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之争：全球世代体系比较及话语反思

本文作者

 陈嘉雨

“世代”指同一历史时期出生、共享特定社会文化经验并形成一定集体认同的人群，如“迷惘的一代”“婴儿潮一代”“千禧一代”，是社会学研究中理解社会变迁和群体分化的重要分析范畴。伴随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兴盛，“世代”从学术研究向公共话语进一步扩散，特别是“Z世代”等年轻世代标签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在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商业营销、公共政策和网络讨论中快速升温。2006—2024年，Scopus数据库收录的Z世代主题论文从零星发表猛增至年均130~150篇[1]；国内小红书平台“Z世代”相关话题浏览量已超过3600万人次。世代话语正成为青年流行语，在多种场景下用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职场行为、消费偏好和文化趣味等。

世代体系是世代话语的结晶，是对同一社会系统代际群体进行划分、命名和阐述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产物。当前，全球范围内涌现多样化世代体系，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图景，然而在Z世代热潮之下这一多样性正在被遮蔽。全球世代体系有哪些多样化成果？如何看待全球世代体系竞相发展的本质与意义？Z世代话语流行产生哪些影响，又带来哪些风险？

1.世代研究的发展脉络

世代研究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尔将世代理解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探究不同年龄群体的代际特征与知识生产、观念变革及社会历史进程的互动关系。孔德将世代更替视为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提出“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越短，新旧观念和人口的交替就越快，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也就越强盛”的命题[2]。19世纪后期，狄尔泰以“时间的质”的概念强调重要的不只是代际依次更替，更是不同世代的并存状态[3]。

1928年，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发表《世代问题》，他提出任何世代都具有三个基本结构要素，即“世代位置”“现实世代”“世代单位”，分别代表世代的生成前提、正式确立和内部分化，标志着世代理论的系统化。[4]。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代理论沿多条路径拓展。从代际经验角度切入，哈布瓦赫论证了集体记忆通过社会框架实现代际传递，为理解世代的共享经验提供了记忆社会学的基础[5]。美国历史学家施特劳斯和豪（William Strauss，Neil Howe）基于英美历史经验，提出由“先知”“流浪者”“英雄”“艺术家”四种世代原型构成的循环的“世代周期模型”[6]，对理解和预测世代特征具有重要启发。从社会文化视角切入，埃尔德提出生命历程理论，将宏观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轨迹系统地连接起来[7]。英格尔哈特则通过跨国调查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揭示世代更替是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的核心机制[8]。从技术变革角度切入，米德提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分框架，揭示了技术革命如何颠覆传统的代际知识传递方向[9]。特温格聚焦智能手机时代对青年心理的深层重塑，将世代分析从宏观社会学扩展至发展心理学[10]。此外，伍德曼等学者对青年社会学领域的世代研究进行反思，指出在“资产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代际不平等与世代内部团结并存，呼吁进一步关注当代语境下代际关系的更复杂图景[11]。

世代也是国内青年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吸纳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元学科视角。就研究路线而言，大多数研究将世代作为分析工具（如理论视角、中介变量等）而非研究对象，重在探讨成长于经济腾飞、教育扩张、城镇化、数字化等时代浪潮中的青年群体在思维、婚育、就业、消费等方面的具体表征。近年来，一些研究有意识地尝试世代元分析和理论建构，梳理Z世代的形成背景与发展特征等，在促进世代话语理论化系统化、世代研究与青年研究良性互动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2.世代划分的基本方法

一代人的关键社会经验主要在其青年期形成，故现有研究通常聚焦个体从出生到成年初期的经历，形成四类划分方法：

一是出生年份区间。基于人口统计学，以10~20年为单位划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标准统一、操作简单，便于大规模统计和跨领域比较；缺点是代际边界过于机械和绝对，忽略实际社会变迁的连续性。这一方法常见于消费行为学研究，探讨代际消费倾向的特征与差异。

二是关键历史事件。由社会学家曼海姆提出，也称为“历史-文化”方法，强调在价值观形成期共同经历重大事件的人群更可能形成共享认知。这种方法贴近真实生活体验，能够揭示一代人共有的集体记忆，划分结果大多符合公众认知；缺点是事件选择可能存在主观性，并且对渐进性、非事件性变迁的观照不够。

三是经济社会量化指标。根据GDP增长率、自然人口增长率等指标来定义不同世代，通常采用突变点分析、回归分析等量化方法识别转折点。优点是客观性强、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高，适合宏观趋势分析；缺点是简化社会事实、具有滞后性，对于“为什么某个时间点是分界点”的解释力较弱。

四是身份叙事。从建构主义出发，将世代视为一种社会分类和叙事。该方法往往采用质性或混合方法，优点是深入世代建构过程、尊重主体视角与多样性，特别是能发现尚未被主流统计或叙事定义的新兴世代；缺点是边界模糊、操作性弱、可重复性低，难以直接应用于宏观政策制定，真实的世代特征可能被流行叙事中的刻板印象遮蔽。

