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翻看我过去几年写下的一些日常随笔，有一个词汇的出现次数遥遥领先，不下数千次。这个词汇便是“自由”。
之所以对“自由”一词有着信仰般的信念，是源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
我是1987年出生，1993年开始读小学。当时农村的小学教育水平非常糟糕，如果在村子里的村办小学读书，就大概率考不上一所好初中，考不上好初中就考不上县城里唯一一所高中，也就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出生的村子里，一直都没有一个考上正式大学的孩子。
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父亲与一些村民集资租了一个村民的闲置民宅，从其他村子找了两位民办教师来教我们。一共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10名左右学生，合计只有21名学生。每位老师月工资450元，两位老师全年合计10800元，平均到每位学生每年学费540元。就这样，一所学校就办了起来。
就是这样一所“草台班子”学校，在我1999年参加的全县最好初中的招生考试中，有一半考上了公费生，创下了几乎全县所有小学中最高的录取率。我也考出了全县最前列的成绩。这所学校为数不多的学生中，在后来的高考中，还考出了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正式本科生与第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姐，一个是我。
而父亲与另外一些村民当时之所以能够有意识自己亲手给孩子创办一所学校，很大程度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市场化，让他们这一代得以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工商业，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才有条件与勇气在当时创建一所这样的学校。
我父亲出生于1960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祖父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导致父亲小学毕业后就早早辍学，在改革开放前只能在村里生产队干着沉重的农活。但改革开放后放宽了对农民的限制，父亲就开始外出务工历练，之后成为农村最早一批投身商业、实现发家致富的年轻人。
他的命运不是因为教育而改变，而是因为经济市场化，因为自由而改变。我是受益于教育自由化，同时也间接受益于更早的经济自由化。
上述经历，让我几乎比所有人都更理解自由，理解经济自由化与教育市场化的重要性。无论是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创业自由，我读书时的私人办学自由，还是大学毕业后随便出入北京各个高校的自由，以及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后对自由市场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充分了解，我都深切感受到给予个体自由选择的重要性。
除了因为自由而带来的转机，我还遭遇过大量因为不自由而造成的障碍。例如，因为北京户口的限制，因为购房资格的限制，因为子女读书择校的限制，因为一些业务资质的限制，因为职业资格认证的限制，都导致自己的人生在某个阶段被迫发生偏离，不仅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还牺牲了更好的机会。
我的经历只是整个人类群体的一个缩影。我知道，每个人都一定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因为自由而获得生机，因为管制而遭遇困境。这是我为什么对“自由”如此执着的根本原因。
由于成长经历带来的对社会治理的关注，我高考志愿首选了公共管理方向的专业，自此整个人生主线都在持续围绕如何构建一个人人希冀的科学社会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意识到“自由”对于一个科学社会的价值。其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众多价值之一，还是所有价值中的“元价值”。
例如，公平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但自由要优先于公平。因为自由能够带来公平，而公平往往被误用，导致自由被遏制。当自由被遏制，那么最大的不公平便产生了。包括民主、法治、透明与权力制衡等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由与公平。
长期从事商业管理研究的工作经历，让我更进一步感受到自由与市场的神奇力量。只要哪里有商机，我们就能看到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自发地引导一个个创业者去冒险与创新，最终造就神奇的商业现象。一家家企业的成立，一个个产业带的形成，一个个复杂商业模式的构建，无数人流、货流与资金流在全世界范围内跨越万里，自发地有序运转。
包括技术的进步，本质上也是自由的结果。如果仔细挖掘英伟达、OpenAI与SpaceX的成长经历，我们会发现其最关键的根源，是一个整体系统带来的结果，而非天才创业者的灵感一现。在之前，这些技术领域多有着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代代人的探索与积累，而这些积累都离不开当时的自由土壤——教育的自由，商业的自由，航空航天产业的自由。
越控制，越失控。越给予自由，则越健康，越安定。这个规律适用于社会治理领域（计划经济带来巨大社会危害，自由与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活力），适用于商业领域（老板一言堂严重影响员工的积极性，尊重信任与授权充分释放创造力），也适用于家庭领域（太过强势的父母导致子女缺乏主见，民主自由与包容的父母有利于子女释放天赋与热爱）。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人类得以按其意见行事，只要风险和危害仅及于自身，便不应受到其同类的任何道德或物质的干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说：“自由是政治目的的一个最终目标，它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好政府，而是为了能够和平地变革政府的那种政府形式。”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早已用“治大国若烹小鲜”六个字，道出了不干预、不折腾的自由治理哲学。
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自由是因，繁荣是果；自由是因，公平是果；自由是因，创新是果；自由是因，幸福是果。
《论自由》一书试图做的事情，是将这个结论系统化、框架化、实证化。本书将从东方与西方的自由思想源头出发，梳理自由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具体作用，分析不同自由程度国家的实践表现与历史教训，最后描绘一个自由社会的蓝图。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个长期从事商业管理研究、同时又对社会治理有着深度关注的人，基于个人经历、理论学习和全球观察的一次系统表达。我不追求面面俱到，但追求逻辑自洽；不追求学术中立，但追求真诚直率。
因为自由这件事，太重要了，重要到不能只交给学者去讨论，而应该成为每一个普通人思考的日常。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断被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所困扰：自由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繁荣、创新、公平、幸福都有赖于自由——但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真正自由的社会如此稀缺？为什么即使到了21世纪，全球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高度管制的社会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现状，完全丧失了想象力，根本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当你从小生活在一个“管控即秩序”的社会中，你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它的全部假设——高考是“最公平”的选拔方式，户籍是“维持秩序”的必要工具，政府审批是“保护消费者”的必要手段。你从未见过高考被废除、户籍被取消、审批被简化的世界，所以你想象不出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观念的牢笼”。它比任何有形的监狱都更难突破，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被囚禁者还主动维护它。
本书试图做的，就是拆开这个观念的牢笼，哪怕只是一条缝，让一缕自由的光照进来。
这需要勇气。因为自由不是一个无害的词汇。在有些地方，谈论自由本身就可能招致麻烦。但我坚信，真理不必畏缩。如果自由是错的，那就让论证来证明它的错误；如果自由是对的，那就不必遮遮掩掩。
这需要理性。谈论自由不是喊口号，不是宣泄情绪。它需要用逻辑来论证为什么自由更可取，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自由带来了什么，需要用对比来说明不自由造成了什么。本书中的每一个论点，都有逻辑推演和事实支撑——从东西方的思想源头，到不同国家的实践对比，到微观个体的生命体验。
这也需要信念。相信人类有追求自由的天然本能，相信自由社会是可实现的——不是明天，不是明年，但总有一天会到来。就像两百年前废除奴隶制是“不可想象”的，一百年前妇女获得投票权是“荒唐”的——但今天，这些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自由的边界会继续扩大，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逻辑。
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剧，不是贫穷，不是落后，而是丧失了想象自由的能力。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恢复这种想象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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