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狐狸塔案：外交官养女在城墙根下被杀害掏空内脏，凶手至今成谜

这期的案子，有些读者大概早有耳闻：它发生在1937年1月的北平，前英国驻华外交官维纳（E. T. C. Werner）的女儿、19岁的帕梅拉（Pamela Werner）支离破碎的尸体，横陈在古老城墙的阴影之下。

这起被战火烽烟尘封的悬案，因为2011年的一本畅销书《午夜北平》，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然而，这本书引发的争议和讨论，至今没有结果。

这起“狐狸塔案”，仿佛一场罪恶丛生的罗生门，无论哪一条可能通向真相的小径，都上演着地狱的变相。

狐狸塔下

1937年1月8日上午8点，一个名叫张宝珍（Chang Pao-chen）的遛鸟老人（另有人力车夫/晨行者/数人说），在北平东便门箭楼东南的壕沟中，发现了一具惨不忍睹的外籍少女尸体。

（北平东便门/1900-1903年）

尸体横陈处的东便门箭楼，在清末的地方志和游记中，被称作“狐楼”或“狐狸楼”，被传教士译成“狐狸塔”（Fox Tower）。这里距离东交民巷（Legation Quarter）仅有几百米，是殖民与本土、秩序与混沌的分界线。这个陈尸地点，后来成了这起案件最著名的符号，一个沾染着东方色彩的阴森象征。

这个女孩是一个西方侨民，死于东方的皇城根下，她的惨剧被两种文化和语境同时叙述，却没有任何一种真正了解她。

这是帕梅拉·维纳案最难书写的地方。一般而言，研究尘封案件，报刊（尤其是《申报》、《大公报》这类大报）是最主要、最可倚重的信息来源，然而这起案件，信息混乱让它成为世纪谜案。

这起案件虽然发生在北平，但死者是外侨，1937年的北平风雨欲来，对于中文报纸来说，一个洋人姑娘的死，只能算是社会新闻的边角余料。而英文报纸虽然对它颇为重视，但案件发生在英国本土之外，需要通过通讯社电稿获得信息，加上文化隔阂和谣传，报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错误与矛盾。

（最早的中英报道，都将帕梅拉的年龄写成17岁/The North-China Daily/大公报 /1937/01/09）

另外，当时北平的舆论格局复杂，报纸代表不同的政治倾向且严重对立，每个阵营都用这起案件，来进行政治宣传与情绪投射。

亲日报纸宣传“北平治安混乱，需日本协助”，中方报纸着重报道外籍嫌疑犯（“此案可能为日本间谍所为”），英美侨民主导的报纸，则痛斥“英国侨民在华安全堪忧”，暗示此案为欲求不满的中国人所为，坊间小报为了销量和卖点，内容更是极度离谱。

与此同时，英国领事馆为了维持“帝国形象”，不断强调此案的“保密性”，国民政府也要求“谨慎处理涉外命案”。因此，官方发布的消息含糊其辞，记者们只能根据传闻、警探口风或外侨茶会闲谈拼凑信息。

到了后来，同一事件被不同文化、不同立场编码，每种语境都在重写帕梅拉的死亡，却没有一种真正关心她的故事。

因此，今天这起案子，我很难梳理出一个精确的案情，只能为大家提供若干可能的版本， 也许，承认无法追寻真相本身，才是对帕梅拉最大的看见。

夹缝之人

帕梅拉·维纳（姓氏又被译为魏尔纳/温纳/惠纳）出生于1917年2月7日，这是公使馆为她签发的身份证件上的生日，两岁那年，维纳夫妇从宣武门天主堂（“南堂”）开办的孤儿院里领养了她，取名帕梅拉，从相貌和瞳色推测，她大概率是白俄难民的私生子。

（南堂）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失败势力（“白军”）及其家属，纷纷逃亡国外，这些人被统称为“白俄难民”（White Russian/和今天的白俄罗斯不是一个概念）。他们很多从远东进入中国东北，在哈尔滨、北京和天津等地，有大量的白俄难民。

（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学校/现为哈铁文化宫）

其中有资产的中产阶层，往往经营餐饮业，那些白俄面包房和咖啡厅，塑造了中国人对“西餐”的最早概念。另一些人进入娱乐业，民国时的夜总会（尤其是天津和上海），白俄乐队和舞女算是一个固定卖点。身无长技的男性，则会成为车夫、司机或者保安。

最底层的一群人，被称为“无国籍俄人”（stateless Russians），他们的处境与更加凄惨。他们沦为大都市里最边缘的群体，酗酒、卖淫、吸毒，有今朝无明日地度日。

（1930年代，著名的白俄夜总会栀子花俱乐部/上海愚园路）

1935年，国际联盟在上海的一项统计称，上海16-45岁的俄裔女性中，有22%从事卖淫活动，白俄妓女既被外国男性欢迎，也受中国男性青睐。

她们在北平卖淫的比例更高，大多在使馆区东侧边缘的“恶土”（Badlands）地带活动。“恶土”以北平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为中心，充斥着妓院、酒吧、毒窟和廉价客栈，是白俄难民的聚集地，也被很多人视为帕梅拉案的第一死亡现场。

这个称呼是帕梅拉的养父爱德华·维纳后来自行调查时，对这片区域的私下称呼，后来却成了这起案子里最知名的文化地标。

（“恶土”区域）

不过，“恶土”之名虽然当时还不存在，这片区域的确臭名昭著。美国探险家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据说是印第安纳·琼斯的原型之一）曾回忆说，自己和其他两位探险家，一起光顾这里“名声不太好的咖啡馆，一边吃炒鸡蛋，欣赏白俄姑娘跳艳舞”。

一位意大利外交官，严厉谴责这里的白俄人：“中国人只需一美元甚至更少，就能买下一个白俄女人过夜，身穿破烂制服的白俄军官，在中国戏院门口乞讨——白种人的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无人知晓帕梅拉生父生母的身份，从被收养的那天起，她便成了英国外交官的女儿，进入了另一个社会阶层。

帕梅拉的养父全名爱德华·西奥多·查尔姆斯·维纳（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出生于1864年，同样是个浪游于文化与东西方的夹缝之人。

维纳是个德语姓氏，他的父亲约瑟夫（Joseph Reinhardt Werner）是普鲁士人，母亲哈里特（Harriett Taylor）是英国人，他的第二个中间名“查尔姆斯”，取自新西兰的港口，他就出生在那里一艘名叫“黑天鹅号”的船上。

这是一个波西米亚气质的欧洲中产家庭，父亲约瑟夫是个语言教师，靠着祖上留下的信托基金，夫妻俩拖家带口，四处旅行。一些材料中提到，维纳家有七个孩子，但其他几个孩子罕有记载，爱德华最亲近的，是年长他5岁的姐姐爱丽丝（Alice Werner）。

爱丽丝终身未婚，三十几岁时，她只身前往非洲，42岁时，成为伦敦国王学院唯一的女教授，她拥有令人惊叹的语言天赋，是斯瓦希里语和班图语方面的专家。她于1935年离世，无从知晓自己远在东方的侄女帕梅拉，即将遭遇怎样的悲剧。

（爱丽丝·维纳）

爱德华在英国顶尖传统公学汤布里奇公学（Tonbridge School）接受教育，但他很不喜欢公学文化（纪律、等级、体育至上）。14岁那年，父亲约瑟夫去世，虽然家中有信托基金，但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爱德华不是长子，需要自己谋一份前程，他通过了英国远东见习官资格（Far Eastern Cadetship）选拔考试。

