHS 给出的评论期不足，并且超越了法定权限。9 月 14 日，Saylor 法官认为原告关于违反《行政程序法》的主张很可能成立，给予全国性的初步救济，推迟规则生效。
至此，新政在生效前夜被紧急叫停，但这只是诉讼期间的临时措施，法院尚未作出实体判决。
不久之前，实习环节也出现变化。
8月12日，SEVP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CPT实习必须与学位课程存在核心且必要的关系。对于并非毕业要求、主要为了就业而设置的实习，学校面临更大的合规压力。
哥大近期也已更新CPT政策
一些高校因此暂停或收紧相关实习项目。对学生而言，影响并不只是“少了一段实习”。
在美国求职市场，实习往往是获得全职Offer的重要入口。没有实习，就很难拿到return offer；没有美国工作经历，毕业后进入H-1B抽签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
“我刚拿到的实习Offer，但因为CPT的问题，只能和公司说暂时不去了。”一名美国本科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也就在10月5日，广大留学生终于盼到了“起诉”。美国大学协会（AAU）等4个教育组织10月5日在麻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DHS，要求撤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8月收紧CPT的两份通告。
然而，美国政府和DHS的用意不言自明——刻意绕开公告、征询公众评论、形成最终制定规则与回应（Notice-and-Comment Rulemaking）的合规流程，以更严苛的政策解释，推翻长期执行的惯例。这也导致过去环环相扣的留美路径，正在一个个出现新的门槛，即使事后会被起诉，但伤害和不确定性也已经造成。
03
失业即离境，H-1B也不再是“安全垫”
对于广大留学生而言，即便最终找到工作、成功获得H-1B，也不意味着风险解除。
9月10日，DHS正式提出修改H-1B相关规则，拟取消此前H-1B持有人失业后的60天宽限期。按照DHS估计，每年约有3795名员工利用这一宽限期，在被解雇或离职后寻找新的工作。
而在当前科技行业裁员频繁的情况下，60天本身已经相当紧张，更不用说30天。
“现在只要发现公司有裁员苗头，就得立刻开始找工作。”硅谷一名科技大厂数据科学家Ryan告诉腾讯财经，“如果失业后的身份缓冲时间进一步缩短，风险会更高。”
美国移民律师臧迪凯表示，这一提案仍处于规则制定阶段，未来还会征求公众意见并可能修改。但不同于H-1B的10万美元收费，缩短宽限期的法律争议相对较少，通过的概率较大。
对许多外国高技能员工而言，如果想摆脱对H-1B的长期依赖，最终还是要走向绿卡。问题是，绿卡之路同样在变难。
04
通往绿卡之路既漫长又艰难
10月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特朗普政府将无限期暂停微软、Adobe等科技企业参与PERM项目的资格，指控其在外籍员工绿卡申请中存在欺诈，并称对微软“需停多久就持续多久”。
事实上，这一新消息对科技业已经不新，因此早在这之前，不少科技大厂就已经实质上无法为员工办理PERM。
一名Meta的AI工程师对腾讯财经表示，“Meta这种大厂经历过大规模裁员，这一两年已经很难办理新的PERM。这意味着即使在大厂工作，绿卡路径也可能被拖慢。”
PERM是雇主为申请EB-2/EB-3职业绿卡进行的劳工认证，获批后通常才能进入I-140，再在排期允许时提交I-485申请绿卡。PERM的核心要求，是雇主证明在特定职位和工作条件下，没有足够数量的美国工人能够胜任并接受这一永久职位。
对于刚经历大规模裁员的企业而言，再向劳工部证明“找不到合适的美国员工”，显然会面临更大的合规压力。
这也意味着，一部分高技能外国员工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绿卡路线。
不少留学生和打工人苦笑着表示：“如今‘婚绿’（找美国人结婚）可能真的成了拿绿卡的唯一途径。”
05
科研经费收紧，连“读博”这条路也开始降温
留美吸引力下降，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就业市场。
其中，博士生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群体。
美国大学协会（AAU）近期对55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进行调查发现，2026年秋季博士项目录取人数较上一年度下降约15%，国际博士申请量则下降约21%。
“我们学校今年博士生入学人数明显减少。”威利对腾讯财经表示。
过去，对于许多中国理工科学生而言，美国博士项目是一条极具吸引力的“黄金路径”。
博士生通常不需要承担高昂学费，导师和实验室可以通过科研经费、助教和奖学金提供生活补助；与此同时，美国顶尖高校拥有全球领先的实验室、科研设备和学术资源。
但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美国联邦科研资助的不确定性增加，部分科研项目面临冻结、削减或延迟，大学科研预算也承受压力。
最终的结果是：教授可能不是“不想招学生”，而是“没有足够的钱招学生”。
部分美国高校已经开始暂停或者大幅缩减博士招生。
例如，乔治华盛顿大学2026年暂停了5个博士项目的招生，并将财务压力列为原因之一；芝加哥大学也暂停部分博士和硕士项目2026-2027学年的招生；哈佛大学则计划在部分领域大幅削减博士招生规模，部分项目降幅达到50%至75%。
对于美国而言，这不仅是大学招生问题。
博士生是美国未来科研体系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供应的重要来源。放眼望去，硅谷科技公司大多都是华人面孔占据主导。
AAU也警告，博士招生持续收缩可能进一步影响美国未来的STEM人才供给和科研创新能力。
06
“反移民”政策的账，还要时间来算
面对这一系列变化，多位国际学生仍对腾讯财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一次，他们依然愿意来美国。
他们表示，“留美”依然是一段独特的经历。美国顶尖高校、科研机构、资本市场和科技产业集群的吸引力，也不是短期政策变化就可以轻易取代的。
还有一些学生也表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执政周期变化，也会使得移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还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但问题在于，人才流动一旦发生变化，未必能够轻易逆转。
美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保护美国本土就业、降低企业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科技产业中，企业并不会被动承担所有政策成本。
近年来，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的H-1B申请量已经出现下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将工程、研发和技术团队布局在印度、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东欧等地。
在部分情况下，跨国企业还可以利用海外业务和内部调派机制，让员工先在海外工作，再通过L-1等跨国公司内部调派路径进入美国，从而降低对H-1B抽签的依赖。
这或许正是反移民政策最值得警惕的“副作用”：政策试图让外国人才离开美国，企业却可能选择把岗位和资本一起带到海外。
因此，美国“反移民”政策究竟是在保护本土就业，还是在削弱自身的全球竞争力，这场政策实验最终会产生什么结果，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