总体而言，这四种方法体现了从宏观统计到微观经验的不同取向：在操作性上依次递减，在生动性与解释深度上则相对递增。

3.文献评论与本研究路线

已有世代研究大致形成两种路径。一种是分析性路径，以曼海姆、施特劳斯和豪等的经典理论模型为代表，超越对个别世代的特征描述，试图归纳代际演进与代内演变的基本规律，预测未来世代的发展趋势。另一种是建设性路径，不断提出更多划分方法，尝试为代际群体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描述和理解。

然而，两种世代研究路径之间出现明显鸿沟：分析性路径忽视了世代体系本身的动态发展与多样化进程；而建设性路径忽视了对全球世代体系发展脉络的整合与反思。因此，本研究尝试弥合“一”和“多”之间的鸿沟，回到全球世代体系发展的现实情形，进一步整合多样化世代体系，从而透视全球世代体系竞相发展的本质，为青年研究中的世代话语发展提供资料支撑与理论反思。

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构建起多元化的世代体系，来自8个主要国家的影响力较大、富有特色的本土世代体系可归纳为“人口-事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三种逻辑类型。

1.“人口-事件”逻辑：以美、澳为代表

“人口-事件”逻辑以特定历史时期出生的人口群体为基础，以重大社会文化事件为世代意识的催化剂，将世代视为在共同历史经验中形成集体认同的人口学单元，代表性世代体系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体系。

美国世代体系基于施特劳斯和豪的整合理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统性界定，划分出7个世代（括号内为出生年份）。“迷惘的一代”（1883—1900年）由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首创，经海明威推广而广为人知。这代人生于工业化成熟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年，经历战争创伤与战后社会动荡，对社会前景与个人前途感到迷惘[12]。该群体是最早被明确命名的现代世代类型，标志着世代从历史描述走向概念化分析的开端。“最伟大一代”（1901—1927年）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一战，在成年阶段参与二战及战后重建，其命名强调这代人对美国社会发展和全球经济恢复的重要贡献。“沉默的一代”（1928—1945年）成长于大萧条与冷战初期，普遍表现出顺从、低调。“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在经济繁荣与社会运动交织的背景下成长，对后续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产生深远影响。X世代（1965—1980年）成长于经济波动与社会结构变动时期，“X”象征其不确定性。Y世代（1981—1996年）又称“千禧一代”，成长于全球化深化、互联网商业化的阶段，是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过渡的见证者。Z世代（1997—2012年）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从出生起就处于互联网环境之中，成长过程与社交媒体、智能设备普及应用及全球化浪潮高度耦合。

澳大利亚世代体系受美国影响较深，“婴儿潮一代”“Z世代”等话语常见于其学术研究与媒体报道中，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本土世代标签。“建设者一代”（1925—1946年）由澳大利亚社会研究咨询公司McCrindle创始人提出，源于这代人成年后参与二战后的国家重建，推动经济发展。“钥匙儿童一代”（1965—1979年）生动反映出澳大利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移民涌入、妇女运动兴起、家庭结构变化等带来的生活方式变迁[13]：父母因全职工作或离婚经常不在家，孩子们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自己照顾自己。“屏幕一代”（2010—2024年）强调这代人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屏幕包围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

2.“政治-制度”逻辑：以英、德、俄为代表

“政治-制度”逻辑着眼于政体更迭、制度变革或重大政治路线转折对世代认同的塑造作用，强调国家独特的政治历程对每一代人集体记忆与思维倾向的深刻塑造。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世代体系主要遵循这一逻辑。

英国世代体系以政治周期与社会政策转轨为核心尺度，强调权力变迁与制度红利分配对代际差异的塑造。“疾风号一代”（1948—1971年）以1948年首艘载有大规模加勒比移民的船只“帝国疾风号”抵英事件命名。该世代填补了二战后英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缺口，对该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是英国世代体系中最具历史象征意义的群体。“威尔逊/卡拉汉的孩子”（1945—1958年）在工党威尔逊、卡拉汉执政时期步入青年阶段，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度和集体主义倾向。“撒切尔的孩子”（1959—1976年）成长于英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市场化改革与福利收缩使这一代人在价值观上更强调个人责任与市场逻辑。“布莱尔的婴儿”（1977—1990年）成长于布莱尔及布朗执政时期，受全球化与消费社会的影响，反对再分配和过高福利，被称为英国经济上最保守的一代[14]。

德国世代体系遵循更严格的政治发展逻辑，每一世代几乎都与重大政治事件直接对应。“45年一代”（1925—1935年）是德国世代体系中最具历史负荷的群体，不仅经历纳粹时期的青少年教育，更在推动联邦德国民主化、西方化和自由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68年一代”（1940—1950年）参与大规模社会运动，对战后两极格局激烈抗议，并对当时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与探索。“89年一代”（1960—1975年）经历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生活在德国统一、欧洲一体化加速和全球地缘政治版图重塑中的一代人。