19世纪之前，英国的外交界壁垒森严，职位全部在贵族阶层内部消化，但鸦片战争后，英国对远东语言人才需求激增，英国政府设立了远东见习官制度，选拔年轻人到中国、日本或朝鲜学习语言和事务，之后进入英国的领事系统任职。

领事职位属于次等技术官员，大使职位仍由贵族阶层把持，但远东领事职位工资丰厚（培训期间就有200镑年薪/约等于今天的30万人民币）又补贴极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却没有财产的寒门绅士的理想前程。

这个选拔考试竞争极为激烈，堪比地狱难度，除了对语言天赋进行严格筛选，还要考察拉丁语、法语、法律和高等数学，每年的名额只有个位数，爱德华·维纳能脱颖而出，其头脑天赋可见一斑。

1880年代，维纳以学生口译员的身份，加入英国公使馆，抵达北京，之后流转于广州、天津、澳门、杭州、海南岛、广西和广东各地，任职地几乎都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贸易港。

他还利用休假回国的时间，取得了专业律师资格。1911年，爱德华·维纳出任英国驻福州总领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三年后，他从英国领事馆离职。

（爱德华·维纳/大约35岁时）

虽然才华出众、头脑不凡，爱德华·维纳人缘不佳，无论是上司、同僚、还是退休后的侨民圈子，对他都差评颇多。

究其原因，一方面大概由于他脾气火爆又固执，往往因为一些原则问题，和上司或者同僚发生龃龉。

比如，1907年（和之后的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斯坦因，贿赂了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从敦煌莫高窟，低价买走了大量珍贵文物。

维纳为此事与当时的喀什英国领事尼古拉斯•菲茨莫里斯（Nicholas Fitzmaurice）大吵一架，维纳指责斯坦因的行为无异于抢劫，菲茨莫里斯则支持斯坦因（欧洲列强之间的考古竞争/英俄“大博弈”等外交考量），后来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这些文物至今仍在大英博物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少量）中。

（1912年，斯坦因因“为帝国赢得文化财富”被封爵）

而命运恶毒的玩笑是，二十多年后，正是这个曾与维纳颇有龃龉的外交官菲茨莫里斯迁升至北平，担任英国驻华总领事，负责主持帕梅拉案调查。

除此之外，维纳的普鲁士血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可想而知会遭受猜疑，虽然这一点，在所有关于他离职原因的叙述中，如同房间里的大象，几乎从未被人提及。官方说法只是，维纳在福州时，精神出了问题，他用鞭子打了偷窥妻子换衣服的一个海关官员，于是被强行提前退休。

另外一个维纳不被同事喜欢的原因，则是维纳过于“中国化”，他不像一般的英国外交官，住在东交民巷，平日里混迹于俱乐部、酒吧和赛马场，对当地国的文化睥睨又不屑一顾。

爱德华·维纳居住在北平一所四合院里，致力于汉学研究，学习汉语、研究在英国人看来“低劣种族”的民俗和文化。

他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神话传说》（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多年来一直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他绝不是个傲慢偏狭的种族主义者，却始终在不自觉中，带着居高临下：

“如果以神话的伟大程度来评判一个国家的伟大（这里“伟大”指的是举世闻名且影响深远），那么伟大的国家寥寥无几，中国自然也算不上其中之一。

但如果衡量伟大的真正标准是纯洁和公正，那么中国神话必定是所有神话中最伟大的之一；因为它不淫秽，而且总是公正的。”

（《中国神话传说》）

当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出生于1860年代的人，维纳的开明、理性和体面，远远超过当时绝大多数的西方人，但他观察东方的起点，依旧在不列颠海峡，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这本书出版15年后，发生在帕梅拉身上的事，却和中国神话全然不同，它藏污纳垢、暗藏着残忍的淫秽，而且自始至终，都没能寻找到公正。

天煞孤星

1909年，45岁的维纳，在回英国探望母亲时，邂逅了他未来的妻子格拉迪丝·雷文肖（Gladys Nina Ravenshaw）。

格拉迪丝出生于1886年，比维纳年轻22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名门闺秀。

（格拉迪丝）

格拉迪丝出生在英国东萨塞克斯郡，家族历史悠久，属于拥有大片土地和家族纹章的顶级乡绅（landed gentry）。

祖先曾担任过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和伦敦市长，格拉迪丝的父亲查尔斯·雷文肖（Charles Withers Ravenshaw）中校，是典型的英国老派军人，战功卓著、枪法神准，曾任英国驻尼泊尔“驻扎官”（约等于公使）。

通常不太喜欢典型英国人的维纳，对这位老中校却相当崇敬，盛赞他是“英国人中的佼佼者”。

格拉迪丝美貌高挑、多才多艺，她从小在印度各地辗转，性格活泼，喜欢运动，语言学习方面也很有天赋，是个无可挑剔的“英国淑女”，唯一有点“叛逆”的地方，是她对通灵学（Spiritualism）的浓厚兴趣。

虽然如今大多数人，会将通灵学和迷信、骗局联系起来，但在1910年代，通灵学在欧美上层圈子里，属于一种“前沿科学”，许多知识分子都沉迷其中（比如《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但格拉迪丝不只是赶时髦，而是颇为认真的业余研究者，她愿意去离家200公里外的奥德堡（Aldeburgh），参加很学术的通灵学讲座——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维纳。

（降灵会/《人鬼情未了》）

格拉迪丝的追求者很多，但她却爱上了比自己年长许多、又矮了半头的维纳，雷文肖一家对维纳也颇为满意。

不过，两人的结合，并非头脑发热的闪婚，维纳回到中国后，又和格拉迪丝鸿雁传书了两年。1911年，格拉迪丝答应了维纳的求婚，动身前往中国，1911年12月12日，两人在香港举行了婚礼，之后前往澳门度蜜月。

（两人的婚礼）

以当时维多利亚式的标准，这场婚姻已经算是顶配级别，格拉迪丝年轻貌美、家世无可挑剔，还有一笔丰厚的嫁妆，这让早已将维纳视为“独身主义者”的外交官和侨民圈子，颇有点酸葡萄心理。

1914年，维纳从英国领事馆提前退休，和妻子定居北京。他们没有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而是在前门附近租下了一处宽敞的四层小楼，维纳退休金丰厚，夫妻二人过着相当优渥的生活。

退休后的维纳，一如既往地不合群，公开对使馆区俱乐部和酒吧表示鄙夷，格拉迪丝在外侨太太的社交圈子里也不太活跃。

这段婚姻持续了11年，直到格拉迪丝去世。虽然流言蜚语相当不少，比如说维纳对妻子极度控制，不许她参与社交，还有人揣测两人从未圆房……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大约算是一段相对稳定、也颇为体面的婚姻，两人和双方家人，都保持着正常书信往来。

维纳退休后专注于神话学研究，撰写了包括《中国神话传说》在内的几本专著，除此之外，他还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讲师等职。格拉迪丝则负责管理家事和仆人，无论格拉迪丝生前死后，维纳都将自己的书献给了妻子。

（东交民巷使馆区外的德国卫兵/1912年）

夫妻两人一直没有生育，1919年，两人从南堂抱养了一个有着灰色眼眸的两岁女婴，为她取名为帕梅拉。

然而，收养帕梅拉后没多久，格拉迪丝的健康便每况愈下，没人知道她究竟得了什么病，维纳称妻子有心脏问题，格拉迪丝的熟人们却认定他在胡说八道，因为格拉迪丝在公众场合，总是表现得活力四射。

