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2026外滩年会上展开对话。
2026年10月19日,鲁宾与黄益平在2026外滩年会上展开对话
鲁宾在本场对话中集中传达了以下观点:
❶ AI对经济增长和财政状况的影响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AI可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效应,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大规模失业。此外,AI可能抬高资本所得收入份额、压低劳动所得收入份额,进而侵蚀税基。
❷ AI投资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相当低。流向AI相关业务的信贷确实很多,“循环风险”客观存在,但美国金融体系目前相当稳健,大型银行资本充足,而向AI相关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就是这些大型银行。
❸ 最重要的是AI安全问题。其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的概率可能会相当高,包括各类网络攻击。随着递归式自我改进,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的相继出现,AI正在飞速向前推进。而目前缺少有效的应对方案,中美两国对AI安全问题都应高度审慎、高度关注,并展开合作。
❹ 破解全球不平衡问题,既需要美国缩减财政赤字,也需要中国进一步提振消费。
黄益平在对话中指出,AI可能重演“恩格斯停滞”——劳动者人均实际产出大幅增长,实际工资却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者,他更担心总需求:如果AI提高生产率并大幅提升总供给,但它对收入分配、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却可能限制总需求增长,这就可能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以下为对话文字实录的中文翻译,仅供参考。
黄益平
晚上好,鲍勃。欢迎你再次出席外滩年会,很高兴和你对话。2025外滩年会上,记得你曾跟我说过,你每周上两次人工智能(AI)的辅导课,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继续,但我读到了你关于AI的很多文章和讲话,所以我想今天的对话就从AI开始。
你曾对AI表达过积极看法,认为它作为通用技术能够重塑经济,尤其是在提振生产率、改善财政状况等方面。你还说过,索洛悖论并不适用于AI。可否展开说一下,尤其是AI对增长前景和财政状况的影响?
我现在的看法更加微妙和复杂了一些。我确实认为AI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效应,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大规模失业。即使从整个经济来看就业岗位总量没有减少,仍然很有可能会有大量知识型工作者失去现有岗位,不得不转向其他职业。这个转型过程可能极具复杂性,比如知识型工作者并不具备其他类型工作所需的技能。
考虑到这些因素,AI对经济增长和财政状况的影响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Rubin
黄益平
这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些相关研究。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曾研究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收入分配问题,他用“恩格斯停滞”(Engels’ Pause)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现象:劳动者人均实际产出大幅增长,但实际工资却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讨论AI时可能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是的。此外,AI很可能会提高资本所得的收入份额,同时降低劳动所得的收入份额。这不仅会影响收入分配,还会影响税收收入,因为相较于资本所得,劳动所得通常面临更高的税负。
Rubin
黄益平
确实如此。其中一个影响是,AI可能改变收入分配,进而影响民众福祉,尤其是工薪阶层的生活状况。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者,我还担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总需求:如果AI提高生产率并大幅提升总供给,但它对收入分配、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却可能限制总需求增长,这就可能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建议?你肯定知道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一政策提议。
几年前我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专栏,我的观点是,UBI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首先,人们是想要工作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人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人们真正想要的是机会。所以我不认为UBI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你说得对,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而这一切最终会如何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Rubin
黄益平
确实如此。所以我们需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公共政策行动,也应该更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首我的看法是,确实有大量信贷资金投向了AI相关业务,但我认为市场崩盘的可能性相当低。原因在于,美国金融体系目前相当稳健:大型银行资本充足,而向AI相关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就是这些大型银行;相比之下,资本实力没有那么雄厚的地区性银行并没有大规模涉足AI信贷业务。
当然,也存在非银机构提供AI融资的情况,其中涉及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个别企业可能会出现经营失败或违约,但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应该相当低。当然,我的判断也可能是错的。
Rubin
黄益平
所以,你不认为AI投资会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它会对经济增长或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吗?
