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华语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女作家，她的朋友几乎遍布世界作家圈子：
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的华语作家——王蒙、冯骥才、王安忆、莫言、苏童、西川、迟子建、毕飞宇、陈映真、白先勇、骆以军、潘耀明、陈克华等数百位，曾与她相聚爱荷华，在鹿园红楼的会客厅中亲切交流，畅谈文学，举办了一场场文学的盛会。
中国的作家亲切地称她华苓、姐姐。在他们心里，她是少女、是母亲、是祖母，是一代代作家敬爱的人。
这位作家、文学活动组织者，就是聂华苓。
作家 聂华苓
提起她，作家们曾这样回忆：
苏童说：聂老师一方面是作家的性格，但她的身上还有一种慈母性格，老担心你吃不好。
迟子建说：在我的印象中她始终是个少女，善良天真，温暖大气。她的少女气是文学与爱情双重滋养的，而她的一生也活成了一条星河，每个时段都熠熠闪光。
毕飞宇说：我这一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她那样笑，那个笑是少女的笑，是祖母的笑，是母亲的笑，是大姐的笑，毫无顾忌，充分表达她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
......
左起：苏童、聂华苓、迟子建、毕飞宇
2004年，聂华苓（左一）、陈丹燕（中）、莫言（右一）、上海作家唐颖（后）
聂华苓的人生起点，嵌在动荡年代的褶皱里。《松花江上》的歌词里“流浪、逃亡，逃亡、流浪”的旋律成了她前半生的写照。她随母亲辗转于湖北、四川等地，在战乱中完成中学学业，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外文系，受到中西文学的滋养。
后来，聂华苓带着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冒着台风从大陆迁往台湾，当过编辑、老师……
几年后，又因《自由中国》停刊事件受到牵连，被迫离开台湾，远赴爱荷华。
聂华苓和丈夫Paul
在三峡的水、台湾的水、爱荷华的河上，聂华苓辗转了三辈子。她说：
“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Paul和我各自经历了人生沧桑，浮沉得失，在这鹿园的红楼中，对失去的有深情的回忆，对眼前无限好的夕阳有说不尽的留恋。”
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在爱荷华鹿园安详离去，她传奇的一生被无数人铭记。今天，是聂华苓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我们将跟随回忆录《三生三世》这本书中的文字，回望她的传奇人生。
《三生三世》 聂华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俩和女儿们
选自《三生三世》，作者聂华苓
我两个女儿薇薇和蓝蓝在台湾出生。成长期间，她们的爸爸在外十一年——抗美援朝期间在日本盟军总部做翻译工作三年，他英文和日文都很好，1957年到美国进修。两个女儿都是我母亲抚养的。
母亲和两个女儿是我在台湾十五年生活的支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由中国》，以及当时我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对她们都有影响，虽然她们那时似乎懵然无知。
诗人商禽说：两个女儿各有聂华苓一半。两个人又各自发挥到极致。
两个女儿小时在台湾都学钢琴和舞蹈。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的朋友。那样的环境就隐隐约约为两个女儿打下了她们成长的基础。
我1964年从台湾来爱荷华。她们寄住妹妹月珍家。我为她们办理来美手续，颇费周折。正路不同意，签证也困难。房间放着两个女儿的照片，看着想念，不看更想念。她们终于在1965年成行，那是我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
聂华苓和女儿们
Paul和我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蓝蓝捧着篮球下飞机，闷闷不乐，因为舍不得台湾和那儿的朋友。薇薇却欢欢喜喜来到美国。蓝蓝爱动，薇薇爱静。蓝蓝重情，薇薇重理性。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从她们踏上爱荷华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两个民族传统之间挣扎，适应，成长。
Paul带她们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带着她们到外地去玩，教她们爆玉米花，开车带她们去州府笛茉茵看全州农业展览。安迪·威廉思（Andy Williams）出生爱荷华，那时他已红得发紫，一曲《月亮河》唱得年轻人疯狂。1965年的爱荷华农业展览会特请他来演唱。两个女儿在台湾就喜欢他的歌。现在，要看到听到安迪·威廉思了，非常兴奋。那天，Paul开车带我们去笛茉茵，还带上一个破旧照相机，他要照下两个中国女孩在美国农业展览会上的快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照相，也是二十几年我看见他仅有的一次。她们在车中唱歌，当然是中国歌，他也爱听，大叫好。蓝蓝常听他说：It’s fun！（很好玩！）我们在爱荷华的田间行驶，唱歌，大笑，她说了一句：It’s fun！他也大叫好。爱荷华是农业州，每年夏天的农业展览会是州里一件盛事，一连三四天，展示猪、牛、羊、马各种农场动物和农耕机器，五颜六色的帐篷下展示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有各种各样的竞赛，如4H是年轻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的竞赛。也有歌唱和舞蹈表演。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农人。
我们母女三个城市人，对那种场合很陌生，但是两个女儿要听安迪·威廉思唱歌，我们只好闲逛，等待安迪·威廉思上台。一个高大的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女人，两个中国小女孩，在猪马牛羊之间东张西望。大概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一伙人。
Paul突然大叫：多好看的羽毛帽子！他带着我们走过去，要我们母女三人各选一顶。我们一戴上，他就说：别动！我给你们照相！
聂华苓和女儿们
我戴着雪白羽帽，薇薇戴着翠绿羽帽，蓝蓝戴着橘红羽帽。
一个农夫模样的人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指着我们对Paul说：你带她们来这儿表演吗？什么节目？
Paul大笑：中国表演！顶好的！
现在，四十年了，那顶雪白羽帽还珍藏在我衣橱里。每次看到，我就听到Paul得意的笑声。
他要我母女三人快乐。
他也关心她们的问题。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哭哭啼啼，就是他带着她去的。她读初中三年级。他要老师特别照顾那个中国小女孩。那时这儿没有很多外国人。他教两个女儿做爆玉米花。1965那年秋天，Paul去欧洲。临走前夕，蓝蓝深夜在厨房，我不知她在干什么。第二天早上她上学以后，我发现厨房桌上有一包她做的爆玉米花，照着Paul教她那样爆的玉米花，还留下一封英文短信，那时她学英文不久。她写着：
