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一次次绝境，一次次突围，长征留下的不只是战争史上的传奇，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挫折中奋起、从困境中开创新局的精神风貌。
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为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共同开展了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活动分三轮举办，将持续至10月下旬。中国旅游报精选前两轮宣讲中讲述的13个感人故事，与读者一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让我们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双绣球草鞋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双绣球草鞋。时久年深，鞋底、鞋帮已经发黑，唯有鞋尖上那两颗绣球，透着淡淡的粉红色。
这双草鞋，曾跟着中央红军战士踏上长征路，如今又回到了出发的起点。
编草鞋的姑娘叫春秀，绑绣球的红军战士叫谢志坚。
谢志坚出生在于都县岭背镇。红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后，年轻的谢志坚被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深深吸引，主动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深得官兵的信任，也赢得了同乡春秀姑娘的爱慕。不久，谢志坚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春秀也成了一名支前队员。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可因为反“围剿”战斗，婚期被一推再推。
就在红军长征出发前夜，春秀做了一个决定——结婚。
第二天傍晚，于都河畔挤满了送行的人群。突然，几个大嫂簇拥着一位身穿红上衣的姑娘，来到了队伍面前。那姑娘，正是春秀。
她挤进人群中，把篮子里的米果、盐豆、炒花生，一把一把塞给战士们，然后，把一直紧紧攥着的草鞋塞进谢志坚手里。春秀含着眼泪对大家说：“首长，红军兄弟！我和志坚好了多年，一直没能成婚。今天，你们就要出发了，就请大家，一起见证我们俩的大喜日子吧！”
那一刻，战士们全都愣住了。
忽然，人群中传出一声响亮的口令：“立正，敬礼！”
所有的红军战士，齐刷刷地抬起右臂，向着春秀姑娘，向这片土地上深明大义的乡亲们，致敬！
这一天，正值重阳节。秋风卷着凉意，吹皱了于都河水，吹红了姑娘的泪眼。
带着春秀亲手编织的草鞋，谢志坚踏上了长征路。他将这双草鞋视若珍宝。万里征途中，他只穿过两次。
第一次，是巧渡金沙江。
望着当地老百姓摇着小船，把红军一批批送过江，谢志坚眼前，瞬间闪过了于都河畔的那个傍晚。一样的江水，一样的送别，一样的乡亲。他拿出草鞋，小心翼翼地穿在了脚上。
第二次，是强渡大渡河。
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砸过来，谢志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死，也要穿着这双草鞋死！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一仗更比一仗艰险，这双草鞋陪伴着谢志坚一次次闯了过来。
部队进入甘肃境内后，谢志坚突发重病无法随军行动，被安排在当地养病。这一留，曾经的山盟海誓，便断在了半路上。
人在他乡，心系故乡。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多少个日日夜夜，谢志坚梦回于都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乡亲们都以为他已经牺牲在长征路上之时，他回来了，带着那双草鞋回来了。
可是，那个说好了“等着他”的姑娘，却早已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草鞋依然如故，故人阴阳两隔。扑在春秀的坟前，谢志坚泪水如雨。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年迈的谢志坚亲手在草鞋上绑了一对红心绣球，并将其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此后，纪念馆便成了他余生的念想。那双绣球草鞋，他越老越放不下，那是他与春秀半个世纪生死相恋的见证。
当年，与谢志坚一同穿着草鞋踏上万里长征之路的1.7万名于都子弟，仅有277人活了下来；整个赣南地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超过4万人。
一双草鞋一份爱，万双脚印筑长征。这份珍藏于草鞋间的赤诚，永远镌刻在伟大远征的史册之中。
永不消逝的面孔
2021年4月25日，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总书记凝视良久，由衷感叹：“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1925年，20岁的陈树湘光荣入党。两年后跟随毛泽东同志参加秋收起义，奔赴井冈山。“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193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同志写下这首《如梦令·元旦》。1933年7月，在福建宁化与清流交界处的泉上之战中，已经是红军团长的陈树湘率一个团的兵力，歼灭、击溃敌人两个团，一战成名。第二年3月，29岁的陈树湘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
三十四师大多是来自闽西山区的贫苦汉子，以敢打硬仗恶战著称。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三十四师则担负全军总后卫。大部队转移，后卫师既要牵制敌人，还要阻击敌人，三十四师成了长征大军中承受危险最大的一支部队，后人称之为“绝命后卫师”。
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精心构设的湘江防线时面临生死存亡时刻。此时，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三十四师阵地上，战斗尤为惨烈。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陈树湘指挥官兵沉着应战，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大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每分每秒，都是生与死的赛跑；每分每秒，都关系着大部队安危。苦战五天五夜，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待到三十四师完成阻击任务，与主力会合的通道，已被敌人完全隔绝。