格拉迪丝的妹妹艾琳（Eileen Birkett Ravenshaw），一战期间在法国前线担任救护车司机，在那里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约翰·麦克里（John Alexander McCreery），之后与他移居美国。约翰·麦克里医术精湛，是1930-40年代美国的外科名医，维纳安排妻子到美国接受检查，但麦克里也没能诊断出任何病症，只能将病因归结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

1920年代，医学尚未形成科学分科，“神经衰弱”可能包括疲劳、失眠、心悸等多种不明身体不适，与焦虑、抑郁这样的神经症状，也通常混淆在一起。

从今天的眼光看，格拉迪丝的“诡异”病情，可能是某些精神疾病的躯体化，也可能是当时尚未认知的慢性炎症或者内分泌问题，不过，在美国修养了一段时间后，格拉迪丝似乎恢复了健康，于1921年末返回北平。

然而回到北平后，格拉迪丝就染上了流感，之后患上了严重的脑膜炎，1922年2月，格拉迪丝香消玉殒，年仅35岁。

格拉迪丝被安葬在英国公墓（二环路复兴门桥附近，现已被毁）。下葬那天，维纳在妻子的墓前，背诵了格拉迪丝最爱的美国女诗人玛丽昂·史密斯（Marion Couthoy Smith）的《致为人母者》，而五岁的帕梅拉，对眼前发生的事，几乎懵懂无知。

格拉迪丝的死因，是佛罗拿（Veronal）用药过量，佛罗拿是巴比妥（barbital）类药物，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安眠药，长期使用会引起药物耐受，如果与酒精同用致死率更高，是许多名人（茨威格、官方说法的梦露）的“自杀药”。

（梦露去世时的头版新闻）

然而流言却甚嚣尘上，直到十五年后，依旧传诵不衰，后来调查帕梅拉案的警探们，就曾听过不少暗示：格拉迪丝病得蹊跷、死得也蹊跷。

不少人暗自嘀咕，佛罗拿的确致死，但它起效慢（很多自杀者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医），维纳却声称，妻子去世那晚，自己始终陪在她的病床前，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这个质疑乍看的确有理有据，但维纳的说法，也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1920年代抗生素尚未发明，脑膜炎这种病，通常是非常致命且极其痛苦的，医生们没有消炎药，只能用佛罗拿这类镇静催眠药缓解症状（高热/烦躁/谵妄/抽搐）。但问题是，佛罗拿起效慢、还会在体内积累，当时没有现代医疗监护设备,没有有效解毒剂，一旦剂量积累过量，往往就无力回天。

另外佛罗拿过量时的症状和脑膜炎，在临床表现上高度重合（嗜睡/意识模糊/昏迷），陪护者很可能只是觉得，病人终于安静地睡着了，却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正在因药物抑制呼吸而走向死亡。

流言之下，北平的侨民们，纷纷对维纳避而远之，维纳对他们也同样如此。丧妻后的他，变得愈加孤僻和暴躁，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汉学研究和帕梅拉身上。

（爱德华·维纳）

然而案发之后，维纳却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女儿，也全然不知自己不屑一顾的侨民圈子里，有怎样的险恶和玄机。

双面少女

帕梅拉在北平一栋现代化的四合院里长大（维纳在妻子死后搬了家），从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经常独自骑着自行车，在古老的皇城中四处游玩。帕梅拉长大之后，维纳将她送到天津文法学校读书，那里是富裕侨民子女去的私立学校。

1936年底，帕梅拉从天津文法学校放假回家，维纳打算之后将她送去英国。这里的信息颇为矛盾，有人说维纳此举，是因为发现文法学校的校长悉尼·耶茨（Sydney Yates）对帕梅拉进行性骚扰，又有一些资料称，维纳对性骚扰这件事一无所知（帕梅拉死后才发现），只是预感到中国战事将起。无论如何，帕梅拉似乎并不愿意离开，虽然有着最典型的西方长相，但她从出生起，就从未离开过中国。

（在文法学校读书期间的帕梅拉）

帕梅拉在天津读书时，在加拿大传教士麦肯齐夫妇（Huge & Agnes Mackenzie）家寄宿了四年。麦肯齐夫妇有七个孩子，大女儿弗洛伦丝嫁给了著名运动员和传教士埃里克·利德尔（Eric Henry Liddell）,利德尔中文名李爱锐/李达,是第一位生于中国的奥运会金牌得主。

（埃里克·利德尔/他的事迹见电影《烈火战车》）

麦肯齐家在天津算是文化名流，家中总是宾客盈门，这对见多识广又性格温良的夫妇，这样评价帕梅拉：“模样娇小、有礼貌、很有吸引力，但社交上有点拘谨和晚熟”，他们还猜测，小姑娘和养父相处时，可能不总是很融洽，但她从不像同龄少女那样，喋喋不休地背后抱怨。

（麦肯齐家&麦肯齐夫妇）

1936年12月26日，19岁的帕梅拉从天津回到北京，两个女性朋友，刚刚将她介绍进侨民社交界。这两个女性朋友伊瑟尔·古列维奇（Ethel Gurevitch）和莉莲·马里诺夫斯基（Lillian Marinovski），和她都是老相识，并且都是俄裔侨民——虽然是英国外交官的女儿，但帕梅拉显然对自己的“老乡”有着天然的认同和亲近。

（帕梅拉生活照）

这两个女性朋友，是案发前最后见到帕梅拉的两个人，警方正是根据她们的证词，重建了帕梅拉在案发前最后6小时的行动轨迹。

1937年1月7日，是帕梅拉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她去看牙医，牙医名叫温特沃斯·普伦蒂斯（Wentworth Prentice），他是这起案子最著名的嫌疑人之一（后文详述）。

普伦蒂斯生于1894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牙科学院，1917年，他与妻子前往中国，一同在霍普金斯纪念医院（今天的同仁医院）工作，之后在东交民巷使馆街3号，自己开办牙科诊所。

他在北平外国侨民圈中颇有名气，客户非富即贵。普伦蒂斯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北京，然而1926年6月，他的妻子突然带着孩子前往洛杉矶，此后便没有返回中国。

（普伦蒂斯和妻子）

牙医过着相当惬意的单身生活，在侨民圈子里颇有人望，和许多妓女也都是“好朋友”。

看完牙医后，帕梅拉回家写信，下午晚些时候，她离开了家。维纳家有数名中国仆人，最经常被提及的，是46岁的厨师何英（Ho Ying/音译），另外还有64岁的“看门人”严平（Yen Ping/音译）和帕梅拉的奶妈（amah），这些人案发后都很快被排除了嫌疑。

何英通常每天下午3点左右去采购，1月7日这天也是如此，离家之前，他询问帕梅拉是否要吃甜点（帕梅拉喜欢中式甜点，经常要何英帮自己买）。

帕梅拉婉拒了，称自己要离开见朋友，但会在晚上7点半回来吃晚饭，并告诉何英，自己晚上想吃肉丸饭。

何英从东单牌楼采购归来时，帕梅拉已经走了，看门人也作证说，自己曾看到她骑着自行车离开。

帕梅拉离家后，与之前提到的朋友伊瑟尔·古列维奇，在前一天约定的六国饭店（Grand Hotel des Wagons-Lits）酒店所在的街角见面。伊瑟尔抵达时大约下午5点，帕梅拉告诉她，自己等她时曾短暂离开过，但伊瑟尔没有追问她去了哪里，两人便一起去了伊瑟尔家。

（六国饭店）

案发后警方调查发现，帕梅拉在1月6日或7日下午3至4时之间，曾前往哈德门街（Hatamen Street/崇文门内大街）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询问订房事宜。

接待她的秘书赵锡门（Chao Hsi-men）作证说，帕梅拉单独前来，拿走了一份住宿规章手册，但她没有留下名字和地址（赵锡门案发后通过警方的照片辨认出了帕梅拉）。

