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在絮叨了。
客厅的灯光柔柔地洒下来,不疾不徐,铺开一片暖黄的光斑。她坐在老旧的木质沙发上,背已被岁月压得微微佝偻,像一株经风历雨却依旧坚韧的老藤,双手安静地搭在膝头,花白的头发被灯光浸得透亮,镀上一层柔和的银灰。嘴一张一合,声音不高,却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每次和我聊天,她讲的是那些沉在时光里的旧事。讲那年月的苦,讲一大家子艰难熬过来的日子,讲家里揭不开锅的窘迫,讲谁家借了半碗米第二天又还了,讲爷爷奶奶对我们一家的偏私与不公,讲兴修水利时披星戴月挑河的情景,讲分田单干乡邻帮助耕田耙地的暖意,讲20世纪70年代分家建房的不易,讲父亲走后的种种艰难。
讲着讲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谁听。偶尔抬起头,眼神有些恍惚,似乎在辨认眼前的人是谁,片刻后又低下头,继续絮叨那些说了千百遍的话。
有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目光呆滞,嘴里一直哼哼不停。她脸上深深浅浅的阴影,那些皱纹像是岁月的河道,藏着太多淌不过去的水,藏着太多说不出口的委屈与坚韧。
然后她又开口了,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跟往事说话,又像是在跟空气中某个看不见的人拉家常。絮叨声不绝于耳,像夏日午后树梢上的蝉鸣,一声接一声,不肯停歇,也不愿停歇。
说来也怪,我写完了父亲,才想起从未专门为母亲写过只言片语。许是她的絮叨太多了,多到让人习以为常,多到让人觉得,她本就该是这样絮絮叨叨的模样,不需要被刻意记录。
那些话,就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响在耳边,像风,像雨,像空气,太寻常了,寻常到让人忘了去珍惜,忘了去认真听一听。
年少时,我嫌她烦。嫌她翻来覆去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嫌她一句话能说上三遍五遍,嫌她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开口,打断我看书的思绪。
那时候我总是敷衍地“嗯”一声,或者干脆走开,心思早就飞到别处去了,从未回头看过,她望着我背影时,眼底那抹落寞与失落。
我以为,絮叨只是老人记忆退化的本能,是大脑衰老后无法存储新记忆的无奈补偿。我以为,她说的那些旧事,连她自己都分不清是哪一年、是哪一月,说过便忘,忘了又说,像一台出了故障的老式收音机,只能接收那么几个频道,反反复复,来回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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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一天,我忽然听懂了她的絮叨,那些事全是她最重的东西,她不是在重复,她是在挽留。
每一句絮叨,都是一根线头。她在拼命抓住那些正在流逝的岁月,抓住那些我们不曾留意、却对她而言比什么都重要的细枝末节;每一句旧事,都是她小心翼翼捧在手里的东西,生怕撒手就再也捡不回来,生怕那些曾经的温暖与苦难,就被时光彻底抹去。
时光像流水,无声无息地带走一切,而她的絮叨,是唯一能让水倒流的东西,哪怕只是倒流一点点,哪怕只是在记忆的浅滩上多停留一刻钟,于她而言,便是莫大的慰藉。
《菜根谭》有言:“浓夭不及淡久。”
浓烈的情感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唯有平淡的日子,才能长久地留在心里。母亲那些絮叨的话语,没有一个字提到爱,没有一句话说着牵挂,可每一句都是她用岁月编织的网,兜住那些她最不想失去的人,最不愿忘记的事,兜住整个家的温暖与念想。
父亲长年在外工作,一月只有几天休假回家。更多的时候,是母亲一个人撑起整个家。
天还没亮,她就已经在灶屋里忙活了。生火,添柴,淘米,下锅,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唤醒沉睡的村庄。而后,她总会在锅里,给我捞出一碗颗粒饱满的硬头米,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才扛起沉甸甸的锄头出门,去地里干活。
锄草,施肥,浇水,一垄一垄,一行一行,像侍弄孩子一样侍弄那些庄稼,指尖的粗茧,沾满了泥土的芬芳,也刻满了岁月的艰辛。
日头升高了,她回家做饭,喂猪,喂鸡,洗衣,缝补。太阳落山了,她还在忙,收拾屋子,准备第二天的吃食,直到夜色渐深,整个村庄都陷入沉寂,她的身影,才渐渐消失在灯火里。
从天不亮到深夜,她像一台从不停歇的纺车,吱呀吱呀地转着,织出全家的吃穿用度,织出三个孩子的长大成人,纺出岁月的平淡与坚韧。
而父亲在不在家,她都是这样忙,忙到没有时间生病,忙到没有心思抱怨,忙到那些苦和累,都变成了日子本身的样子,变成了寻常,变成了她生活的常态。