电影《血战湘江》有这样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毛泽东同志久久伫立湘江岸边，目光凝重地回望湘江东岸，垂首低喃：“三十四师……陈树湘……”
脱离大部队的三十四师陷入敌人重重包围。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番苦战之后，5000多人的部队仅剩下不到300人。陈树湘决定绝地突围，他让团长韩伟率200人的主力突围，自己带领行动不便的伤病员阻击敌人。谁都知道，这时候留下来掩护意味着什么。韩伟一把攥住陈树湘的胳膊，哭着说：“你是师长，三十四师只要你还在，番号就在，还是你带着主力往东返！”陈树湘眼一瞪：“服从命令！”分手时刻，两位老战友留下生死约定：万一突围失败，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韩伟突出重围，危急关头，跳崖求生。处境更加危险的陈树湘率领残部继续在莽莽大山中与敌人周旋，直到身负重伤后仍然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34年12月16日，湖南道县木田村。陈树湘用皮带勒紧腹部伤口，躺在担架上听汇报：“全师剩余53人，子弹103发，手榴弹21颗……”他慢慢环视自己的队伍，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冲出去就是胜利！从现在起，三十四师只有同志，没有师长！”两天后，颠簸的担架晃醒了昏迷中的陈树湘——他突然发现，抬担架的已是敌人……“誓死也不能当俘虏！”他怀着宁死不屈的信念，撕开腹部的绷带，右手插进伤口——肠子被硬生生拽成两段。高大的身躯重重滚落在地，最后的眼神死死盯着湘江岸边……残忍的敌人把陈树湘头颅割下来，先是挂在道县城门上炫耀，后又送到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示众。陈树湘牺牲时，离30岁生日不到一个半月。
韩伟跳崖后，落在一根树杈上，被敌人抓住关进监狱，全面抗战爆发后获释。1986年，这位老人含泪写下了《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记》一文，那是陈树湘和战友们壮烈一幕的真实记录。陈树湘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的形象，是根据韩伟等人的回忆复原的。
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14位团以上干部牺牲在了湘江两岸，他们也与陈树湘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照片。然而，历史记住了他们——记住了每一位把生命留在湘江岸边的红军将士的样子，记住了每一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年轻面孔，记住了他们倒下时的姿势——面朝北方，朝着主力红军远去的方向。
永远年轻的面孔
人的面孔有千万种，可有一种过目不忘，镌刻入心。也许您会问，这是什么样的面孔？
这是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
1934年底，湘江战役打响。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一战。敌人在广西境内全州、兴安、灌阳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称为“铁三角”。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硬生生冲破重重阻隔，杀出一条生路。
8.6万余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渡过湘江之后，仅剩3万余人。他们大多只有十几二十岁。在无数年轻坚毅的面孔之中，镜头缓缓定格，落在一人身上，他就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负掩护军委纵队和其他部队渡江重任。一场恶战过后，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把他抬上担架，打算押往县城邀功。担架之上，趁着看守松懈，陈树湘猛地撕开腹部绷带，把手伸入伤口，拼尽最后力气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的英雄壮举，让人们为之动容。
目光回溯，我们又看见另一张不屈的青春面孔。
脚山铺阻击战的先锋岭阵地上，政委易荡平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仅剩下两个连的战士。敌人一波波扑上来，红军战士打光了子弹，就用刺刀、用石块、用拳头、用牙齿和敌人拼杀到最后一刻。
激战之中，易荡平身负重伤。眼看敌人端着刺刀步步逼近，他不愿被俘，更不愿拖累战友突围，于是命令警卫员向自己开枪。警卫员泪如雨下，怎么也下不了手。
生死关头，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枪，随即对着自己扣动扳机，以身殉志，年仅26岁。
目光流转，我们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展柜里陈列着一只白底青花的残缺瓷碗。这只碗出土于全州县两河镇耳木洞，出土时，碗旁静静躺着一具红军遗骸。根据骨龄测算，他牺牲时年仅14岁。
小红军倚靠崖壁，右手奋力向前伸去，生命永远定格在伸手取碗的那个瞬间——他多想喝上一口水，润一润干裂的嘴唇。可最终，他却没能碰到这瓷碗。
我们至今不知道这名小红军叫什么，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可在他瘦小的身躯里，盛放着无比坚定的信仰与忠诚。
湘江战役中还有许多年轻战士的面孔永远被这片土地铭记。
在全州古岭头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以一敌七，大部壮烈牺牲，埋骨青山；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第五师浴血奋战，师参谋长胡震，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指战员，前赴后继，全部壮烈牺牲；下立湾临时救护所，百余名重伤红军战士难以转移，他们大多是15至25岁的年轻战士，敌人将石块绑在他们身上，活生生地推入酒海井地下暗河；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十团团长沈述清……14位团以上年轻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
