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出版

中国史前考古学历经百年发展，已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材料，能够独立承担中国史前史的重建工作。然而，针对史前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材料的整合研究，因年代与材料上存在瓶颈而难以突破。本书聚焦于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整合研究，广泛搜集材料，将实现古帝王之帝系或其所代表的古部族之族系与史前考古材料的整合作为核心目标，从考古学文化的格局考察古代部族的战争与融合，从考古学文化的迁徙考察古代部族的迁徙流转，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考察古代帝王的系谱或古部族的族系，以考古发现为准确认史前时期和传说时代的发明创造。本书深度论证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尉迟寺类型等考古学文化与炎帝、黄帝、虞舜等古帝王部族之间的联系，为重建古史这一考古学与史学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

许永杰，1957年生于北京，小学、中学和知青岁月在长春度过，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供职。2022年退休前为中山大学考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退休后受聘为西藏民族大学和山西大学教授。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学习中国汉代以前考古学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有过在黑龙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主持大规模考古发掘的经历。著有《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农耕星火》《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等十余部考古学专著，撰写《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以叠压打破和共存关系为视角》《永昌鸳鸯池墓地彩陶图案的分类研究》等考古学论文百余篇。

1989年，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动议编著一本《公元前三千纪的史前中国》论文集，收入张忠培先生和他的弟子有关龙山时代的考古学论文。我提议要增写一篇关于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论文，陈雍先生说，既然你提议就由你来写好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论文集搁浅了。我之所以有增加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文章的提议，是因为在随张忠培先生攻读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生期间，曾反复阅读徐旭生先生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徐先生的著作是从文献史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传说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提出的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民族集团的划分为学界普遍认同。1994年出版的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实现了考古人运用考古资料独立书写历史的愿望。但是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却说：“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虽大都企求在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但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尚未形成中国史前史的科学体系。”

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习是师从张忠培先生攻读中国汉代以前考古学及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张忠培先生是苏秉琦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师伯俞伟超先生讲苏秉琦先生是把徐旭生先生视作导师的。因此，我的《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是意图承继师门的学术，推进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整合研究。

业师张忠培先生认为，撰写一部学术专著，需要有两三篇研究文章作为基础。《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有三篇基础文章，分别是《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庙底沟文化与天鼋》《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1982年春，我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岳邦湖馆长安排我进大地湾项目组做发掘和研究工作。秦安大地湾遗址有着大量的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遗存，我认真地摸过两个文化的陶片，还亲手挖出过一件器表绘制天鼋图案的庙底沟文化葫芦口彩陶瓶。自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提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便有了两者年代关系的争论，直至80年代初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主张的半坡早于庙底沟的观点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拙文《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抛弃使用遗址分期作为证据，也不使用地层堆积叠压关系和包含物作为证据说明两者年代关系的做法，而是使用刻度更为精细准确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堆积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和两文化的文化因素共存作为论证依据，得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是年代同时的两支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认识。自信这篇文章是争论数十年的这一学案的终结。

以往学界研究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大多关注鸟纹图案和花卉纹图案。《庙底沟文化与天鼋》一文，将彩陶的研究聚焦到“蛙纹”上。庙底沟文化的蛙类图案实际上是天鼋，殷周青铜器上有大量的天鼋图形文字，郭沫若认为天鼋即轩辕，轩辕氏是黄帝诸名号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轩辕即黄帝，庙底沟文化就是黄帝部族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既然庙底沟文化是黄帝部族的物质文化，那么在分布地域上与其交错、年代上与其平行、文化面貌上与其相类的半坡文化，自然就是炎帝部族的物质文化。同理，在分布地域上位于其东侧、在年代上与其平行、在文化面貌上与其有别的后冈一期文化自然就是蚩尤部族的物质文化。

将五帝时代早期的炎帝部族、黄帝部族和蚩尤部族的活动年代认定为仰韶时代，那么五帝时代晚期的唐尧部族、虞舜部族的活动年代就落在了龙山时代。于是就有了本书的后冈二期文化与共工部族、尉迟寺类型与虞舜部族的整合研究。

2013年，我应邀在逢甲大学做一学期的讲学，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台湾有关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和《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等。是年5月，在江苏张家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成果汇报会”上，作了“传说时代文献整理问题”的发言，后来写成《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述了关于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理念——三个可能、一个不必：从考古学文化的格局考察古代部族的战争与融合是可能的；从考古学文化的迁徙考察古代部族的迁徙是可能的；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考察古代帝王的系谱或古部族的族系是可能的；不必将传世文献中的圣王贤臣的发明与考古发现一一挂钩，史前时期物事的出现应以考古发现为准。本书写作内容的布局就是依此理念而建构的，第二编《从考古学文化的格局考察古代部族的战争与融合》是三个可能之一，第三编《从考古学文化的移动考察古代部族的迁徙》是三个可能之二，第四编《考古发现与古帝王发明》是一个不必。至于三个可能之三，原本计划写作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部族系谱，考虑本书的体量和时间下限而放弃，而将旧作《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作为附录收入。

做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有一个考古学文化族属认定上的理论问题，即一支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不可以为多个人群集团共同创造和拥有？一个人群集团可不可以同时创造和拥有几支考古学文化遗存？遗憾的是提出这种理论假设的人，却没能举出实例。由于这个理论上的疑问，使得一些人怀疑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可信性，也使得一些人面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裹足不前。拙文《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曾阐述过我的研究理念：“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应建筑在谱系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谱系研究确定考古遗存的系谱，然后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系谱进行梳理，最后将两支系谱类比并得出结论。”本书原计划写作的夏部族和商部族物质遗存的考察，以及早年发表的《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和写作的。我相信基于考古学材料的研究，用考古遗存说话，是可以进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族属研究的。本书的研究表明，理论上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多个人群相联系，一个人群与多支考古学文化遗存相联系，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共工部族同时拥有分布在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和分布在豫西晋南的三里桥文化两支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布在燕山两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时为活动在滹沱河拒马河水系与壶流河水系的有易氏和活动在西辽河水系与海河水系的孤竹国所拥有。

本书名之为《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涉嫌过大，我深知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内容浩繁，绝不止区区本书所涉猎的这些。想做或应该做的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内容太多了，但是就目前积累的考古学材料而言，想要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还不成熟。一些重大的问题甚至都没有能令我本人满意的想法，诸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是哪一古代部族的创造？陕北高原的神木石峁山城的主人是谁？《五帝本纪》中的颛顼部族、帝喾部族又该与何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相联系？等等。

本书的研究材料主要是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但是两者是不对等的。考古材料要多于文献材料，考古学不断有新的发现，材料的积累速度非常之快；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材料有限，每一篇，甚至每一段、每一字，前辈学者都有非常精准的考释，近年虽然有很多出土文献面世，但是如上博简《容成氏》那样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文献并不多。所以本书的写作内容，考古方面明显多于传说方面。关于这一点，我在写作《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时就深有体会，原本想写成周文化形成和周人兴起上、下两篇，后来感到如此布局的结果是畸重畸轻，便写成了五个部分，前四部分是考古材料的周文化，后一部分是文献材料的周人。

许永杰

甲辰年十月廿二日于中山大学马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