关于帕梅拉咨询订房的原因，有不少猜测。一种猜想是，帕梅拉可能准备离开父亲的家，搬出来自己住或者找工作（格拉迪丝给她留下了遗产，经济上有可行性）。

另一种猜测是，她在为男朋友预订房间。伊瑟尔案发后作证说，帕梅拉和自己喝茶时，曾谈到一个“天津的男朋友”，过几天要来北平看自己（但帕梅拉从未提及，自己在为男友订房）。

第三种猜测则更加戏剧化一点（《午夜北平》这本书的讨论方向），即帕梅拉有某个秘密约会计划，所以她询问时神神秘秘、也不留下姓名地址。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女性组织，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酒店，更接近于单身女性旅舍+女性社交中心+职业培训中心，很多单身女性会在那里短期住宿/找工作/学英语/社交，是个相当体面、并且非常安全的住宿选择。

但它实行非常严格的登记和审查制度，而且仅限女性入住，所以“为男友订房”这个猜想可能性并不高，除非是帕梅拉最初以为，可以男女同住，后来发现不行便离开了。

筹划秘密约会计划这个理论，说服力则更低，因为这里熟人多、规矩多、还要实名登记，如果帕梅拉真想密会情人，这里是她最不可能选择的地点之一。

（基督教女青年会海报/1909年）

帕梅拉提到的男朋友，也确有其人，他叫米沙·霍耶尔斯基（Misza Chorzelski）/迈克尔·霍耶尔斯基（Michael Horjelsky），是个波兰裔犹太人，比帕梅拉小两岁（出生于1919年），是她在天津文法学校的同学。

米沙是天津文法学校的运动明星，英俊健美，学业也出众，米沙和帕梅拉两情相悦，在学校里形影不离。帕梅拉离开天津后，米沙计划到北平玩几天，去帕梅拉家“见家长”，但米沙还没出发，帕梅拉便命丧黄泉。

案发时米沙人在天津，很快被排除了嫌疑，他后来加入美国空军，1943年对罗马尼亚的“海啸行动”（Operation Tidal Wave）期间阵亡，年仅23岁。

（“海啸行动”时米沙所在的飞行小队）

在伊瑟尔家，帕梅拉说自己不饿，只吃了很少的茶点（黄油面包和蛋糕）。之后两人一同前往法国俱乐部冰场（French Club Skating Rink），抵达时大约下午6点。

这个溜冰场是当时外籍人士冬季休闲和社交的热门场所。帕梅拉1月6日才办了会员卡，两个女孩在溜冰场，又遇见了莉莲·马里诺夫斯基，帕梅拉曾和另一个女孩聊了一会儿天，但大多数时间，三人都待在一起。

（冰场大概在这个区域）

晚上7点30分，帕梅拉说自己要回家吃晚饭。其他两个女孩问她，晚上独自回家是否安全，帕梅拉笑着说，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回家：

“我在北平不会有事的。”

伊瑟尔和莉莲看到她骑着自行车离开，冰鞋扛在肩上——这是帕梅拉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背影。

（帕梅拉/拍摄于1936年/当时流行的名媛风沙龙照）

千头万绪

晚上8点，维纳回到家中，但帕梅拉不见踪影。晚上10点半左右，维纳派何英去法国俱乐部冰场寻找帕梅拉，何英到达时，冰场已经打烊。

何英描述了帕梅拉的长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当晚大概有200人滑冰，大多是帕梅拉这样的年轻白人姑娘。看门人严平作证说，维纳非常焦急，在屋中和院子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她为什么不给我捎个信回来呢？”

何英回来后，维纳自己拿着手电筒，外出寻找女儿，凌晨一点才回家，次日（8日）醒来后，维纳更加不安，前往使馆区的巡捕总部（Legation Quarter Police Headquarters），给警务总监托马斯（W.P. Thomas）留了一张字条，而后继续寻找。

（严格来说，使馆区并没有统一的“公安局”，由各国施行共治。但因为英国人在使馆界的军事和警务力量最强，托马斯名义上是英方治安负责人，实际上可以担任整个使馆区的警务代表，所以很多资料称其为“使馆区警局局长”。）

（使馆区的八国联军/1900年）

1937年1月8日上午8点，帕梅拉的尸体被发现，最初接到报案的，是北平第十九分局，英文资料称之为“莫理循大街警察局”（Morrison street police station），地处使馆区与北京城之间那个微妙的政治地带。

这起案件的中方负责人名叫韩世清，中文职位是“一区署长/第十九分局署长”。

关于韩世清的资料很少，根据一些边角新闻报道来看，他似乎一直在十九分局工作，参与的案件多是侨民相关的黄赌毒案件，经常与各家使馆打交道，工作能力估计也相当出众，仅仅5年时间，便从署员（1930年）擢升为署长（1935年）。

（《大公报》/1930-05-29）

韩世清最初以为，死者是众多白俄流亡者之一，时值东正教的圣诞节（1月7日）又严寒难捱，每天早上，北平街头都会出现若干尸体，大多数是因为绝望而自杀或冻饿病死的难民。

然而再看之下，他发现女尸穿着优渥，尸体上的伤口也比自杀者凶残得多，尽管尸体发现的地点在使馆区之外（中方有管辖权），他还是知会了使馆区的警务总监托马斯（他从家直接前来，还没有收到维纳的字条），一同到现场侦查。

就在两人想要辨明这个面目全非的女尸的身份时，一直寻找女儿的维纳，也路过现场，他一眼就认出了尸体身上的衣物和首饰，尖叫着喊道“帕梅拉！”，而后瘫倒在尸体旁。犯罪现场随即封锁，尸体被送往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尸检。

（北京协和医学院）

韩世清和托马斯很快达成共识，这起案件的调查会困难重重。帕梅拉陈尸在使馆区外，中方拥有管辖权，但调查时涉及的外国侨民，大多居住在使馆区内，很可能还拥有外交豁免权。

当时政治环境，也让凶案调查如履薄冰，帕梅拉死法惨烈，会导致媒体的猎奇报道，英方唯恐会损害英国在中国的形象。

但外交部门的“重视”，往往意味着掣肘和隐瞒，托马斯向韩世清提议，找一个局外人来担任调查特使，他推荐的人选名叫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Harry Dennis/谭礼士），《大公报》等报道中，称其为“干探波丹”。

理查德·丹尼斯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肉贩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飞行员和战争英雄，退役后进入伦敦警察厅，1934年任伦敦警察厅总监，之后被调往远东。案发之时，丹尼斯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任处长。

韩世清向上司请示后，同意了这个安排，丹尼斯很快抵达北平，和韩世清协作破案，这种双边合作几乎没有任何先例。

（天津英租界内的巡逻卫兵/1909年）

两个警探很快排除了抢劫财物的动机，帕梅拉的铂金首饰价格不菲，却未被取走，她的伤口极深，但除了衣物上的血污，狐狸塔下没有其他血迹，说明此处并非第一案发现场，在尸体附近，还发现了帕梅拉的溜冰场会员卡，上面沾有血迹，但她的自行车和溜冰鞋，却从始至终没有找到。

最初几天，线索大量涌入，但大多数都是无用的。

例如有人举报说，看到一个中国人力车夫，案发后不久在狐狸塔边清洗沾满血迹的坐垫，但后来证实，血迹来自一场俄国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互殴。

不少侨民和维纳的前同事们，则闪烁其词地向丹尼斯暗示，维纳的暴躁脾气众所周知，对帕梅拉管控过度，很可能盛怒之下杀害了不服管教的养女，不过丹尼斯和韩世清最终都相信，这个不讨喜的老人应该是无辜的。