他们本该拥有寻常少年的人生，却毅然扛起救国救民的重担。千千万万永远年轻的生命，用鲜血铺就长征路，换得山河重整、新中国屹立东方。
今天，当我们站在湘江岸边，听江水奔流，看群山苍茫，仿佛还能看见那些年轻的面孔，在硝烟中昂首，在烈火中怒放。他们永远年轻，因为他们的骨血，已铸成民族脊梁！
一张红军传单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档案馆，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红军传单。红纸上，476个苍劲有力的油印汉字，历经九十余载风雨依然清晰可辨。“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这张题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承载着怎样的红色信念？又蕴藏着哪些生死相依的动人故事？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路。同年12月，队伍转战至郧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一块根据地。为广泛发动群众，红二十五军边战斗、边宣传，不仅在民房墙上刷写“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标语，还创办了《战士报》。1934年12月9日深夜，由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和省委秘书长郑位三商议起草，宣传科长刘华清就着微弱的油灯，用铁笔在蜡纸上一笔一划刻印了这张《什么是红军》传单。此后，红军还印发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这些直白有力的文字，像春雷般唤醒了闭塞山村的贫苦大众，让根据地群众迅速了解了红军的性质和主张，甚至让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的一个连投诚参加了红军。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在郧西召开万人军民大会，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军。其中，就有从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徒步几十里赶来的15岁青年李玉才。因为头脑灵活、打仗机警，仅4个月后，他便成长为副班长。就在此时，他接到口信：母病重，速归。临行之际，上级交给他一张《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嘱咐他：“回到家乡后，讲给你信任的人，继续扩大红军力量。”
归途凶险，为了躲避沿途反动民团的盘查，李玉才将传单小心翼翼地缝进衣服夹层带了回去。不久，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白色恐怖笼罩郧西，李玉才为避开敌人搜查，被迫躲进深山密林。临走前，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立英，并叮嘱说“这是红军留下的东西，你一定要保管好”。刘立英虽不识字，却深知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要红军还在，穷人就有希望。她用红布将传单包了又包，夹在家谱里，藏进墙缝，用泥巴糊得严严实实。红军走后，反动民团三番五次上门搜查红军留下的物品。一无所获时，便将刘立英绑起来打，拿锥子扎，用烧红的火钳烫。面对酷刑，刘立英始终咬紧牙关，用柔弱的身躯死死守住这个秘密。直到1981年，郧西县开展革命老区调查，刘立英才将这张在墙缝中藏了40余年的传单，完整无缺地交给了党组织。
这张传单距今已有92年，当年红军的主张，今天都已变成现实。红军之所以能说到做到，不靠华丽辞藻，只有句句真话；不靠空头承诺，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去践行。这张由群众冒死保护的传单，正是这一切的生动见证，凝结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今天，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郧西段）的落成，那些滚烫的革命故事再度被广泛传颂，化作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高铁穿梭于青山之间，万家灯火映照盛世长卷，山河如你所愿。而伟大长征精神，也如这张“不褪色”的红军传单一般，始终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一棵长成Ｖ字形的树
站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这棵刺槐树下，你很难不被它震撼——两枝主干各自伸展，斜向苍穹，仿佛胜利的“Ｖ”字定格在天地之间。
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这棵槐树还很小，也没有分叉。一连3个夜晚，它就在寒风中默默注视着小楼中发生的一切。
1935年1月的遵义寒风刺骨，红军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踏着湿滑的山路，走进了这座黔北小城。那年冬天特别冷。可比天气更冷的，是红军将士们的心。一个多月前，湘江血战，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过江后仅剩3万多人。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之战，这些血淋淋的代价，让所有人开始追问：为什么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败得一次比一次惨？血染江水，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也促使党内更多的领导同志开始认真梳理“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极端严重损失。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土城战役后，红军将士没有恋战，迅速挥师西渡赤水，作势要北渡长江。蒋介石连忙在长江南岸布设了几十个团阻拦，红军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敌人两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登上千古雄关娄山关，吟诵出不朽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是蜕变，更是新生。