亲爱的Mr. Engle，我给你做爆玉米花。你回来了，我的英文会好一些——蓝蓝。
第二天她放学回家，知道Mr. Engle已经走了，哭了起来。
Paul说他在飞机上看着她简单几句英文，手拿一小包爆玉米，一颗也没吃。
Paul在欧洲也想到我两个女儿，给她们寄好看的明信片。薇薇给他写信。他说她写得好。
“美国文学艺术委员会”在纽约开会，他黑夜在翻修的街上摔伤脚踝，飞回爱荷华，一瘸一瘸走下飞机，一手提着打字机，一手提着一个小鸟笼，一只红艳艳的小鸟憩在笼里，原来是个音乐盒。小鸟儿会在笼里播出音乐。两个女儿挂在她们卧房里，多年以后，挂在蓝蓝女儿Anthea卧房里。
蓝蓝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高中登台表演盛行一时的《南太平洋》轻歌剧。Paul看着她领着足球赛的啦啦队入场，感动得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
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他谈。从不找我。
聂华苓、Paul和女儿们
我和Paul结婚前，我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 Engle是个好爸爸。姊妹俩开车送我去法院公证结婚。
她们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
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
我告诉Paul他是两个女儿的老爹了。
老爹是什么意思？他问。
Old Pa。
他仍然不懂那是对父亲亲热的称呼。
她们叫我老娘呀。我说。
他又问：那是什么意思？
Old Ma。
他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个“老”字。既然我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
蓝蓝从小就喜欢舞蹈，从没放弃。Paul鼓励她，她表演，他必在场。多年以后，蓝蓝全心全力献身舞蹈，他为她写了一组舞蹈的诗：舞的意象。
首页写着：
献给蓝蓝——
我们的女儿，她就是舞蹈
当你舞过流动的空气，我们就知道
整个地球在你旋转的脚下旋转。
蓝蓝将他的一组诗《我到处行走》之中一首《门》编成舞蹈，她独舞演出人的无奈、迷惘。
我到处行走
握着一扇门。
四面八方都可打开。
无论何时我进去，
轻轻用钥匙开门，
钥匙像撒谎人的舌头，
一扭就无声打开了。
没有那钥匙我就必须扔掉那扇门。
有时我听见门内嚎叫，
从没发现那儿有狗。
有时我听见哭泣，
从没发现那儿有女人。
有时我听见雨声，
那儿并没有一点儿潮湿。
有时我闻着火焰味，
从没烟子，也没什么燃烧着。
有时我敲敲门，
钥匙轻抚门锁。
我从没感到自己在那儿。
有时那门挺不住了，
要溜走，
载不了它铰链的记忆。
我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又一次
我将耐心的钥匙插进锁里。
门颤抖着打开了：
一个男孩的影子待在光秃的地上。
我正要关上门，
那黑影的手向我伸来。
我砰的一下关了门。
蓝蓝演出的《门》，最后一大扇闭着的门砰的一下落下了，关闭了整个舞台。
薇薇来美国时，英文已有根底，对美国有新鲜感，读中学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打工到深夜，Paul有时开车接她回家。她将红色围裙小兜里的小钱币哗啦一下倒在桌上。至今我还珍惜地保存着那红色小围裙。她在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中国文学系的博士，都是她自力完成的。
蓝蓝和薇薇
1983年秋，Paul耳痛剧烈，又经一个医生误诊，最严重的时候，痛得大叫。最后，爱荷华大学耳科名医麦克布（Brian McCabe）诊断为后脑炎，担心病毒感染，要他第二天立刻住院开刀。
那晚，蓝蓝和九岁的Anthea来看他。
Paul一阵阵剧痛，抱着我哭，一面说：华苓，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他两眼炯炯，闪着泪水。你要知道我多爱你，爱薇薇、蓝蓝、Anthea。你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华苓，假若我出了什么事，你应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你，我不可能有很好的生活。我淌着泪说。
脑子动过手术以后，我也许变成白痴。就别管我了。Anthea，过来！他拉着她的手说：我要你、你妈妈，一切都很好很好。我非常爱你。
Anthea说：我爱你。她也哭了。
他两手捧着我的脸抚摸，温柔地望着我，仿佛是望最后一眼。
蓝蓝回家后，就给薇薇打电话。她立刻回来了。那时她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学位。
第二天，我三代人，还有陈映真和侄儿谈刚毅，一同送Paul去医院。
1991年，Paul突然撒手而去，没能留下一句话。早在1983年，他就留下了。
薇薇独立，有主见，条理分明，可信可靠，决不泛泛交友，但你若成了她的朋友，她就忠心耿耿。她幽默透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痖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 Rupprecht，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聂华苓和Paul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Paul，帽子放还在Paul的书桌上，留下短笺，谢谢那毛线帽给他的温暖。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工作赚的钱去图宾根（Tubingen）。Klaus在图宾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首先他称呼Paul一声岳父：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第一任结束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后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70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彩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尔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做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的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蓝蓝呢？整个人投身舞蹈——编舞，教舞，倾尽全力促进中美舞蹈交流。Paul一定会点头微笑。她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我的两个女儿，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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