帕梅拉的尸检报告，则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问题是，警方和英国外交部门，都严格管控信息，而且很多结论模棱两可，这也是后世两大假说（医生肢解说VS冲动作案说）的根本分歧所在。英文尸检报告内容如下（路透社版本）：

①死因

帕梅拉死于颅骨骨折（fractured skull）造成的脑出血（haemorrhage of the brain），头部受到钝器重击，但不确定具体器械。主持尸检的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胡正详，根据脑内出血分布，认为头部大约遭受了六次打击，这几乎排除了过失杀人的可能性。

另外他还根据伤口打击距离判断，帕梅拉是被熟人杀害的，并且生前曾发生过搏斗。

除了头部的致命伤，帕梅拉的左眼、左上眼睑及右下眼睑都有损伤，但法医判断左眼伤很可能为死后形成，左上眼睑及右下眼睑处则属于生前伤（因为伴有出血）。

②死后伤

法医认为，尸体上大部分的严重毁损，均发生于死后。主要有：

A.右肩部。

这里的伤势有两种，肌肉部分被切断得十分整齐（刀具），同时肱骨（上臂骨）末端发生骨折，并且不可能是徒手造成，需要沉重器械（钝器）。也就是说，凶手大概率使用了两种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两个或多个凶手，《大公报》等中文报纸推论说，“此案非一人所为，盖系棒刃齐下之举”，显然是武断之词。

（英文尸检报告/路透社版本）

B.胸腹部。

尸体胸前组织有大片切除，帕梅拉的心脏不见了，左右各有六根肋骨折断，并全部向外翻开。帕梅拉腹部有两个切口，大部分内脏器官被取出，不知去向。血液被放干， 只有胃部仍然完整，但已经脱离原来的位置。

伤口切割得干净利落，不可能是动物造成（比如野狗），法医判断，凶手使用的是扁平、尖锐的刀具，他认为可能是外科手术刀（scalpel）或者旧式截肢刀（amputation knife），刀长至少4英寸（10厘米）。

（左：外科手术刀/右：旧式截肢刀）

胡正祥认为，凶手比较熟悉刀具、对人体解剖有一定了解（more or less familiar with anatomy）。但要注意的是，他的措辞是“或多或少”（比如屠夫、猎人都可能），而不是后来流传的“凶手是个医生”。

C．胃部。

这是最关键的一项。英文摘要写的是“stomach contents could not have been lunch”（胃中残留物不可能是午餐），没有写明胃残留物是什么。

但是《大公报》却写道：

“据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汪迪克大夫、检验尸体胃中、尚留有食物未化、仍残留者有米饭、肉丝、蚕豆等…并断定巴女所食晚餐、纯系中国中等人家所用之食品…”

帕梅拉的午餐吃的是通心粉，下午茶在伊瑟尔家吃的是面包、黄油、蛋糕，如果《大公报》的信息准确的话，可以推断，她在离开溜冰场到被杀之间，应该还吃了一顿饭。

法医根据胃部消化情况，推断她是进食后45分钟至1小时之间遇害（但是何时进食不确定）。

问题在于“纯系中国中等人家所用之食品”这个陈述，后世很多人将它理解为“帕梅拉死前吃了中餐”、甚至推断出“帕梅拉死前和一个中国人见面，和他一起吃了晚饭”。

但1930年代，许多侨民会雇中国厨子、吃中餐或者中西混合，许多教会机构或者宿舍（比如前文提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是如此，所以无法以帕梅拉吃了中式晚餐，就推断她的共餐对象一定是中国人，甚至可能是帕梅拉出于某种原因，独自吃了一顿中式晚餐。

③死亡时间和地点

这是尸检报告中最模糊的部分。法医认为，帕梅拉死后，凶手毁尸时间可能持续30分钟（如果凶手经验丰富）-2个小时（经验较少）。

医生们认为凶手原本打算在帕梅拉死后肢解她，但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成。

另外，他也无法确定，毁尸是在室内完成、还是露天完成，如果是在室外毁尸，严寒同样会影响凝血和尸僵——所以最终，法医根据帕梅拉手表的停转时间，将死亡时间定为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

（《大公报》摘录的尸检报告）

④其他物证和性侵动机

帕梅拉的裙子松垮，丝袜撕破，内衣也不见踪影。然而，她的外套、围巾、鞋子和其他一些个人物品却都在尸体旁，呈现一种刻意摆放的感觉。这些细节都进一步指向，狐狸塔下并非第一案发现场，帕梅拉被杀后，凶手将尸体和她的衣物，搬运到了这里。

无法确定帕梅拉是否遭受过性侵犯（死前/死后）。此处路透社的英文描述极为隐晦含蓄（interfere with），《大公报》的措辞则是，“生殖器官确有变化，是否因性交过程，抑或为手所致，刻尚不能断定”。

参与调查的妇产科医生名叫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出生于传教士和医学世家，他在中国行医传教39年，足迹遍布福建偏远山村，后来又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妇产科并担任科主任。

（马士敦夫妇在东交民巷城墙边）

马士敦认为，这起谋杀案是出于性动机，但尸体毁损方式极其异常，不像普通的性虐待狂（sexual sadist）所为，更像一个精神异常的人，至于这种异常是否属于性变态（sexual maniac），他没有足够依据得出结论。

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韩世清带着手下，重点搜查“恶土”地区，并排查北平所有登记注册的车辆（因为推测帕梅拉的尸体被移动过）。

案发大约一周后，“恶土”一名俄裔房东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她在一个房客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沾满血迹的匕首和衣物。

房客名叫哈罗德·平福尔德（Harold Pinfold），来自加拿大，一战期间成了逃兵，在美国有案底（具体罪名不明），之后逃往中国。

最初几年，平福尔德凭借壮硕的体格，给人当私人保镖，但很快就丢了工作，打起了低薪零工。警方逮捕他时，平福尔德坐立不安，显然有严重的鸦片瘾，但却一言不发。

韩世清手下的一名巡警也认出了平福尔德，帕梅拉的尸体在狐狸塔下被发现时，平福尔德是围观者中的一员，并且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警方在搜查平福尔德的房间时，找到了一张酒吧名片，这家酒吧位于船板胡同27号，老板是一名俄裔移民，和恶土大多数的酒吧一样，也兼营妓院。警方来到船板胡同27号，这里的经理名叫约瑟夫·克瑙夫（Joseph Knauf），是个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据说还是个相当成功的兼职毒贩。

船板胡同27号的顾客和雇员，无人认出帕梅拉，因为1月7日是东正教圣诞节，酒吧里人满为患。不过克瑙夫倒是提供了关于平福尔德的不少信息，说他在隔壁（船板胡同28号）当保安（打手），还频繁去西山参加天体营，还在附近树林里打猎。

掌握了这些信息后，韩世清和丹尼斯再次审问了平福尔德，平福尔德承认，自己参加过那些聚会，但只是作为保安和经纪人（负责招募妓女为宾客跳脱衣舞），但他否认和帕梅拉有交集，也拒绝解释匕首和衣物上的血迹从何而来。

天体主义（Naturism/裸体主义）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生活理念，旨在反工业化、反城市压迫，强调自然、健康、身体解放。严肃的天体主义者，通常是去性化的，但许多地方会借天体主义为幌子，行色情表演、性交易或其他淫秽活动之实。