那时我不懂,为什么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为什么她走路总是那么快?为什么她的手上总有洗不完的粗茧,额头上总有擦不干的汗?后来才明白,那是她作为母亲、作为妻子,不得不扛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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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选择,只能往前走,轻描淡写地掠过,像在说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儿。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悲悲切切。可这份沉默的坚韧,曾多少次托住摇摇欲坠的心,也让母亲48岁的时候毫无征兆地晕倒了,从此以后母亲经常犯头晕病,就无力再干农活了,连坐车都会晕车。
1986年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才52岁,她要一个人走剩下的路了。
丧夫之痛像一场山洪,猝不及防地冲垮了她所有的防线,她眼神空洞,像是灵魂也跟着父亲走了。那时候我害怕极了,怕她撑不下去,怕这个家真的就散了。
我不知道那一段时间里她想了什么,想通了什么。原本她带着大姐的孩子,和父亲住在单位分配的两间房改成的宿舍,而父亲走后,在家住了一年多,直到大姐家盖了新房,母亲和我便住在了大姐家。
从那天起,她开始有些絮叨,絮叨她为大姐家盖新房四处奔波借钱摔了一跤,肠穿孔住院;絮叨外孙从外地回来,她着急去菜场买鸡蛋雪地里摔了一跤,腰椎骨裂住院;絮叨让我谈对象、争取单位分房。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填住空洞的方式,用话语填住失去父亲的空洞,用琐事填住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留下的空位,也用这种方式,默默守护着我们姐弟三人。
她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有一年我和猫抢搪瓷碗,摔了一跤,把左手无名指的第一关节的皮肉切的只剩一层皮连着,她抱起我飞一般的直奔大队去找赤脚医生,眼眶红红的,却不敢哭,怕哭出声来会吓着我。
时间太久了,她忘了太多的事,忘了新盖的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忘了昨天谁来看过她,甚至忘了自己已经有了重孙,忘了那些崭新的、热闹的欢喜。
可她还记得大姐小时候得了青紫病侥幸活了下来,记得二姐在厨房被一道响亮的雷声吓得打碎了全家的碗时的哇哇大哭,记得1973年建房时到晚上四处找不见我的焦急。
母亲说的时候,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很远很远的事,没有波澜,却藏着最深的牵挂。但母亲从未说过,却一直用行动默默坚持着的是,她不再去我姐姐她们那里住,哪怕住一晚都不行。
我不再敷衍了,每一句絮叨,我都认真听。听她说那些旧事,听她讲那些早已听过无数遍的细节。有时候她会忽然停下来,浑浊的目光望着我,迟疑地问:“我是不是又说过了?”我就笑笑,说:“没有,再说一遍吧。”
母亲91岁那年的春节前摔了一跤,头上摔了个血包,住进了医院,那期间她每晚都不睡觉,她被困在了过去的时光里,总觉得有人要害她,甚至连我都不认识了……她那时满心都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小时候,总是说她家里有三个孩子等着她回家。有时候她会认不出她的女儿,认不出她的孙辈,可更多的时候,她还是认得我,或许,我永远都是那个需要她守护的、长不大的孩子。
母亲爱吃糖,而且爱吃玉米硬糖,基本上45天左右要吃五斤,走到哪口袋里都会有十颗八颗糖果;母亲的房间里不能断了零食,她经常吃零食但也不影响她的一日三餐。
如今,母亲92岁了,虽然每年的体检都是健健康康的,但她腿脚蹒跚,听力渐衰,神志时常恍惚。可每次我回家休假,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母亲就会眼睛泛光地说:“回来啦。”就三个字,可那三个字里,藏着多少牵挂,藏着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等待,藏着多少她没有说出口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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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常说:“你姐姐她们也常来。”语气里,满是满足与欣慰。我知道她觉得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一辈子值了。值了!这两个字藏在一个92岁的老人心里,轻飘飘的,却重得像一座山,她把一辈子的苦都咽下去了,把所有的委屈都藏起来了,把所有的牵挂,都融进了一句句絮叨里,到最后,只藏了两个字:值了!
母亲絮叨的声音,像远处的蝉鸣,一声接一声,不肯停歇。又像暮色里最后一缕炊烟,袅袅升起,缠绕着岁月的痕迹,久久不散。那是寻常日子里最寻常的声音,寻常到让人忘了去珍惜。可那声音,却是我这辈子最不想散去的声音。
父亲用沉默,扛起了责任,守护着家人;母亲用絮叨,留住了岁月,牵挂着我们。他们的方式不同,却殊途同归,心底藏着的,都是同一件事——只要你们好好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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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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