俄罗斯世代体系突出制度转型对一代人经验的塑造作用。“六十年代人”（1925—1945年）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步入社会，是苏联体制内改革思想的代表群体。该世代普遍批判斯大林，崇尚自由化和浪漫主义，体现了理想主义与制度内改革尝试的结合[15]。“七十年代人”（1950—1969年）成长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期”，转向政治冷感与现实主义，发展出实用主义乃至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最后的苏联孩子”（1970—1989年）指的是苏联解体前成长的一代，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过渡群体。“普京世代”狭义上指200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人群，他们普遍珍惜当下的政治稳定，表现出较高的国家认同感。

3.“经济-文化”逻辑：以法、日、韩为代表

“经济-文化”逻辑更关注代际群体现实生活体验的差异性，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出发，整合代际群体关于就业、婚恋、消费等具体议题的主要观念。法国、日本和韩国的世代体系集中体现了这一逻辑。

法国世代体系主要基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代际更替与社会文化断裂高度重合。“辉煌三十年的一代”（1945—1969年）成长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见证了法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68世代”（1940—1950年）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正处于青年阶段，体现“文化断裂”的核心划分逻辑，被誉为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世代类型[16]。“断裂一代/迷失的一代”（1970年代中期）对应石油危机后法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的社会背景，表现出失业率高、热衷消费的双重特征。“不稳世代/牺牲的一代”（1975—1985年）面临高失业率、低薪和养老福利负担加重，超过1/4的人需要花数年时间才能找到长期工作[17]，反映出法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就业困境与代际冲突。

日本世代体系以宏观经济波动与文化消费范式变迁为主线，重点考察社会竞争压力变化下人们欲望与心态的调整，并将其视为重要的世代差异。“团块世代”（1947—1949年）由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命名，他们生于二战后的婴儿潮，习惯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地辛勤工作，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新人类一代”（1960—1970年）由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提出，他们未曾经历战争，在电视普及和经济繁荣中成长，对政治不太关心，被年长者视为“被宠坏了”。“泡沫世代”（1965—1969年）是“新人类一代”中出生较晚的群体，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步入职场，求职相对容易、消费较为奢华，但在泡沫破裂后遭受晋升困难、减薪裁员等职场冲击[18]。“就业冰河期世代”（1970—1982年）受到经济泡沫破裂后长期就业寒冬的直接影响，不得不选择“啃老”“蛰居”等生存方式。“宽松世代/悟世代”（1987—2004年）成长于推行宽松教育的时期，面对经济社会停滞，他们对升职加薪、购房买车等传统社会竞争不感兴趣，拒绝加班文化和酒桌文化，更重视在平淡的生活中追求个性和自我，是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基石。

韩国世代体系重在反映经济结构变化下社会压力在不同世代群体中的表现形式。“工业化世代”（1945—1959年）成长于韩国快速工业化阶段，是“汉江奇迹”的主要缔造者。“386世代”（1960—1969年）以Intel 386电脑命名，指当时30多岁、出生于1960年代、在1980年代读大学的人群，是韩国1987年民主化运动的主力。“IMF世代”（1970—1980年代初）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韩国称“IMF危机”）爆发时踏入社会，遭遇大规模失业，普遍怀有强烈的就业不安全感并奉行个人主义。“88万韩元世代”（1980—1989年）月薪通常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经历韩国“四当五落”激烈高考竞争（一种流行说法，指每天只睡4小时就能考上，睡5小时就考不上）、非正式雇佣常态化和社会阶层固化，倾向于“活在当下”[19]。“N抛世代”（1985年以后）是因高昂生活成本和巨大社会压力而放弃一系列传统人生目标的年轻一代，起初被称作“三抛世代”，指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后来扩展到“N抛”，进一步放弃人际关系、购房、梦想、希望、健康、外貌乃至人生；其中最极端者被称为“全抛世代”。这代人的处境是韩国极度生存竞争和超低生育率的直接写照。

总体来看，各国世代体系都深深嵌入本国特定的历史进程、社会情境与文化传统，其命名综合借用出生年份区间、关键历史事件、经济社会量化指标和身份叙事等，形成丰富而独特的本土世代话语。

在学术研究、政策话语与大众文化共同建构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本土世代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世代体系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早期探索：从“独生子女一代”开始

20世纪后期，我国本土世代研究尚处于早期探索中，主要从计划生育政策和家庭结构等单一视角进行代际划分。例如，杨东平将我国“未来世代”划分为“多子女的一代”“独生子女的一代”和“独生子女以后的一代”，强调国家人口政策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塑造。“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后续研究持续关注的群体，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情境中，又生活在缺乏兄弟姐妹的家庭环境里，处于“宏观开放-微观独生”的双重结构中，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消费行为、价值观念和社会适应方式。