（关于天体主义潮流的报道/大公报-1930）

关于这个“天体营”的地点，一些资料泛称之为“小屋”（cottage），另外一些则称为“寺庙”（temple）。后者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民国时期，很多北京的外侨，都会租住大悲寺、潭柘寺、三山庵等寺庙的香客房，西山比使馆区更安静私密，除了长居，外侨们也会到寺庙度周末和举行派对。因为外侨有钱有势，还自带仆人，寺院也愿意以此创收。

这些私人聚会，通常不是天体营，但有些也很“开放”，安·布里奇(Ann Bridge)在她1932年的小说《北京野餐》（Peking Picnic）中就写道，一群英美侨民，去西山戒台寺进行周末“野餐”：

没有什么比一群外籍人士，闯入佛教寺庙，度过一个充斥着鸡尾酒、打情骂俏和香烟袅袅的周末，更能体现“礼仪”的了。

（在黑龙潭龙王庙度周末、穿泳装的外侨）

虽然丹尼斯行事低调，然而第二天，一个名叫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的英国记者，就在英文报纸上和自己主编的《大篷车》（Caravan）杂志上，痛斥警方的调查，他信誓旦旦地对普伦蒂斯的人品进行担保，并暗示真正的凶手，不会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

（《大篷车》杂志）

乔治·戈尔曼是个爱尔兰人，出生于利物浦，时年49岁，在北平外侨圈子里，以“强烈同情日本人”闻名。

丹尼斯警探还发现，1月6日晚上，帕梅拉曾与戈尔曼的女儿一起喝过茶。帕梅拉遇害后，戈尔曼还邀请她那悲痛欲绝的父亲，到自己家暂住，但维纳谢绝了。

（戈尔曼和女儿）

在这之后，丹尼斯短暂回到天津，调查帕梅拉被文法学校校长悉尼·耶茨性骚扰一事，这件事不了了之，为了大英帝国声誉，这位校长最终只是“退休回国”，不过他的确和帕梅拉的死无关。

然而，等丹尼斯重返北平时，却惊讶地发现，平福尔德已经被释放了。

主持此案调查的英国总领事尼古拉斯·菲茨莫里斯（就是之前因为敦煌文物，和维纳有过龃龉的那个）告诉他，法医鉴定结果显示，平福尔德房间里匕首和衣物上的血迹，是动物血而不是人血，因此没有足够证据定罪。

菲茨莫里斯表示，自己不愿开创先例，让使馆区的居民，如此轻率地接受中国法院的审判。

平福尔德获释后，很快离开了北京，不知去向。

维纳对此极为不满，他在英国公使馆的台阶上，自己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谴责警方没有解释原因，便将平福尔德释放。

他还驳斥外侨圈子里“东方邪教仪式杀人”的流言，以汉学学者的身份担保，中国宗教和民俗中，没有摘取器官的传统。

他认为杀害帕梅拉的凶手，是个西方人。他还自己悬赏1000银元，征集破案线索，这笔钱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一生积蓄的三倍。

（案发时的维纳）

维纳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中英双方当局，菲茨莫里斯警告丹尼斯和韩世清，不要再和维纳交流，因为他沉浸在悲痛之中，显然已经“不那么理智”。

另一方面，天津方面也要求丹尼斯警探尽快返回（当时日军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天津局势也日渐紧张），两个警探都预感到，这起案子大概不会有结果了。

1937年1月29日，菲茨莫里斯主持召开第二次死因调查问询，他裁定帕梅拉死于谋杀，但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嫌疑人，只是含糊地暗示，凶手很可能是当时北平众多欲求不满的年轻中国男子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那年的春节是公历2月11日，北平全城欢庆。因为没有新线索出现，丹尼斯被召回天津，韩世清也被派去调查其他案件。

1937年6月末，菲茨莫里斯正式结束了帕梅拉案的死因调查，只有零星小记者到场，菲茨莫里斯的结论是，帕梅拉被身份不明的人谋杀，凶手可能是中国人。

在此之后，菲茨莫里斯照常返回英国，开始休暑假。就在他离开不到两周后，卢沟桥事变爆发。

众说纷纭

关于帕梅拉案的真凶，曾有过不少假说，几乎每一种都很离奇劲爆，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有足够有力的证据支持。以下是流传最广、最知名的五种假说：

①日本军方报复说

这个假说的来源，是一个名叫埃德蒙·巴恪思（Sir Edmund Backhouse）的人，巴恪思出身显赫，著有不少关于中国清末时期历史的著作，例如《慈禧外纪》（1910）和《清室外纪》（1914），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东方学学者和“中国通”。

（埃德蒙·巴恪思）

1938年，巴恪思告诉英国驻北平新任领事艾伦·阿切尔（Allan Archer），自己的日方线人透露，帕梅拉是被两个日本人所杀，目的是报复1936年发生的佐佐木事件。

佐佐木事件发生于1936年5月，日本军人佐佐木被杀死在北平一家夜总会外，日本政府声称凶手是英国使馆卫兵，英方矢口否认，此事令英日关系一度紧张。巴恪思称，日本军国分子，为了羞辱英国势力，对帕梅拉进行了“报复性虐杀”。

这个假说非常牵强，首先除了巴恪思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甚至间接证据），日本方面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战后日本接受审判，大量军方资料公开），谋杀手法也完全不像政治暗杀。作为一个被排挤的、已经退休多年的英国领事的养女，帕梅拉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暗杀的政治价值。

此外，巴恪思这个人的可信度极低。他的《慈禧外纪》和《清室外纪》，后来被学术界普遍指控为伪造和捏造史料，他还曾冒充清廷代表，从英国政府、牛津大学和美国钞票公司那里，诈骗了相当多的钱财。他的回忆录《太后与我》，内容荒诞离奇（比如他吹嘘自己和慈禧太后、李连英、王尔德等名人都发生过性关系），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甚至评价说，巴恪思是“天字第一号大骗子”。

（巴恪思的回忆录《太后与我》）

另外，巴恪思早在二战爆发前，就已经是法西斯主义的信徒，秘密效忠于日本政府，热切期盼轴心国取得胜利，好将自己的祖国英国彻底摧毁。

然而讽刺的是，英国当局和外交圈子，对这个假说一度深信不疑，艾伦·阿切尔还将它郑重转达给上海的英国外交官，直到1945年，英国外交档案索引中，还留下了一个“Murder [of Pamela Werner] by Japanese in 1937”的条目（原始文件后来被清理，看不到具体内容）。

英国方面之所以偏爱这个假说，大概因为它是最“政治正确”，可以把罪名归到敌国日本头上。

而且它也符合西方刻板印象，就像某个外交人员声称的那样：“开膛挖心这种事，不是很日本吗？他们不是都喜欢刨腹的吗？”

②海伦·斯诺误杀说

这是关于此案的又一个政治阴谋论，不过比“日本军方报复说”要私人得多。

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妻子，1936年，斯诺深入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那本令举世震撼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出版于1937年10月，但是从1936年11月起，欧美各大媒体已经开始陆续刊登斯诺的陕北报道和照片，帕梅拉案发生之时，斯诺夫妇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斯诺夫妇）

斯诺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形象的舆论垄断，国民党方面试图称斯诺的陕甘宁之行为“骗局（hoax）”，但又被斯诺拍摄的大量照片和电影胶片无情打脸。

海伦也绝非只是“记者之妻”， 遇见斯诺之前，她就是堪称时代前驱的女性战地记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海伦冒着战火硝烟，亲赴前线采访，报道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日军的事迹，之后又一直活跃于中国左翼文化圈。

当时北平政治氛围极其敏感，不少左翼倾向或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新闻界人士（比如《申报》掌门人史量才），被蓝衣社（国民党极右翼特务部门，军统局的前身）“制裁”。