当国民党军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时，红军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用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却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这一着奇兵，可把正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吓坏了。他连发数道“万万火急”电报，强令滇军前来“勤王护驾”。然而，滇军孙渡纵队以3天500里的急行军抵近贵阳，红军却在城外猛然转向西南入滇，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正所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胜利的消息，乘着风，翻过娄山关，渡过赤水河，传遍了大江南北，拂过这棵小小的槐树。
后来，槐树根旁萌生出一株新枝，越长越高，与老干各自伸展，斜向苍穹，形成了这个巨大的“Ｖ”字。
如今的遵义会议会址，每一天都是游人如织。人们来到会址小楼前，学着树的样子，伸出手臂，与“Ｖ”字合影。站在树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根植在这片土地的力量，它源自91年前中国革命史上的那次伟大转折，让一支军队绝境重生，让一个政党走向成熟，让一个民族看见希望。正如朱德同志诗中所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风传花信，雨濯春尘。这棵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刺槐，年年如约开花，香气如故。它不会说话，但它用粗壮的枝干回答：所有的分歧，都是共识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胜利，不只是消灭多少敌人，更是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
星火摆渡
张朝满、杨朝兴、陈月清……他们是当年运送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船工。他们一共有37位，其中很多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记得好像他们被叫作“向二糖匠”“杨麻子老倌”。
四渡赤水之后，1935年4月，中央红军挺进云南，蒋介石认定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下令控制沿江渡口，藏匿全部渡船。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军随即兵分三路，奔赴龙街渡、洪门渡和皎平渡准备渡江。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暴涨，江阔水急。在龙街渡、洪门渡，红一、红三军团渡江遇到困难，位于禄劝县西北部的皎平渡成为生死攸关之际全军的希望。
这是一步险棋。皎平渡四周尽是深山峡谷，一旦渡江行动暴露，红军将无路可退；并且对岸就是四川，倘若渡江过程中遭遇川军拦截，2万多红军同样面临毁灭性打击。
时间就是战机，就是生命。
中革军委迅速成立渡江指挥部，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兼先遣队司令员，任命陈云为政委。两位首长身先士卒，带领干部团战士连夜冒雨奔袭100余里，直扑渡口。
终于，红军抵达皎平渡，可江面上空无一船。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发现敌方探子的小船顺江而来，红军立即隐蔽，趁船只靠岸夺下渡船，将一个排的兵力运送至金沙江北岸，掌控了渡口。随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战士们又打捞出5条破船，经过紧急修补，总算是凑齐了6条渡船。
渡船有了，船工在哪里？
22岁的张朝满站出来说：“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上！”
“我娘的病就是红军治好的，我也上！”
“我也上！”
“还有我！”
37位船工齐齐地站在了金沙江边。
情况紧急，要把2万多红军运送过江，必须昼夜不停。可“自古金沙不夜渡”，穿行在悬崖峭壁间的金沙江水急浪高，夜间航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关键时刻，又是张朝满先开口：“红军一天管我们六顿饭，有菜有肉，自己却只能吃土豆，给这样的队伍划船，就是把命搭上去，也值！”
于是，37名船工三班轮换，昼夜摆渡，人歇船不歇。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参谋前来报告：“追兵越来越近。”刘伯承看一眼滔滔江水，郑重宣布：“严明纪律！军团长、师长一律有序上船，谁也不能特殊！”
七天七夜，夜以继日，六条小船在漩涡中盘旋，在浪尖上飞越，37位船工把2万多红军安全运抵对岸。那一刻，每一名船工都无法再抬起双臂，每一双手上都布满了血泡。
张朝满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划的不是船，是红军的命，也是我们的盼头！”
1935年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随后，军委纵队宣传科科长黄镇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破草鞋》，剧中演绎：当国民党追兵匆匆赶至金沙江畔，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江远去，敌人一无所获，只拾得红军遗弃的几只破草鞋……
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人民群众永远是红军最坚实的依靠，军民生死与共的情谊像点点星火汇成燎原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沙江畔37位船工与红军的故事被写进小学课本。
随着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乌东德水电站建设，皎平渡旧址因蓄水没入水下，施工人员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完成永久性原址保护。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地方如今已是高峡平湖。昔日的惊涛骇浪，化作了倒映着蓝天白云的碧水清波。
昔日点点星火凭木舟渡过大江，平凡百姓以赤诚托举长征；而今朝万顷平湖拥一方石碑，将37位船工的姓名、连同乡间流传的绰号尽数镌刻。
石碑上还有这样一行字——共和国不会忘记。