2.基本结构形成：关键历史事件与“五代人”体系

世纪之交，我国本土世代体系的基本结构逐渐确立，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要素对一代人成长的塑造作用，重点运用关键历史事件法来构建世代体系。1988年张永杰和程远忠出版的《第四代人》一书及后来的研究提出五代人划分法[20]，此种方法广为流传。“第一代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代，拥有伟大性格和坚定信仰。“第二代人”是迎接解放的一代，对新中国建设怀有强烈使命感，崇尚服从和奉献。“第三代人”是“知青”一代，先后经历“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等，在理想主义狂热和思想转型的叠加下陷入迷茫与承受阵痛。“第四代人”是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而成长的一代，伴随城镇化进程和受教育水平提高，拥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后来学者补充了“第五代人”即独生子女一代[21]，他们以快速接受新事物、自信且富有同情心为特征，拥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平等意识和公民意识以及积极的休闲态度。

在此基础上，刘世雄等学者发展出新的“五代人”划分法，结合霍夫斯泰德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对各代特征进行多维度刻画[22]。“传统的一代”（1945年以前）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战争与社会动荡，表现出高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与较高的不确定性回避特征。“‘文革’的一代”（1945—1959年）在成长期经历重大政治运动，其价值观呈现出集体主义居中、不确定性回避较高等特征。“幸运的一代”（1960—1969年）在人生关键阶段恰逢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被视为际遇较佳的一代。“转型的一代”（1970—1979年）成长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其价值观逐渐向个人主义倾斜，同时仍保留权力距离较高的特征。“E的一代”（1980年以后）消费与生活方式深受数字技术影响，呈现出高个人主义、低权力距离等特点。

总的来看，“五代人”体系综合我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多重关键要素，勾勒出中国代际更替的基本结构，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照。新“五代人”体系则进一步推动我国本土世代研究的焦点从“如何划分”向“特征为何”纵深发展。

3.大众文化中的世代建构：“XX后”话语兴起

第三阶段以21世纪前15年为核心期，我国世代划分逐渐从学术领域扩展至大众文化语境，“XX后”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世代命名方式之一。这一概念最初源于文学领域，2004年《时代》周刊将中国作家春树与韩寒作为“80后”代表。随后该话语逐渐扩散，推动世代研究由“代”向“后”的话语转变。

不同世代的差异也被进一步细化。例如，“80后”较早进入社会，在压力与机遇并存的外部环境中拥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成功理想；“90后”在信息化环境中成长，面临更为复杂的就业与经济形势，职业追求多为兴趣驱动；“00后”面对国际经济格局震荡、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冲击，追求职业安全感。与前两个阶段世代命名主要源于学术探讨不同，“XX后”世代体系是大众文化的产物，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偏向于经验性总结，特点是高度通俗化、传播力强。

4.当代表达与延展：新型世代体系的多元发展

近十年，我国本土世代话语发展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新型世代体系不断涌现。

媒体与平台引入更具象征性的命名方式。2023年巨量算数联合《新周刊》发布《2023中国代际圈层洞察报告》，将2006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划分为五个世代[23]。“炽红世代”（1949—1959年）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富有爱国情怀，重视生活经验和天伦之乐。“藏青世代”（1960—1974年）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藏青色工服象征其沉稳、传统和奉献精神。“海蓝世代”（1975—1990年）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企改革等转型时期，不少人涌向沿海创业，海蓝色象征着胆识和探索精神。“灿金世代”（1991—1999年）成长于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我国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他们自信自豪、注重平权，喜爱网络社交并崇尚知识，理性权衡婚育决策，消费类型丰富。“淡紫世代”（2000—2006年）是复杂、个性又神秘的一代人，成长于我国高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因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多重不确定性持续并存的时期，偏好多样化学习方式，重视情感体验与个性化消费。这一体系生动地提炼出我国不同世代的特征，并刻画了每代人对待知识、学习、工作、婚姻、生育、消费等的典型倾向。

学界对世代体系的整合也取得新进展，并发展出面向特定人群的划分。整合性划分进一步贴近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全面推进的时代语境，从宏观发展阶段出发，形成“立国-富国-强国”世代体系，将世代划分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24]。特定人群划分则强调深入理解某一群体的具体经验。例如，针对企业员工，划分出“奉献型”“谨慎型”“实用型”“自信型”“博雅型”等世代[25]。针对农民群体，分为“农一代”“农二代”“农三代”，揭示城乡转型背景下农民与土地、城市关系的演变过程[26]。面向中国台湾地区，“年级论”体系每十年为一个世代，体现出区域性世代研究的独特路径：“八年级”（1991—2000年）追求生活“小确幸”，政治参与热情较高；“九年级”（2001—2010年）又称为“小红书世代”，透过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看到真实的大陆，在文化和消费上较为亲近大陆[27]。