我认为任何与AI相关的事情都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很低。如果大量公司陷入困境,确实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也可能会有个别公司经营不善,甚至走向破产。这些风险都存在,但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最终会产生怎样的整体影响,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我的感觉是,如果足够多的公司陷入困境,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风险,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极低。
Rubin
黄益平
好的。去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森·弗曼曾估算过AI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我记得他提到,与数据中心相关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至少达到了90%。那么,如果你之前提到的循环风险真的兑现……
我不太确定90%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我记得他确实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想说的是,目前很大一部分投资需求都与AI有关。所以,如果AI相关领域的投资收缩,确实可能影响经济增长。
但我想强调的是,经济本来就有起有落,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风险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其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低。如果由于杰森提到的原因,需求出现某种程度的下降,经济增长确实可能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海量的AI投资也可能大幅提升生产率。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与之相抵消的因素可能是就业岗位的流失。
Rubin
黄益平
同意。我也记得曾经与杰森讨论过AI风险的问题,他的观点可能和你类似。他说,即使数据中心相关活动大幅放缓,也不意味着90%的增长就会消失,因为资源会被重新配置到其他活动中去。
首先,我同意这一点。其次,尽管目前围绕美国数据中心建设已经出现一些政治上的争议,但我仍然认为未来AI投资还会保持在较高水平。
不过,我认为比这些都更重要的问题是AI安全。大概一个月前,我和中国人民熟知的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专栏文章。我认为AI安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AI带来严重的、甚至是极为恶劣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可能会相当高,包括各类网络攻击。特别是现在有了开源,相关技术可以被多得多的人获取和使用。随着递归式自我改进(RSI),以及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SI)的相继出现,AI正在飞速向前推进。
Rubin
黄益平
说得对,我稍后再跟进你和保尔森的提议。在那之前,我们先聊聊中美科技竞争。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我认为现在不幸的是,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存在着诸多敌意和不信任。我认为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克服这些分歧,合作应对AI安全问题,否则两国都会付出重大代价。至少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确实非常重要,但不会对政策产生太大影响,因为特朗普还会是总统。首先,国会本身的局面就会很复杂,中期选举的形势也会很复杂。不过,就美国的政治环境而言,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非常重大。但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我不认为国会能够在AI安全方面采取任何有效行动,这件事只能来自行政部门。白宫确实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在我看来,相对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言,这些行动远远不够充分。
Rubin
黄益平
好的。你将AI和气候变化列为人类面临的两大生存风险,你刚才也提到了你和保尔森提出的建议,即参照美苏核武器军控条约,制定一份中美AI合作条约。这样一份条约会包含哪些具体的机制?
我认为我们的重点略有不同,益平。我和保尔森的重点是:正如美苏当年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开展核武器领域的合作,美中也应该放下不信任、放下对抗,在一个能够对我们双方都带来巨大风险的领域展开合作。我们当时没有给出具体细节,但如果中美两国真的要这么做,那么现在就应该开展密切接触——无论是各自国内针对自身AI发展的治理,还是双方的相互协作。
Rubin
黄益平
好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目的是遏制负面风险,而未必是在AI领域创造合作的机会。
不,我认为……合作本身就是为了遏制风险,正如你所说。但我们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合作方式,这些方式同样能让两国更好地实现AI带来的积极面。
Rubin
黄益平
好的,感谢。最近备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新的全球不平衡。这是一个在20年前就曾被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又卷土重来——今年的G7峰会、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场合都提及了它。
我认为围绕不平衡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美国自身的问题:美国有巨大的财政赤字,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逆差,这是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我认为本届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适得其反的举措,但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因为美国拥有雄厚的基础实力,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并不算太难,而其他一些国家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中国的消费。我记得我曾在会见朱镕基总理时说过,中国应该增加消费,这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我认为现在依然如此。
Rubin
黄益平
是的,我同意。对中国来说,要做的可能首先是重新平衡国内经济,我们知道,外部账户顺差是由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决定的。
是的,你说得对,美国也需要通过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我相信美国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政治意志。我的猜测是,恐怕要等到下一届政府上台才可能实现。
Rubin
黄益平
是的。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关税。我们曾经以为,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可能会在某个时点取消,但这并未发生,关税看起来依然极具粘性,而且关税并没有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结构。
我简短地说两点。
第一,我一直认为关税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关税具有累退性,而且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特朗普对关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执念,所以在他不再担任总统之前,关税仍将继续存在。
Rubin
黄益平
没错。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还是与关税有关。你刚才提到,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选择……
而且在政治上极不受欢迎。
Rubin
黄益平
在政治上也不受欢迎。你也指出,关税本质上具有累退性,因为其对低收入家庭的伤害远大于对高收入阶层的冲击。起初我们曾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关税似乎并未真正推高通胀,但现在看来这种情况似乎开始出现了。你认为这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吗?关税问题会成为影响美国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驱动力吗?
我认为关税会同时增加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成本,而且关税在已经推高成本的前提下,还会进一步抬高通胀预期。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关税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其中,中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这也是关税引发如此广泛政治反应的原因。除了供应链方面的合理关切之外,取消关税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认为,除非迎来新一届政府,否则这不会发生。
Rubin
黄益平
我明白了。所以归根结底,这似乎意味着在短期内,我们不会看到部分政客所预期的货币政策宽松。
关于货币政策,我认为凯文·沃什完全胜任美联储主席这份工作,他一再表达了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支持、信念和承诺,我相信他会这样做。我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通胀问题,我猜测他和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都会持续聚焦这一问题。他们当然应该这样做,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做。
Rubin
黄益平
没错。非常感谢你,鲍勃。很遗憾,时间又到了,真的很感谢你抽出时间,我们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希望未来继续在外滩年会上与你交流。
益平,我很荣幸参与,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Ru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