最珍贵的奖品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支钢笔，它是飞夺泸定桥战斗中现存唯一的战斗奖品。它浸透着大渡河畔的烽火硝烟，见证着气壮山河的长征往事。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
1935年5月，为突破大渡河天险，中央红军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攻坚的重担，落到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肩上。那一夜，大雨滂沱，山路泥泞，刘金山与战友们昼夜强行军，与对岸驰援的敌人展开分秒必争的生死竞赛。
敌我双方举着火把隔河奔袭，两条火龙在山林间穿梭。这既是行军速度的比拼，更是两军意志的较量。长途奔袭，不少战士失足坠入湍急河水。刘金山和战友们强忍着悲痛，在山路上急速前行。他们身系全军安危，他们就是革命的希望。
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按时抵达泸定桥西岸，以一昼夜奔袭240里的惊人速度，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
然而眼前的泸定桥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桥板早已被敌人拆除，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横跨在大河两岸。桥下是咆哮的大渡河，对岸是架起机枪的敌军。敌人疯狂叫嚣：“有本事就飞过来。”
面对敌军的狂妄，战士们争相请战。刘金山眼见敢死队名单上迟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心急如焚，咬破指尖，在战旗上按下血手印。“我是孤儿，誓死冲锋，恳请加入突击队。”几番争取后，他如愿增补为突击队员。这一刻，红军的前路希望，全都寄托在这群年轻战士的身上。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下午4时，总攻发起。全团司号员一同吹响冲锋号，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敌人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勇士冲入枪林弹雨之中，沿着铁索匍匐向前。子弹呼啸着擦过耳边，打得铁索火星四溅。4名勇士不幸中弹掉落，瞬间被大渡河吞没。目睹战友牺牲，勇士们来不及悲痛，咬紧牙关，继续挺进。敌军眼看防线即将被冲破，便泼洒煤油放火烧桥，大火顺着铁索蔓延开来。危急时刻，连长振臂高呼：“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冲过去！莫怕火！”
廖大珠率先冲进火海，战士们也一个个冲了上去。他们挥舞着大刀杀向敌军，硬生生撕开防线。历经近两个小时的奋战，我军夺取了泸定桥，为红军长征北上打开了通道。
长征期间，物资匮乏的红军给予夺桥勇士们的奖品，是仅有的列宁服、钢笔、日记本、搪瓷碗与筷子这5样物件，而这却是漫漫长征路上最高的褒奖。
多年转战南北，刘金山的其余奖品早已在战火中遗失，唯独那支钢笔，被他随身携带、悉心珍藏，陪伴着他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支钢笔，在今年5月15日入藏延安革命纪念馆。
90年山河巨变，那些镌刻在长征路上的热血与信仰，依旧赤诚滚烫。如今泸定的河道上，一座座崭新的桥梁凌空飞架，天堑变通途。昔日红军九死一生夺下的天险，已被一座座新桥贯通，曾经阻隔前路的惊涛骇浪，再也挡不住车流滚滚，山河寻常。
这份珍贵的奖品，属于刘金山，更属于无数用热血与生命为新中国铺路的革命先烈。这笔尖流淌的赤诚初心，转化为前行的脚步，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恢宏壮阔的时代华章！
信仰
一个人，究竟可以为自己的信仰，放弃多少？90多年前，一位来自福建泉州的青年人，用一生，给了人震撼的答案。
他叫李子芳，自幼居住在菲律宾，家中经营商铺，家境优渥。他就读于当地“洋学堂”，说得一口流利英文，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是街坊眼里聪明能干的好孩子。最疼他的是姐姐，经常给他做闽南润饼，边笑边念叨着：“阿芳啊，等你再长大些，这铺子就交到你手上。”“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17岁那年，李子芳偏要走一条最难走的路——回国。
临行前，姐姐哭着问：“阿芳，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回去吃苦做什么？”李子芳坚定地说：“姐姐，菲律宾再好，也是别人的。中国再弱，是我们自己的。”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回国后，他就立刻投身革命。1933年，李子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战火的洗礼，成长为一名信念坚定的革命战士。
1934年，长征开始了。时任组织部干事的李子芳深知，绝境里精神信念比粮食更加珍贵。于是每次休息，他就把战士们拢在身边，一笔一画地带大家学习“中国”“革命”“团结”这些滚烫的字眼儿。这些笔画对不识字的战士们来说并不普通，这是枪林弹雨里的“信仰力量”，是凝聚人心的“精神武器”，就像点点星火，照亮了泥泞漫长的长征路。
队伍一路前行，历经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抵达被称作“死亡之山”的夹金山。这座雪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每一步都是行走在生死线上。翻越夹金山的过程中，不断有战士冻僵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低声抽泣：“我能活下去吗？爹，娘，我想你们……”听到这些，李子芳强忍泪水，张开冻得发紫的嘴唇，一字一顿地说：“同志们，翻过去，就能活！能不能扛住？”
一位年轻战士举起了拳头；一位负伤的老兵也站了起来。一个、两个、三个……所有人，所有人在无声的雪山上，用眼神告诉彼此：“能！”
“好，向上，爬！”他们搭成人梯，手攀岩石一步步往上爬。
许多战友长眠在雪山，而李子芳带着他们的遗志走出了风雪。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他力战被俘。谁能想到呢？当年穿洋装、吃西餐、拨得一手好算盘的少年，却穿着爬满虱子的破囚服，挤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皮鞭抽得他遍体鳞伤，烙铁烫得他血肉模糊，他却紧咬着牙，始终一声不吭。
只有到了深夜，月光顺着铁窗漏进囚室，他才会卸下满身坚强。指尖摩挲着衣襟里那张早已磨白的全家福，他或许会想起菲律宾傍晚的海风，想起姐姐做的润饼的香气，想起临走前家人哭红的眼睛。他也想家，也盼着团圆，可他比谁都清楚：正是为了让千万个家庭都能安稳团圆，他才选了这条最难走的路。