综合四个阶段来看，我国本土世代体系呈现从单一标准向多维度综合的演进趋势，世代划分既考虑人口政策、历史事件、教育制度等结构性因素，也涵盖消费行为、媒介环境、文化认同等社会心理维度，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青年话语相互融合，逐步形成路径多元、结构完整、综合体现多种构建思路且具有本土特色的格局。

当前各国纷纷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世代体系，形成丰富多元的全球世代命名图景。然而，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背景下，不同的世代命名方式逐渐与本土世代命名形成竞争格局。如何理解世代体系的社会文化意义？如何看待全球世代体系之间的竞争？本文从文化研究视角进行剖析和反思。

1.世代命名的本质是建构社会常识、促进文化认同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以划分、命名和描述为主要内容的世代研究，本质上是特定人群的文化身份建构，构建世代体系的过程就是文化生产的过程，其目的是形成一种面向大众的常识性知识，催生世代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集体主义。

（1）世代命名：一种文化身份建构

世代定义的群体对象及其特征属性是建构的产物。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知识的演进是阶段性、断裂式的范式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学要素和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世代体系的基本结构体现为人为划定代际区隔和不同世代的“断裂”，它不是纯客观知识，而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具有建构性的社会文化知识。

世代体系以多层次文化形态展现建构结果。根据文化人类学理论，文化包括从低到高的四种存在形态[28]。“00后”“Z世代”等名称属于“文化特质”范畴，作为独立、可辨识、可传播的文化符号，是人类文化词汇库里明确的基本单元。该世代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属于“文化丛”范畴，构成一代人典型特征的集合。在国际比较视域下，各国世代体系构成“文化区”，代表了一定地理范围内世代群体的特征总集。此外，世代体系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整合性，确立了一套关于“我们是谁”的认知框架、分类标准和价值逻辑，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变迁和人群差异的话语体系，达到了“文化模式”的高度。

世代命名会产生判定效果，对代际群体赋予文化价值标签。中国儒家传统知识观和韦伯学术伦理观均指出，知识必然带有价值属性，必须考量其社会后果，要使知识学问有利于普惠民生。世代命名的本质是形成关于一代人的知识，不仅体现一代人的事实特点，还必然带有价值判断。例如，“灿金世代”比“垮掉的一代”传达出更多赞赏意味，“建设者一代”就比“沉默的一代”“N抛世代”被赋予更强的生命力。因此世代名称的确定常常带有一定褒贬色彩和价值标签，会对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产生强烈心理暗示。

（2）建构世代体系的目的：形成文化认同

如果说世代话语在个体层面是寻求身份建构，那么在集体层面就是为了形成文化认同。这一机制可分解为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形成关于集体自我认知的社会常识。知识社会学指出，专家知识通常是去语境化、客观和高度编码化的；常人知识则根植于具体的生活世界，是情境化、建构的和不易编码的[29]。从生产目标来看，世代话语有明显的常人知识属性，具有向大众扩散传播的内在追求，旨在上升为被广泛接纳的社会常识。葛兰西指出，“常识”是一个社会群体中不言自明、分散且普遍持有的信念。当一种世代话语广受认可时，就会上升为关于“我们/他们是谁”的集体身份常识，并逐渐沉淀为一种传统，成为人们组织社会信息和心理过程的模板[30]。从韦伯的权威合法性理论可知，当一种世代划分法在人们心中被认为“历来如此”而深信不疑时，就很容易确立长久稳定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成为异常稳固的社会文化要素。

第二个目标是形成文化认同。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社会归类-社会认同-社会比较”机制，世代体系的构建会产生增进文化认同的效果。首先，人们被归入不同代际圈层，出现“我们”与“他们”的内外区隔；其次，人们倾向于更积极地评价自己所属的“内群体”，不断深化群体认同、内化代际价值；最后，世代体系通常突出代际差异性而非相似性，这无形中引导人们关注差异，在代际比较中强化自我价值，产生强烈的世代认同感与归属感。

通过以上两个目标，世代话语可以发挥皮格马利翁效应：人们参照一定的代际文化模板调整自我行为，在代际群体中产生越来越强的身份认同、文化共识与行动自觉。

2.世代命名竞争的实质是话语权之争

从结果视角转入过程视角可以发现，各国世代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以权力博弈为动力机制的文化生成、传播和被接纳的过程。不同国家关于世代命名法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竞争。“谁来定义一代人”彰显了世代议题中的权力博弈。福柯指出，话语具有权力属性，它制造了知识对象、知识领域和知识结构。通过世代命名，个体被归入特定群体范围并赋予群体特征，塑造了关于世代的基本知识结构。在多元世代体系的国际场域中，各种世代命名法对代际人群的“归类权”“定义权”“描述权”等展开竞争，构成关于代际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哪种世代命名能够获得更多认可从而上升为人类社会的“常识”，就意味着它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上风，获得超越其他命名法的话语权。

