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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并非一路向前的线性递进，思想的价值原不随时序而定。当世人多倾心新近学说，旧时经典常被搁置一旁，卡西尔的《卢梭·康德·歌德》，恰是邀人沉下心来品读的名家小书。作为20世纪文化哲学宗师，卡西尔以通透的笔触，锁定18世纪三位横跨时代的思想巨人：从卢梭奔放澎湃的诗性激情，到康德严谨缜密的纯粹理性，再到歌德融通二者的精神境界，完整铺展一条诗性—理性—诗性的精神脉络。不同于厚重晦涩的学术专著，这本篇幅精简的名家小书，以小见大、触类旁通，深度剖析诗性思维与理论思维相生相克、彼此成就的深层逻辑，厘清卢梭、康德、歌德三人思想的差异与共鸣，为我们读懂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流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浙江大学刘东教授深耕西学、精译打磨，以古雅流畅的译笔，兼顾哲思密度与文字美感，让经典思想跨越语言与时空。褪去时代思潮的浮躁滤镜，重读这本经典，我们终将明白：真正的思想杰作从不会被时间淘汰，始终能为当下的我们解答理性与感性、有限与无限、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人们在看待哲学史中“进步”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既在心态上模拟着严格的科学史，又在语境中跟从着随机的艺术史。而接下来，又同样暴露出，他们就是一方面既如此以“理性”自许，另一方面又暗中充当着“激情的奴隶”。既然这样，对于在暗中裹挟自己的“时新”概念，他们也就往往难以做出必要的反思。——所以在所难免地，他们应当也正是基于这类的“时新”或“过时”概念，轻飘飘地放下了原本热衷的卡西尔。也就是说，既已晓得了他的思想已不再“行时”了，马上就觉得干脆对他“不看也罢”了，甚至，即使对他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阶段，也照样觉得并无遗憾、心安理得了。这一切都要归结到1929年的“魔山”（托马斯·曼），即那座位于瑞士东南的作为滑雪胜地的小镇。众所周知，曾经声名如日中天的卡西尔和初出茅庐的海德格尔正是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虽说事实上当时谁也未曾说服谁，甚至很少有人能对辩论的过程进行原原本本、不偏不倚的复述，更不要说一清如水的清点裁夺了，可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还是传播开了，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这两代哲学家自此之后便宣告了“胜负已定”。——至于那些只能去“依赖路径”的后人，对于当初是怎么把“道岔”扳开的，就彻底流于和安于不明所以了，更谈不上再进行什么追根究底。而“达沃斯辩论”之后，我们只看到人们张口闭口就都是海德格尔，念兹在兹的也只是《存在与时间》了。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们就应先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来审视在一种类乎艺术史的“时尚”更迭中，人们所讲的辩论“输赢”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类的辩论我也曾亲身经历过，深知虽则学理问题要复杂得多，由此就更需沉下心来双向地倾听，可心粗气浮的听众们却早有定见了，由此就会不假思索、不由分说地就予以喝彩，或喝出倒彩。也正因为这样，在这种公开辩论中的所谓“得胜者”，充其量也只是赢在“表面气势”上，而完全谈不到赢在“深层学理”中。——换句话说，这类乱哄哄的、人云亦云的辩论效果，充其量也只能表明“一时风气”之扭转，而决不能验明到底谁才是“真理在手”。由此一来，就更需要从艺术史的方面来提醒，在1929年前后的整个灰暗氛围中，欧洲人普遍倾向的“时尚”到底是什么？——在一方面，正如我在早岁之作中就已经述及的：在一次大战前不久，奥地利的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宗教哲学家马丁·布贝尔，曾就一百年之后19世纪中的哪位作家仍然是人类思想的领袖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通宵。结果，第二天早晨，在划去了尼采、托尔斯泰、雨果、左拉等等的名单中，就只剩下了两个人：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个故事深刻地预示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性质的。正因此，西方一直公认他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之一。美国的《哲学百科全书》上就这样写道：“作为存在主义的一名先驱，人们经常逐字逐句地引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话语。因为在他对唯理人道主义的幻灭中，强调了宇宙的不可预测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个人，纯粹是出于偶然性才碰到一起来的。在事物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任何联系中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毁灭。规律是宇宙（特别是社会宇宙）戴上的一个骗人的假面具。个人所遇到的宇宙乃是不合理计划的宇宙……”而在另一方面，堪称在私下里声气相求的又是——正如彼得·戈登到了晚近所追述的：尽管新康德主义运动在魏玛时代一直保持着某种活力，但在1924年纪念活动之后的数年里，德国哲学的总体趋势是逐渐远离形式主义与科学主义，而后二者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正统阶段尤其相关。新近大胆的批评者越发频繁地呼吁全面抛弃新康德主义遗产，敦促哲学家让他们的学科回归其神学根源。魏玛智识辩论中不断深化的宗教主旨从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宗教作家那里汲取了进一步的力量，这两位作家在1920年代找到了乐于接受他们的新读者。克尔凯郭尔文集的德语译本由克里斯托夫·施伦普夫编辑，在1909年到1922年间首次出版，为战后存在主义与新教神学铺平了道路。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中，卡尔·雅斯贝尔斯走得更远，将克尔凯郭尔称为生存哲学的真正创始人，而这个术语经常被用于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身上（不过后者反对这个称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哲学上也迎来了复兴：卡尔·洛维特说，海德格尔书房的墙上就挂着这位俄国小说家的画像。由此也就不觉恍然大悟了。