1942年，李子芳在集中营留下“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的绝笔后慷慨就义，而这一年，他才32岁。
李子芳是福建泉州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华侨烈士。从南洋到雪山，从长征路到集中营，他用一生走完了最短也最远的路——短，是生命的长度；远，是信仰的征程。
一个人，究竟可以为自己的信仰，放弃多少？李子芳和无数先烈用生命给出了答案：为了信仰，可以舍弃安逸、离开亲人，甚至献出生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长征永远在路上，伟大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山河回响：跟我来
1937年，延安凤凰山的窑洞中，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大公报》记者时，曾这样评价一支长征队伍，称他们是“中央红军之向导”。这支被誉为“北上先锋”的队伍，就是来自大别山的红二十五军。而他们能够冲破重重围堵，率先抵达陕北，离不开一位引路人的抉择与坚守，他就是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
吴焕先出生于河南新县，原本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可是，他却当众烧毁了自家的田契和借据，领导农民运动，破家投身革命。他骁勇善战，一路成长为红二十五军政委，是战士们心中敬仰和信赖的领路人。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下，红二十五军2900余名将士从信阳出发，开始了长征。10天后，当队伍到达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一带时，突逢寒流，雨雪交加。当时，战士们还穿着单衣、草鞋，他们踩着泥泞的道路，一路向北急行。可他们哪里知道，埋伏在周围的数千敌军，早已将密密麻麻的枪口对准了他们。风雪声中，子弹呼啸……更绝望的是，许多红军战士的枪栓被严寒冻住，怎么也拉不开。眼看着敌人从两翼包围过来，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危急时刻，吴焕先抽出大刀，冲到队伍的前面，大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不能退，共产党员，跟我来！”
就是这一句“跟我来”，就是这个熟悉的背影，在那个瞬间，变成了一面鲜红的旗帜。共产党员冲上来了，所有的战士都冲上来了。他们用枪托砸、用牙齿咬、用血肉之躯，硬生生撕开了一条生路。
随后，从庾家河到葛牌镇再到袁家沟口……一路上，每一场恶战，吴焕先永远冲在最前面。他像一把尖刀，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剜开了前行的道路。
1935年7月，在秦岭沣峪口，吴焕先收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准备北上。
那一刻，他热泪盈眶。数月来，红二十五军跨越3省，孤军作战，饥寒交迫他们未曾怕过，流血牺牲他们未曾退缩。最让他们煎熬的，是与党中央一直失联的迷茫，就像失散的孩子听不到母亲的声音。这支队伍，在这泉山深处，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党中央需要他们做什么。此刻，迷雾散去，前路明朗。吴焕先果断决策：咱们北上，到陕北去。
没有片刻迟疑，队伍立即出发。占两当，攻天水，翻越六盘山，截断西兰公路，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然而，1935年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吴焕先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汭河岸边，鲜血染红了湿透的灰布军装。28岁的吴焕先牺牲了，但他留给这支队伍的“军魂”，却始终在凝聚力量。在吴焕先牺牲后的第25天，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在他牺牲后的第60天，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这群大别山的孩子们，终于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党中央，完成了政委的遗愿。
而今，硝烟散尽。当年，长征路上的那一声“跟我来”，依然在这壮丽的山河间回响。它回响在脱贫攻坚的田间地头，回响在科技创新的突围战场，回响在抢险救灾的基层一线。越是岁月安稳时，越是需要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未来，还会有新的关口，当时代需要有人冲锋的时候，愿每个人都能成为那个喊出“跟我来”的人。
舍家为国 八口同征
他叫罗尔伍，是四川阿坝草原上藏族喇嘛格西阿谷收养的孤儿。格西阿谷时常对他说起身世：“你是红军的孩子，等革命胜利那天，你的阿妈会来接你的！”
罗尔伍一直盼、一直等，直到2004年冬天，四张烈士证书送到他手中。证书静默无言，却又仿佛振聋发聩地诉说着他父亲母亲一家八口结伴长征的革命往事。
故事始于1934年秋。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挥师湘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罗尔伍的父亲侯清芝和叔公侯贵臣、叔叔侯清平加入红军，随后爷爷侯德成、奶奶殷成福、母亲刘大梅、姑姑侯幺妹、小叔侯宗元也被安排在家属连工作。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奉命北上。出发前夕，组织多次劝说侯家家属回家，可全家人铁了心要跟着红军一起走。父亲侯清芝带着全家找到贺龙，一家人纷纷表态：“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横竖是个死，不如跟着红军干。”“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一家人滚烫的赤诚深深打动了贺龙，他应允侯清芝全家随军前行，还特批了一匹马用来驮7岁的侯宗元。
长征路上，敌机轰鸣、炮火震天，一家人跟着部队在崇山峻岭间昼夜兼程。翻越雅哈雪山前，爷爷侯德成叮嘱全家：“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个掉队了，只要剩下最后一口气，都要找到红军队伍。”谁也不曾料到，这次短暂相聚，竟是一家人的生死诀别。