世代的话语权之争直接关系到文化领导权的归属。马克思指出，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构成“观念上层建筑”[31]。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是一个不断被争夺、谈判和重构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在斗争中巩固自身地位[32]。世代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它努力将一代人所处时期观念上层建筑的各种内容，整合为具有共识性、主流性和价值性的“叙事主线”，上升为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当一种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世代话语从一般文化知识上升为社会常识，进而上升为意识形态重要部分时，它就成为统治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手段。在我国语境下，就是要让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代话语成为主流话语，才能将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

因此，在全球语境下要警惕世代命名竞争中的文化风险。萨义德所说的“日常性的霸权过程”[33]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文化霸权不像经济霸权、政治霸权那样显见，它常以富有新意的有趣形态出现，通过不易察觉、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渗透而形成另一种主流叙事。各国的世代体系与世代话语尽管各有特色，但影响力有天壤之别，强势国家的世代体系往往受到更高关注和认可，被其他国家积极吸纳，甚至直接用作本国的代际体系。这种不假思索的做法潜藏着两种风险：

第一种风险是“中心-边缘”话语引发的世代体系等级化风险，即强势国家的世代体系被视作更高级、更彰显科学理性的通用体系，一般国家或相对弱势国家的世代体系被视作低级、局部、小众、带有亚文化属性的特殊体系。这种做法不仅会削弱弱势国家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而且会进一步损伤该国的文化主权。

第二种风险是“东方-西方”话语引发的世代体系对立风险。正如亨廷顿所担心的以文化取向划分国际阵营将带来深层而持久的“断层线”冲突，世代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生产过程与人类文明演进叙事工程，正在不断建构人类文明的发展线索。世代话语的构建如果拒绝跨国、跨文化对话，就容易对其他国家世代群体产生文化误解甚至引发盲目对立，导致世代体系从促进“文化认同”的良性取向旁逸出“文化隔离”“文化敌对”的病态结果。

因此，既要警惕标准化、宗主中心式的“普遍文化模式”对全球世代话语多样性的侵害，也要防范傲慢的、拒绝对话的孤立式世代命名逻辑。只有既重视本土特色世代体系的构建，又通过国际对话不断加深对代际群体的理解、发展和完善本土世代研究，才能在全球世代命名竞争中掌握更大话语权。

3.反思：Z 世代话语下的年轻一代命名法

世代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回望过去人类演进之路，更重要的是了解下一代人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如何命名年轻一代，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掌握对青年群体的话语权。“Z世代”是当下最受关注的年轻一代命名法之一，正在成为全球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青年话语的流行语。谷歌学术中包含“Generation Z”的学术条目高达787万条；中国知网中提及“Z世代”的有期刊论文1.94万篇、硕博学位论文1.35万篇、图书1741部（截至2026年7月7日）。国内外以此为题的商业资讯、媒体报道和网络视频层出不穷，不少年轻人自称“Z世代”，借此寻求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不可否认，Z世代话语中关于这代人整体上受教育程度更高、偏好网络交流、重视个人感受等的描述，有其合理性和理论潜力。

然而，Z世代这一命名法兼有学术局限性与文化风险隐患。首先，Z世代建立于美国社会语境，其含义与特征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从技术条件来看，21世纪前10年是美国Z世代的成长初期，美国互联网2005年普及率已达到47%[34]，Facebook、Twitter、iPhone等产品的相继问世构成其成长中的核心事件；但那时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9%[35]，意味着中美这代人成长于迥异的数字技术环境。从生活方式与社交偏好来看，调查显示，美国Z世代群体中有28%拥有宗教信仰，常用社交平台包括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偏好线下实体店购物，重视购物的速度、便利和效率[36][37]。相较而言，在我国14~35岁青年中，信教青年仅占10.6%且比例呈下降趋势[38]；最常用的社交平台是微信、B站、小红书、抖音等，倾向于“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的融合消费方式，重视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39]。可见，Z世代是美国本土情境的产物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无法概括中国青年的诸多特征。如果盲目套用、混为一谈，不仅会遮蔽我国青年的真实情况和特点，在学术上失之草率，而且可能妨碍对我国青年的深入研究与准确把握，产生政策误判。

更重要的是，Z世代作为一个社会文化范畴，对其不加审察地传播和使用会阻碍青年树立正确的自我认识与文化认同感。调查显示，美国Z世代倾向于看低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对“让美国再次伟大”不怎么感兴趣；他们中的一部分支持民主党、一部分支持共和党[40]。这表明，美国Z世代国家认同感不足、政治偏好分化。相比之下，我国当代青年在多元思潮与复杂现实中保持理性与清醒，以“平视世界”为主流心态[41]，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42]，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实干担当、接续奋斗。如果用Z世代作为我国当代青年的代名词，其中许多消极负面的描述和内涵将会通过“代际认同→价值内化→行动自觉”的链式传递，潜移默化地被青年吸纳，让青年不知不觉被西方文化“收编”，成为西方世代扁平叙事、倦怠叙事的被规训者。对青年个体来说，这可能弱化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消解其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则可能降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主流文化的引领力，进而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