更加“新潮”也更加“应时”的海德格尔以他对于“烦”和“畏”的本真化处理，同步了我在《西方的丑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灰暗情调；而与此同时，同处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听众们也对“世纪末”情绪感同身受。换句话说，既然簇拥在当年讲台之下的听众们大多都属于“丑学”和“丑艺术”的潜在读者，那么，在那个欧洲文明出现了空前危机的时代，人们也根本就用不着被什么雄辩说服，便可自动倾向于海德格尔的悲观论调，而把卡西尔的积极声调抛诸脑后了。所以总结起来，如果只去讲“当时”那场辩论的反响正好说明了“彼时”的普遍接受心态，那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由此又“得陇望蜀”地误以为，既然海德格尔已被公认为在辩论中“得胜”，他就注定比“败阵”的卡西尔更靠近真理，那就实在是想得太多，乃至想入非非了。说白了，真理可能从来都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所以听众对于一场辩论的情绪反应，从来都不能被径直当作真理的“标准”。——即使再退一步说，就算卡西尔的论述也并不是没有问题，那也和它到底应不应该彻底被海德格尔的论说所取代、压制没有关系，这根本就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存在主义哲学，曾被普遍归结为一种“有神论”存在主义。而这种“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也曾被我径直判定为“不彻底”的存在主义，因为它还割舍不掉存在之上的上帝预设，由此也就有违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初衷。事实上，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才暴露出了克尔凯郭尔的影响，或者说，这个德国人也正像那位丹麦基督徒一样，既采取了一种个性化的孤独立场，又偷渡了一种“信仰骑士”式的，针对启蒙理性的来自宗教的顽抗。——而凡此种种，正如我在早岁的著作中就已指出的：我们必须看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毕竟是一种蒙上了很重的死的阴影的人生哲学。正由于死亡的无底深渊把存在的时间绝对地无情切断了，所以，人对他去世的无名痛苦体验——“畏”（Angst），就从未来流到了过去，演变成了人对他在世操持辛劳的无名痛苦体验——“烦”（Sorge）。本来，人生在世，是喜乐并存、哀乐共生的，用萨特的话来说，便是他人不仅是地狱而且又是天堂。可是，由于海德格尔不能用理性去寻找人生的价值所在，只把人生看成一片漆黑，看不到人生无数小写的悲剧有可能积分成为一个大写的正剧，他就只能假胡塞尔的方法再一次描绘一种克尔凯戈尔式的对人生的本体化的一怀愁绪。前面已经引述过彼得·戈登的观点，又进而在他那本很扎实的《欧陆分野》中对比了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不同，由此也就凸显出了前者的“自发性”与后者的“被抛性”：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争论的核心，是两种人性的规范形象之间的根本性竞争。对卡西尔来说，人类被赋予了一种自发地自我表达的特殊能力：作为人，就是要在完全的自由中创造意义的诸般世界，而这些自我创造的世界反过来又成为我们体验到的美、道德与真理的对象领域……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人类首先受我们的有限性界定，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自己身处某种境遇之中，我们不仅没有参与其创造，也不可能指望加以控制。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人就是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接受性或对世界的敞开性。这种敞开现象恰恰位于人类生存的核心，它不仅比我们的理性更加深刻，而且先于任何实践活动。批评家经常指出，人的生命的这种形象植根于依赖上帝的宗教经验。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这种依赖感在传统宗教崩溃之后仍旧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取决于自发性与接受性的基本区别，一边是人类构造世界的能力，另一边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卡西尔在缔造哲学体系时，着眼于那种无条件的、不知疲倦的，乃至“无限的”人类表达的自发性。海德格尔思索自身的哲学观念时，根据的基本假设则是，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生物，被时间和历史限定，并发现自身被抛入并非由自己创造的各种境遇之中。现在，这两种人性观之间的本质性对立有了众多刻画方式。为了行文简练，我最常做的是将之描述为被抛性与自发性之间的较量。我当然无意只是沿着这样的对比，在后来卡西尔被迫流亡和海德格尔投靠纳粹之间，过于简单地划一条“一次方程”的直线。不过，话又必须说回来，尤其在连《黑皮本》这种东西都被公布了之后，如果还是有人非要红口白牙地为之辩解——就像他的情人阿伦特曾经做过的那样——认为海德格尔在理论上仍是无懈可击乃至至可宝贵的，并且他的悲观主义、反智主义也都属于不刊之论，而无非只是在实践中犯了一点偶然的、应被放过的小错，那么，这样的信口雌黄也注定不能让人信服。【节选自本书“卡西尔还值得读吗？——写在新版《卢梭·康德·歌德》之后”第122—128页】本书聚焦于卢梭、康德、歌德三位18世纪思想巨匠，循着从卢梭之诗性到康德之哲学，再由康德之哲学回归歌德之诗性的精神脉络展开论述。作者深入剖析诗性思维与理论思维相生相克的内在关联，揭示二者交融之中蕴藏着破解形而上命题的深层可能，也阐明诗歌借哲学实现精神升华的路径。本书梳理三位大师思想的差异与共鸣，在精微深邃的精神内核中，探明思想终融通合一的本质规律，为理解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流变提供独特的视角。恩斯特·卡西尔，德国著名哲学家。师承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学术脉络，创立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哲学体系。代表作有《符号形式的哲学》《语言与神话》《卢梭问题》《人论》等。刘东，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著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我们共通的理性》《长问西东》《德教释疑：围绕〈德育鉴〉的解释与发挥》等，译有《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马克斯·韦伯》等，编有《中华文明读本》《实践与记忆》《艺术与跨界》《西南联大国文课》等。卡西尔还值得读吗？——写在新版《卢梭·康德·歌德》之后刘东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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