1936年5月，雪山天气瞬息万变，刚刚还是狂风肆虐，转瞬又是冰雹雨雪。时任担架连连长的叔公侯贵臣劳累过度，长眠于皑皑白雪中；同年8月，14岁的姑姑侯幺妹在一次抢救伤员时不幸中弹，如鲜花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草原上；9月，爷爷侯德成在甘肃遭敌人重兵阻击身负重伤，英勇牺牲，组织只好将7岁的小叔侯宗元寄养在当地的一户农民家里；身怀六甲的母亲刘大梅在红原地区被敌军马队冲散，善良的藏族乡亲收留了她。待生下罗尔伍后，刘大梅便独自踏上寻找红军的路程，却不幸迷失在茫茫草原；奶奶殷成福也因受伤掉队，孤身一人沿途乞讨，历尽艰难才找到队伍。一家八口踏上长征，最终只有父亲侯清芝、叔叔侯清平、奶奶殷成福在枪林弹雨中活着到达陕北。
父亲侯清芝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湘西剿匪，身经百战，多次负伤。回乡后，他从未放弃寻找失散的亲人，终于在1957年找回了寄养在甘肃成县的小叔侯宗元。可直到父亲侯清芝离世，始终没能打探到罗尔伍和刘大梅的下落，母子二人成了侯清芝心里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
2005年4月23日，罗尔伍终于踏上了故土，回到父亲母亲曾经战斗过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70年前，父亲一家八口从这里启程长征；70年后，罗尔伍和小叔侯宗元重返故地团圆。罗尔伍蹒跚着来到父亲坟前，久久凝视，长跪不起。他对着墓碑轻声诉说：“父亲，我回来了！您的儿子回来了！”
这四张烈士证书，镌刻着侯家一家八口同长征的铁血荣光，更是千千万万红军家庭无畏前行、舍生忘死的真实缩影。
90年前，许许多多的乡亲们跟着红军离开故土，脚步迈向未知，把生命交给信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能活着回来，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请记住：他们倒下的身躯，早已化作撑起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中华大地上每一声震撼的回响，都是对忠魂最深情的感念与铭记！
雪域高原上的革命星火
在青海班玛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有一个温暖而又滚烫的名字，在各族群众间代代相传。人们铭记一支远征的红色劲旅，更难忘一个普通人——红加。藏语中，“红加”意为“红色的汉人”。但在高原儿女心中，这两个字早已超越简单称谓，它是一份跨越语言、跨越民族的真挚信任，更是一粒扎根青藏高原、生生不息的革命种子。
1936年的寒冬，一场暴风雪席卷班玛高原。零下30多摄氏度的极寒之中，一支衣衫单薄的红军队伍，正艰难跋涉在茫茫雪域。他们穿着早已被风雪冻成硬壳的单衣，脚下踩着破旧的草鞋，每一步前行，都要使出全身力气。
这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也是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支踏足青海的红军队伍。纵然饥寒交迫，他们始终恪守铁一般的纪律，不扰牧民的帐篷，不夺群众的青稞。严明的作风与赤诚的初心，让藏族同胞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支为人民而来、为信仰而生的队伍。
宏伟壮阔的长征史诗里，一个少年的身影，穿越90载风雪，始终熠熠生辉。他，就是当年只有13岁的四川籍小红军何世安。长征途经班玛时，伤病缠身的何世安不幸掉队，昏倒在寒风肆虐的荒野中。气息微弱、身体冻僵，他的生命徘徊在生死之间。
危难之际，一位藏族阿妈与几名僧人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少年。即使素昧平生，言语不通，他们毅然将少年背回帐篷倾力相救。阿妈解开贴身皮袄，用体温缓缓焐热少年冻僵的身体；僧人们拿出珍藏的藏药为他疗伤，把家中仅剩的炒面，一勺勺地送入他干裂的口中。
两天两夜的不眠守候，高原百姓以最纯粹的善意，抗衡着刺骨的严寒，终于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少年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一刻，阿妈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红加。
待何世安伤病痊愈后，大部队早已远去，何世安再也没能归队。他做出了抉择：留在班玛，守护这片拯救自己生命的土地，报答雪中送炭的乡亲们。从此，长征队伍里少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而雪域高原迎来一位终身坚守的“红加”。
他从零开始，学木工、修农具、建房屋，乡亲们的难处，就是他的急事；邻里的需求，就是他的牵挂。数十年朝夕相伴，他说着流利的藏语，脸颊刻上了高原独有的赤红。他用一生的坚守，架起了一座藏汉民族团结的连心桥，让红色的初心，深深扎根在雪域大地。
岁月沉淀，“红加”不再只指何世安一个人。它承载着红军一心为民的赤诚，凝聚起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情，诠释着矢志不渝的长征精神。何世安没能走完万里长征的行军道路，但他的一生，便是一场永不止步的精神长征。
时至今日，在班玛子木达沟的岩壁上，北上抗日的标语历经风雨依旧清晰；当年红军踏过的山谷被唤作红军沟，战士走过的小桥被定名为红军桥。这一个个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是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珍藏在高原百姓心底。
真正的信仰，不止于奔赴远征，也在于一生一世的坚守。“红加”做到了。在加入革命队伍的那一刻，革命火种落进少年心间；从风雪中获救的那时起，往后数十年扎根奉献，他让星火持续传递。那场冰天雪地里的相救，是火种的缘起；这个质朴动人的名字，是星火不息的力量见证。
九十载寒暑交替，雪山巍峨如故，草原苍茫依旧。跨越民族、历经时光的温情从未消散。当年播撒在雪域高原的革命星火，如今稳稳地传递到了新时代的我们手中。
山河浩荡，使命在肩。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坚守为民初心，以赤诚肩负使命，以笃行兑现誓言，让雪域高原这颗不灭的革命星火，跨越岁月长河，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的征途！
胜利的号角
在烽火连天的长征岁月里，军号就是红军的冲锋利刃，就是战场上最鲜明的指挥旗帜。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一把经过战火洗礼的小军号，历经90年岁月沧桑，见证着一名红军战士一生的忠诚与坚守。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可是敌人仍不甘心失败，再一次调集军队，企图围歼红军。10月23日，激烈的大墩梁阻击战骤然打响，17岁的红军司号员李克玉，迎着漫天炮火高高举起军号，奋力吹响冲锋号令。嘹亮的军号声响彻群山，鼓舞着将士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敌军依仗装备优势，出动7架战机对红军阵地展开疯狂轰炸，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躺在担架上指挥，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成为长征途中牺牲的最后一位军级指挥员。红五军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但887名红军将士在战斗中牺牲。