因此应该对当前Z世代话语的过热风潮保持理性批判，认识到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适用边界，更要避免滥用误用带来的风险。年轻一代的世代命名是一项长期任务，近年来，各国纷纷根据自身的世代主流传统和重大社会事件提出对下一代人的命名方法。例如，美国提出“两极世代”[43]，英国提出“紧缩世代”等，意味着新一轮全球世代的话语权竞争已经开始，其中“阿尔法一代”作为对“人工智能原住民”的描述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但必须看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青少年之间存在明显的人工智能鸿沟，面临完全不同的现实挑战，因此源于西方本土世代传统的定义与描述并不具有全球适用性，很难准确指称我国青年乃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群体。

世代体系是一种由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青年话语等多层次话语共同构建的文化产物，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丰富多元的世代话语体系，为理解人类代际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生动证据。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世代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是发展迅速，很快走过从探索、整合到扩展的历程，形成宽广多元、系统性强、富有特色、与时俱进的世代话语成果，为构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了积极力量。其中不少标识性概念已进入政策话语和大众生活，成为世代经典概念。纵观全球世代体系的演进，多元世代话语已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竞争的背后是国家文化领导权、话语权之争。如何对本土世代群体作出定义、定性和阐释，直接关系到国民能否正确理解个体小我与民族大我，以及能否形成正确的群体价值观与行为倾向。在大国崛起、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人类世代的发展趋势与未来由谁定义、如何书写，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重构的方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前，世代研究来到新的关口，如何命名年轻一代需要直面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传统命名法出现断裂，部分经典话语未能随代际演进而及时更新；二是价值引领不足，“90后”“00后”等时间序列命名虽延续性强，但缺乏更深层的价值内核；三是命名碎片化，网络空间中偶有如“奥运一代”“冰新一代”等尝试将个人成长与国家高光时刻相连接，然而大多昙花一现，没有形成系统性体系。

对此，我国应当着重抓住对未来世代的定义权与话语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世代划分与命名体系，从价值引领、实践推动与国际对话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全面提升对青年的文化引领力。

1.价值引领：着力构建中国世代话语

价值属性是世代话语的第一属性，我国世代命名的首要原则就是要符合价值引领目标。在世代话语体系建设中，必须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作为世代命名的宗旨，深刻体现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为“强国一代”“自信一代”的使命担当，以高追求、正能量的世代话语引领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不久前，新华社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报告站在民族复兴伟业和时代责任担当的高度，对中国青年进行精准画像，引发广泛关注和认同。希望未来能涌现更多摆脱西方代际框架的中国本土世代话语成果，不断展现世代话语在青年中的文化引领力和价值感召力。

2.实践推动：让中国世代话语深入青年

在价值引领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动世代话语被广大青年接受和认可，还必须通过系统化的实践来实现。一是让思想教育成为青年构建世代认知的基础渠道。抓住青年身份建构的初始期和关键期，将本土世代叙事的核心内涵有机融入思政课程、新生教育和主题团日等育人环节，以专题模块、代际对话、时代影像展等形式，引导青年建立个体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的认知框架，避免让青年先入为主地在西方话语框架中寻找身份坐标。二是让社会参与成为青年强化世代认同的生动方式。通过学校、用人单位、社区、企业等多主体合作，围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文化传承等国家战略方向搭建多样化实践平台，支持青年在实际行动中感受自身与国家建设、历史机遇的同频共振，从而深化对“强国一代”“复兴一代”等世代身份的理解和认同。三是让网络参与成为青年主动激发世代话语凝聚力的长效机制。针对青年聚集的社交媒体，推出世代话题探讨、互动产品等，鼓励青年分享亲身体验、主动参与构筑世代记忆，形成有机互动的世代话语生态。通过以上方式，不断推动中国世代话语在青年心中“落地生根”，成为青年高度认同、愿意奔赴的集体叙事。

3.国际对话：以中国世代经验丰富全球代际理论图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度全球化之中，世代话语之争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既不应回避挑战、闭门自守，也不必盲目焦虑、自乱阵脚。应当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世代话语之争。一方面，坚持平等对话，以中国世代叙事参与国际代际话语交流，在联合国青年论坛、跨国数字平台等国际场域主动使用并推广本土世代概念，拒绝将中国实践降格为西方世代理论的案例或注脚。另一方面，批判性吸收国际世代研究的前沿成果，不断深化对人类代际演进的理解，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世代研究、青年研究与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发展更加公平多元的国际代际知识宝库贡献中国智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规划课题（一般课题）“部分发达国家青年就业能力培养的政策比较与经验启示”（批准号：GH2026041）的阶段性成果]

陈嘉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汪再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向宁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10期，第45-54页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1]My T.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generation Z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2006-2024）[J].Journal of Logistics，Informatics and Service Science，2025，12（9）：54-67.