斯诺夫妇当时在北京的住所，距离维纳家很近，海伦·斯诺虽然比帕梅拉年长（她当时30岁），但两人的身材相貌的确有几分相似。所以海伦担心，真正的目标，很可能是自己，奉命暗杀自己的人，在黑暗中认错了人。

（史量才）

这个想法并非海伦危言耸听，多年之后她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依旧心有戚戚，警探丹尼斯和维纳，也曾一度接受了这个理论。

但它的问题同样很多：蓝衣社和军统局高层的回忆录和相关资料里，无人提及计划暗杀斯诺夫妇（但他们的确长期被严密监视、列入国民党的“红色档案”）。警方推测的帕梅拉遇害地点（“恶土”），完全不符合海伦的活动轨迹。

另外，蓝衣社（以及后来的军统局）政治暗杀的手法，要更加干净利落，之前的杨杏佛遇刺案（1933）、史量才遇刺案（1934）、王亚樵遇刺案（1936），无一例外都是非常高效的枪击案，而非私人化的肢解尸体。

这个假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解决了这起案子里最大的动机难题：为何一个涉世未深、没有仇人、没有政治重要性、刚刚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关系的少女，会被残忍地谋杀？

所以不幸被认错成了一个更有“可杀性”的女性，反而是容易接受的答案，因为它意味着，发生在帕梅拉身上的残忍和暴力，是可解释的。

（海伦·斯诺）

③连环性犯罪者说

这大概是所有悬案的统一备选答案：帕梅拉是随机性犯罪的受害者，凶手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当时北平众多白俄人、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庞大的惊天阴谋，只是帕梅拉在回家的路上，不幸偶遇了一个有着特殊性癖好的变态杀手。

这个假说看上去颇有敷衍之嫌，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其实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能性。案发时北平治安极差，流民众多、妓院、毒窟、帮会横行，“恶土”本身又是法外之地。在社会失序、警力混乱、毒品、酒精和暴力横行的战争前夜，一个变态杀手很可能不为人察觉，之后又在战火中销声匿迹。

而她的自行车和溜冰鞋，可能掉落在旁边，被经过的人顺走。

但这个“随机变态杀手”假说，不是包括维纳在内的许多人，愿意接受的答案。

④外侨秘密团体说

这是目前最著名、最流行的一个假说，来自2011年的畅销书《午夜北平》（Midnight in Peking）。作者保罗·法兰奇，将嫌疑人锁定为西山天体营成员，为首的主要嫌疑人是牙医普伦蒂斯，还包括为他辩护的记者乔治·戈尔曼、以及外缘成员平福尔德和船板胡同27号的经理约瑟夫·克瑙夫。

这个理论的主要依据，是维纳生前留下的一份约150页私人调查材料（法兰奇自己也做了许多调查，并不是完全照搬，但鉴于是同一个假说，我笼统地一起论述）。

（保罗·法兰奇）

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军占领，改名为北京。日军在北京烧杀抢掠，维纳却仍然留在那个被狐狸塔楼影笼罩的四合院里，将几乎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调查杀害女儿的真凶上。

当时北京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急剧上升，维纳的财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线人向他透露信息，不少被日军以“政治不可靠”解雇的前警察，开始充当维纳的私家调查员，在疮痍满地的北京城为他寻找线索。

他们发现，船板胡同28号的老板，在谋杀案发生第二天就关门歇业（警方之前询问的是船板胡同27号，而非这家），离开了北京。维纳还找到了一张牙医诊所的收据，牙医普伦蒂斯在帕梅拉刚回北京时，为她拔掉了几颗后牙，这种牙齿矫正手术非常普遍，但后来丹尼斯讯问他时，普伦蒂斯却声称，自己从未给帕梅拉拔过牙，案发当天上午，帕梅拉来自己诊所，只是简单检查。

维纳的私家调查员还找到了那个曾经被短暂逮捕的人力车夫，这次他改了口，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名车夫说，自己在1月7日深夜，曾去过船板胡同28号，接上了两名男子抱着一个裹着白床单的年轻欧洲女子，车座垫上的血迹是女子的。维纳后来带着这个车夫，去找英国当局，但外交官们认为车夫的证词不可信，驳回了维纳重新调查的请求。

（中文版于2019年出版）

在多次请求后，北京警方将帕梅拉的衣物和遗物，归还给了维纳，他发现很多物品没有妥善保存。

他在帕梅拉的日记中发现，早在1936年夏天（案发半年前），帕梅拉放假回家、和戈尔曼一家去西山游玩时，戈尔曼就曾对帕梅拉“示好”，被帕梅拉拒绝了。

1938-1939年，维纳继续进行调查，多次要求英国当局重启此案，但外交官们认为，维纳只是以此为借口发泄新仇旧恨，最终他被禁止进入英国领事馆。尽管如此，维纳还继续从美国领事馆、甚至日方打听信息。

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与西方国家全面敌对，维纳被迫搬回使馆区，即使在那里，他仍然不断给英国外交部，写下了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但在战火硝烟里，这些请求重新调查的长信，许多未能送达，送达的也无人在意。

维纳/法兰奇的最终结论是，所谓的“西山天体营”，实际上是一个外侨秘密小团体，成员非富即贵，有着共同的“放荡”爱好（瘾君子、性变态、猎艳者），他们的惯技是，以衣冠楚楚的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身份，接近外籍年轻女子（据说尤其偏爱俄裔），邀请她们去“恶土”的“堕落酒吧”见世面，这些年轻姑娘带着好奇和冒险之心前往，继而被灌醉/制服，而后带到酒吧后院的妓院房间里轮奸。

他认为主谋是牙医普伦蒂斯。这个温文尔雅的牙医，私下里有着不为人知的“特殊爱好”。保罗·法兰奇的证据，是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档案中的一条备忘录，上面写道“馆内至少一人曾对普伦蒂斯某个孩子的安全表示担忧”。这种说法非常模糊，但结合普伦蒂斯夫人带着孩子突然回国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恋童癖或者对孩子的虐待行为。

这群人对帕梅拉觊觎已久，但一直没有得手。1937年1月7日当晚，他们以圣诞派对为幌子，将帕梅拉诱骗进“恶土”，在挣扎和反抗过程中（维纳曾亲自去过船板胡同28号后面的妓院房间，他注意到一把木椅椅腿断裂，绑上了一块金属片），帕梅拉头部遭受重击而死。

之后他们用常备的猎刀，慌乱地肢解了尸体（未完成），再将残尸运到狐狸塔（时值深夜又无人巡逻），又进行了串供并伪造了不在场证明，因为这个小团体，牵涉了不少上流人士、掌握着不少秘密，英国外交部门为了避免丑闻，压下了调查。

（《午夜北平》英文版）

这个假说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它满足了一个悬案故事所有的需求：体面的魔鬼（牙医普伦蒂斯），藏污纳垢的黑暗网络，完整的行动逻辑（诱骗-反抗-杀人-移尸-掩盖），调查失败的理由（外交部门为了遮丑而压制真相）。

每个元素都很好看，它塑造的那种末日腐朽感（decadence），更是与历史悬案氛围完美匹配——《午夜北平》之所以畅销，很大程度正是因为，它给出的答案实在太过“精彩”，以至于如果真相是另一个版本，和它比起来都会寡淡无味。

不过，对外侨秘密团体说的批评和反驳，同样非常多。牙医普伦蒂斯的后人（疑似），还曾专门建立网站反驳法兰奇。

⑤中国男友说

2018年，一个名叫格雷姆·谢泼德（Graeme Sheppard）的苏格兰场退休警探，写了一本名叫《北平之死》（A Death in Peking）的书，专门驳斥《午夜北平》中的假说，并提出了自己的“中国男友真凶说”。