硝烟散尽，李克玉永远忘不了，茫茫草地生死离别之际，老班长临终前攥紧他双手留下的嘱托：司号员的使命，就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军号吹响！这句嘱托，成为李克玉毕生坚守的信仰与使命。
大墩梁激战中，李克玉腿部受重伤，无法跟随大部队北上。部队开拔前，从不落泪的铁血军长董振堂眼含热泪，叮嘱留守伤员安心养伤，承诺等他们伤势痊愈后亲自接大家归队。听闻军令，强忍剧痛的李克玉挣扎起身，吹响悠长悲壮的送行号角。苍凉号声盘旋山间，送别战友、送别队伍。未曾想，这一声号角，便是终生别离。
大部队撤离后，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掩护重伤的李克玉养伤避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抱着这把使命之号，伫立在大墩梁山头，苦苦等待董振堂军长兑现诺言，等待部队接他归队。可等来的，却是董振堂军长与万千西路军将士浴血河西，永远长眠在皑皑祁连山下的消息。
那一夜，李克玉抱着小军号彻夜无眠，悲痛席卷全身。但老班长的嘱托、军人的使命，始终刻在他心底。只要一息尚存，军号就不能沉寂，信仰就不能熄灭。
往后岁月，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把小军号从未离开李克玉半步。星火燎原，山河焕新。1949年8月12日，会宁全境解放。李克玉终于迎来胜利曙光，他颤抖着举起小军号，倾尽全身力气吹响号角，嘹亮号声再次响彻会宁城。这一次，它不再是硝烟中的冲锋号令，而是胜利的赞歌，是一名战士初心不改的深情告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克玉扎根会宁这片红色热土。他任职生产队队长，昔日战场上的冲锋军号，变成了田间地头的上工号角。这把用生命守护的军号，吹响了建设家乡、振兴乡土的奋进乐章。
如今，这把饱经沧桑的小军号静静躺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看似沉寂无声，可它的号角，从未停止回荡。从战火纷飞的救国长征，到伟大复兴的强国新程，不变的是赤诚信仰，永续的是长征精神。
军号不息，初心不改；山河不忘，长征永续！
陕北——从革命落脚点到时代新起点
倘若把中国革命比作一条漫漫长路，那陕北的黄土高原，便是茫茫暗夜之中，革命者寻到的一处归宿。
1935年深秋，凛冽寒风裹挟着黄土，掠过陕北光秃秃的山梁。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终于踏上这片土地。自中央苏区启程，8.6万余名将士组成的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之路。他们攀过冰封刺骨的雪山，跋涉过沼泽密布的草地，在敌人持续的围追堵截中闯过无数生死关口，抵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000多名衣衫单薄、疲惫至极的战士。
队伍行至吴起镇，窑洞墙壁上“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映入眼帘。字迹历经风吹日晒已经斑驳，却依旧鲜明有力。一路九死一生的战士见到根据地的标识，不禁热泪盈眶——跨越万水千山，长征队伍终于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家园。
短暂的安宁转瞬即逝，国民党骑兵部队紧随其后、持续追击。毛泽东同志坚定地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10月21日凌晨，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的大幕悄然拉开。早已身心疲惫的毛泽东同志背靠杜梨树坐下，对警卫员说：“我现在要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打到冷枪的时候再叫我。”在常人看来，大战打响最是焦灼，一刻都不能松懈，而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考量中，战局早已清晰明朗、胜券在握。彭德怀依托陕北沟壑纵横的地形布设口袋阵，利用山塬沟壑化解骑兵的机动优势，静静等候敌军进入埋伏圈。拂晓时分，战斗骤然打响，敌军骑兵仓促冲进狭窄山谷，战马难以驰骋、兵力无法展开。霎时间，枪声骤起，呐喊声、厮杀声震荡在山谷之间，子弹擦着黄土掠过，红军伏兵从两侧山塬一跃而出，向敌军勇猛冲杀。仅仅两个多小时，骄横的尾追敌军全线溃败。捷报传来，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六言诗赠予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读后，出于谦逊，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成为长征中的一段佳话。
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扫清了障碍。随后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再获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在延安的窑洞里，没有锦衣玉食，只有一盏盏摇曳的油灯。革命者就在土窑之中，思索民族救亡的前路。毛泽东同志曾总结，陕北有两个重大历史定位：它既是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
黄土，是贫瘠的，却也是宽厚的。陕北百姓平日里谋生不易，红军来了，大伙齐心出力支援：有粮食的拿出粮食，有牲口的牵出牲口运送粮草；后生们主动上前抬担架、传口信；妇女们聚在一起缝衣做鞋、照料伤员。黄土高原托举起飘摇的革命星火，让救亡图存的希望在这里升腾。
当年硝烟弥漫的山峁沟壑，早已旧貌换新颜。曾经贫瘠的黄土高原路网通达、产业兴旺，老区群众的生活持续改善。山河面貌虽变，但长征中坚守信仰、百折不挠的意志，延安精神蕴含的初心使命，始终没有褪色。
延安的宝塔山，见证了革命的落脚，也见证着时代的前行。昔日，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今日，这片红色土地续写新的篇章。穿越悠悠岁月，延安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时代征程上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