[2]Comte A.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Tome IV[M].Paris：Bachelier，1838.

[3]Dilthey W.Ü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der Gesellschaft und dem Staat[M].1875：36-41.

[4]Mannheim K.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M]//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2：276-322.

[5]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6-281.

[6]Strauss W，Howe N.The fourth turning[M].New York：Broadway Books，1997：65-71.

[7]Elder G H Jr.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3-24.

[8]Inglehart R.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31-159.

[9]Mead M.Culture and commitment[M].New York：Doubleday，1970：51-76.

[10]Twenge J M.iGen[M].New York：Atria Books，2017：1-16，69-118.

[11]Woodman D，Wyn J.Youth and generation：rethinking change and inequality in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M].London：Sage，2015，pp.1-10.

[12]Baldwin E.Lost generation[EB/OL].[2026-07-15].https：//poemanalysis.com/movement/lost-generation/.

[13]Kuestenmacher S.The stats guy：Generation X，the pragmatic demographic now helming Australia[N/OL].（2021-10-30）[2026-07-21].https：//www.thenewdaily.com.au/life/2021/10/30/the-stats-guy-generation-x.

[14]Grasso M T，Farrall S，Gray E，et al.Thatcher’s children，Blair’s babies，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trickle-down value change：an age，period and cohort analysis[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9，49（1）：17-36.

[15]马晓明.苏联学者论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EB/OL].（2012-10-10）[2026-03-16].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809/c367826-22509236.html.

[16]Assmann A.1968 in Germany：a generation with two phases and faces[EB/OL].（2018-06-22）[2026-07-12].https：//www.eurozine.com/1968-germany-generation-two-phases-faces/.

[17]New Statesman.Lost youth[EB/OL].（2007-04-09）[2026-06-22].https：//www.newstatesman.com/long-reads/2007/04/young-french-lack-respect.

[18]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术语库.バブル世代[EB/OL].https：//www.nri.com/jp/knowledge/glossary/lst/ha/bubble_generation.

[19]黄冲.为何韩国一些青年趋向脱物质主义——访韩国问题专家王晓玲博士[N].中国青年报，2011-09-13（7）.

[20]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1]杨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02（3）：11-16.

[22]刘世雄，张宁，梁秋平.中国消费者文化价值观的代际传承与嬗变——基于中国主流消费群的实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77-84.

[23][34]巨量算数，新周刊.2023中国代际圈层洞察报告[R/OL].（2023-11-28）[2026-07-19].https：//trendinsight.oceanengine.com/arithmetic-report/detail/1026？source=gkzh.

[24]胡婷婷，陈玉真，沈杰.阿尔法世代：中国数字原住民第一代[J].青年探索，2025（6）：18-32.

[25]李向民，任宇石，吴志刚.企业员工代际划分及“新新人类”管理[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7-29.

[26]刘守英，等.中国乡村转型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205-211.

[27]台湾“小红书世代”声量上升社交平台促两岸年轻人交流[EB/OL].中国新闻网，（2024-05-11）[2026-02-26].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4/05-11/10214990.shtml.

[28]Herskovits M J，Willey M M.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sociolog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3，29（1）：1-24.；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2-38，146-163.

[29]Knierim A，Laschewski L，Boyarintseva O.Inter -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in bioeconomy[M]//Lewandowski I.Bioeconomy.Cham：Springer，2018：89-115.

[30]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58-261.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1，695.

[32]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3-194.

[33]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2版）[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50-152.

[3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OL].https：//www3.cnnic.cn/n4/2022/0401/c88-886.html.

[36]Pew.Generation Z looks a lot like Millennials on key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EB/OL].（2019-01-17）[2026-07-09].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9/01/17/generation-z-looks-a-lot-like-millennials-on-key-social-and-political-issues/.

[37]ICSC Survey：The rise of the Gen Z consumer[EB/OL].（2023-06-07）[2026-07-19].https：//www.icsc.com/news-and-views/icsc-exchange/icsc-survey-the-rise-of-the-gen-z-consumer.

[38]刘双，贾来生.我国信教青年的群体特征、心态状况与引领路径[J].科学与无神论，2026（3）77-91.

[39]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从“买东西”到“买感受”——我国青年消费趋势的观察与思考[N].光明日报，2026-02-05（7）.

[40]Fox News.Shocking numbers of young Americans no longer believe in the American dream[EB/OL].（2024-07-13）[2026-05-14].https：//noticias.foxnews.com/opinion/young-americans-no-longer-believe-american-dream.

[41]辛艳艳，付宇，郑雯.“平视一代”国家观与国际观的变迁及其时代意涵[J].青年探索，2025（5）：56-70.

[42]超九成受访大学生“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N].广州青年报，2026-01-29（A04）.

[43]珍·特温格.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2025[M].周顺，许驰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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