但谢泼德也并非一个纯粹的局外研究者，他的妻子，正是当年主持帕梅拉案调查、和维纳龃龉颇深的英国驻华总领事菲茨莫里斯的孙女。《午夜北平》的作者法兰奇，嘲讽谢泼德的这本书，是一场延续近百年的“宿怨之争（grudge match）”。

（《北平之死》）

谢泼德的假说，是建立在对《午夜北平》纠错和反驳基础上，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当时和现在英国某些“圈内人”的观点。谢泼德对《午夜北平》的反驳，主要有三。

反驳一：《午夜北平》的调查，过度依赖维纳的私人调查，但维纳本人不可取信。

这是谢泼德的核心反驳点。他认为维纳明显情绪化、性格偏执，怀疑英国外交部门排挤自己，写给外交部的大量信件里，也充满了前后矛盾、愤怒、经常改变指控对象。这个无法接受现实的失独老人，逐渐构建出来一套阴谋论，“他（维纳）先认定了凶手，再寻找一切可以拼接的材料，所以不能将一个神志不太清明的人的妄想指控，自动升级为可信证据。”

反驳二：外侨秘密团体说的证据链不足。

《午夜北平》构建了一个东方哥特式的老北平：金玉其内败絮其中的侨民社群、不为人知的色情派对、猎捕纯真少女的地下网络……谢泼德承认，这些元素非常吸引人，但他质疑，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如此劣迹斑斑的复杂犯罪团伙，理论上应该留下比现存材料更多的独立证据——“但为何英国外交部门的档案材料里，完全没有记载这类事情？”

反驳三：关于牙医普伦蒂斯的指控证据有误

谢泼德认为，《午夜北平》中一些看似极具杀伤力的“证据”，其实存在误读。例如，法兰奇援引的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备忘录（“馆内至少有一人曾对普伦蒂斯某个孩子的安全表示担忧”），暗示普伦蒂斯有恋童癖。谢泼德反驳说，当时有个曾遭绑匪劫持的女传教士，也姓普伦蒂斯，这条备忘录所指是女传教士，是指她被绑架后，大家也担心她的孩子的安全。

另外，谢泼德还找到另一份证据（普伦蒂斯的后人提供），称帕梅拉去普伦蒂斯诊所拔掉后牙是在1930年，而非维纳所声称的那样，是在帕梅拉刚回北京时。所以普伦蒂斯对警方的询问并非撒谎或者有所隐瞒，可能只是相隔六七年而忘记了。

谢泼德继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凶手并非牙医小团体假说里更理性化的团伙犯罪，而是另一种由爱生恨的私人关系犯罪。

谢泼德的观点是，凶手可能是曾经与帕梅拉过从甚密的中国年轻人，维纳极度反对这段关系，两人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名中国男友记恨在心，羞辱、愤怒、求而不得和阶层/种族冲突，让他对维纳和帕梅拉，都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

案发当晚，这个人等在帕梅拉回家的路上（他熟知她的回家路线），将她带到自己的居所（可以解释那顿中式晚餐），而后奸杀了她。至于心脏被取走，可能只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暴力行为，类似于“你伤了我的心，我便将你的据为己有”。

（谢泼德）

谢泼德的中国男友论的一大论据就是，当年主持调查此案的英方警探丹尼斯，认为中国男友“可能性很大（carries a great deal of weight）”。

专业人士和办案人员的观点，的确应该予以重视，但1937年的调查失败了，警方没有破案。如果维纳的“妄想指控”，不能自动升级为可信证据，那么一个没有破案的调查警探的直觉，同样不能自动升级成“真相依据”。

这个“中国男友论”，当年无论是总领事菲茨莫里斯、还是英方媒体，显然都颇为偏爱——那么，为何现存的英文报道中，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一个具体中国嫌疑人被传讯、被调查的报道？

但谢泼德的反驳，的确某种程度上，切中了维纳/法兰奇理论的要害，那就是证据链上的薄弱。

维纳/法兰奇的理论有很多证据，但它们大多是传闻证据（hearsay），它们可能是真相，也可能只是为了赏金而编造出的“线索”，有的有些牵强（比如帕梅拉筹划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秘密约会），有些则真实性存疑（比如改口的那个车夫）。

比如他把这个事件中出现的人物，从牙医到记者到嫌疑人平福尔德，全都用天体营串了起来，说他们互相认识，都属于这个秘密团体。

警方确实分开传讯过牙医普伦蒂斯和平福尔德，一个是因为案发当天给受害者检查过牙齿，一个是因为房东举报，但并无资料显示他们认识。在中文报道里，牙医普伦蒂斯（中文称“潘大夫”）也自称“没有参加任何团体”。

更致命的一点是，大部分的证据，并非只有唯一性解读。例如，维纳在船板胡同28号的妓院房间，注意到一把木椅椅腿断裂、修补过，在那个年代家具缝缝补补并不少见，可能只是妓院最普通的日常损耗。

尾声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入西方国家租界，警探丹尼斯被捕，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迫在一份他看不懂的日文供词上签字。1942年8月，在经历了数月的监禁和酷刑折磨后，形销骨立的丹尼斯，登上疏散船“镰仓丸”，最终辗转回到伦敦。

（镰仓丸）

二战后他重返远东，协助对日本军官的审判，之后他回到英国，在伦敦西部开了一家名叫“丹尼斯”的酒吧，他于1972年逝世，享年75岁。

调查期间，韩世清被上级禁止和维纳交谈，但1938年，在街头偶遇这位老人时，他为自己未能破案向维纳道歉。

他并没有像《午夜北平》所写的那样被逐出警队，在日军占领后也依旧在警队任职，1941年北京《市政公报》中还提到，他陪同当时的警察局局长钱宗超，作为“日满警政视察团”一员赴日考察，在这之后，韩世清也和这起案子一样，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1943年3月，日军驱逐了北京所有尚未撤离外国侨民，他们被送上一辆开往山东潍县的火车，关押在西方侨民集中营，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

潍县集中营里有许多名人，包括帕梅拉寄宿家庭麦肯齐夫妇的女婿埃里克·利德尔，这位奥运冠军兼传教士，在集中营中坚持布道，为集中营中的儿童授课，亲自带领他们做体操。日军曾用集中营里的侨民交换战俘，利德尔却将逃生机会让给了其他人，在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下，他于1945年因脑瘤逝世，年仅43岁。

（潍坊的利德尔纪念碑）

牙医普伦蒂斯和维纳，也都被关押在这里。集中营的其他幸存者回忆说，维纳有时会质问普伦蒂斯，指控他杀害了女儿，有时也会指控其他人。也许到头来，维纳也不得不承认，他或许永远找不到女儿的凶手，而普伦蒂斯，只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当面指控的对象。

二战结束后，普伦蒂斯回到北京，继续在公使街3号的牙医诊所行医，他于1947年病逝，时年53岁。

（集中营期间的普伦蒂斯）

维纳也回到北京家中，继续写信给英国当局，他于1951年才不得不返回英国，三年后去世，享年90岁。他的妻子格拉迪丝和女儿帕梅拉，则永远地留在了中国，长眠在如今北京二环的柏油路之下。受害者和嫌疑人，罪人与圣者，都在战争的硝烟里，最终一同归于尘土。

在一触即发的大战面前，一个年轻女子的性命轻如齑粉。罪行成了大国博弈的筹码，死亡成了战火与迫害的借口，无人真正在意帕梅拉的惨死，除了一个肝肠寸断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