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珠江新城某写字楼工作的陈先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数日前他工作的助贷公司被警方查处了。陈先生称，自己当初因为难以找到工作，就在这家助贷公司工作了近两个月，但在这期间并没有促成任何业务订单；而且，在他工作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同一写字楼内其他从事助贷业务的公司早在8月底就已被警方查处。
事实上，根据记者的了解，近期广州、佛山、成都、重庆等全国多地涉及“黑灰产”的助贷公司，都已成为公安机关的重点打击对象。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李洋亦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据其了解，多地公安机关正集中侦办此类助贷公司的案件，涵盖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浙江省内多地亦在同步开展相关查办和抓捕工作。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这些非正规助贷公司多在各地商圈的高端写字楼内租用办公场地，招牌上往往只标注“签约中心”“个贷业务服务中心”等字样，不显示完整公司名称。部分门店装修看似豪华，但内部陈设十分简陋，仅配备少量电脑，在岗员工也为数不多。他们会虚构贷款办理条件，作出不实承诺，例如宣称利率低、授信额度高，打出“0费率”“无抵押”等宣传口号，但在实际办理时，借款人不仅要承担高额利息，还会被收取保证金、服务费等各类费用。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有的非正规助贷公司还采用“AB贷”模式（实际借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不一致），并借此收取高额服务费。除此之外，部分助贷机构还存在协助伪造申请材料的行为，由此引发骗取贷款的风险。
“涉嫌诈骗罪”
陈先生表示，根据他的了解，之前在同一写字楼内被查处的助贷公司从事的都是“AB贷”业务，而他此前并未在贷款行业工作过，对行业情况并不了解，以为不从事“AB贷”业务的公司就是正规助贷公司。但对于自己所在的公司为何被查处，他表示并不知情。
所谓“AB贷”，即实际借款人A资质不足，无法独立申请贷款，在助贷中介诱导哄骗下，寻找征信状况良好的第三人B作为名义借款人申请信贷资金，并将资金交由实际借款人使用。在这种模式下，一旦A无力履约，B将承担全部还款责任。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B大多数为A的亲朋好友，助贷中介不会直说让B贷款，而会骗B说只是做担保人、见证人、还款监督人，或只是“刷个脸增信”之类。后续，助贷中介通常又会对B谎称增信不足需要双方捆绑贷款或联合贷款才可以办理。再后，助贷中介以B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待放款后收取服务费，再将钱款转给A。后续A若无力偿还贷款，B则被迫承担债务。
李洋向记者表示，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就陆续有个别非正规助贷公司被查处了。但当时涉案金额都比较小，被查处的主要是一些相关报案比较多、受害人反映比较强烈的公司。据他了解，2026年3月26日杭州上城区的助贷专案，是较早开展的集中打击行动，该案抓获人数多、涉案金额较大。
李洋称，真正形成规模地集中打击，是在2026年相关专项行动开展之后才出现的。4月，公安部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部署了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明确把非法贷款中介、助贷机构等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4月2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2026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动员部署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决定自2026年起开展为期三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
事实上，除了“AB贷”，不正规助贷公司的“套路”非常多。一位踩过助贷公司“坑”的女士告诉记者，她因资金周转需求，委托助贷中介办理业务，中介话术极具诱导性，初期很容易被说服，事后复盘才发现全是“套路”。比如，她接触的助贷公司声称可包装资料、走内部加急通道，还宣称“审批包过”，可无视客户实际资质，但在放款前需要收取数百元的资料费和加急费。因为缺乏相关经验，该名女士直接付了资料费和加急费，但在缴费后对方态度骤变，回复迟缓，最终告知其因资质不符审批失败，前期缴纳费用不予退还。此外，该女士还称，在与助贷公司接洽的过程中，她批量提交了多家银行的申请，造成征信查询次数激增。
李洋向记者表示，相关助贷公司被查处，主要是因为涉嫌诈骗罪。单纯从事助贷中介业务，本身并不构成犯罪，问题主要出在开展业务的过程当中。有些助贷公司为了快速获取客户，或者收取高额佣金，会虚构自己与银行合作，能够快速审批贷款、提高贷款额度，或者获取更低的贷款利率等。但实际上，他们与银行并没有这些特殊合作关系，很多贷款都是通过公开渠道帮客户申请的。
李洋进一步称，在收费的时候，此类非正规助贷公司还可能虚构各种收费名目，比如保证金、过桥费、征信修复费等。有些还会隐瞒真实利率，甚至通过制作虚假材料来申请贷款。如果相关助贷公司通过虚假承诺，让贷款申请人产生错误认识，以为交了钱就能享受到相应的贷款服务，并最终骗取申请人支付相关费用，就可能涉嫌诈骗罪。
仍“顶风作案”
据记者了解，在相关部门大力整顿的背景下，仍有不少助贷公司“顶风作案”，目前仍在违规运营，甚至还在不断升级“AB贷”模式，操作手段更为隐蔽。
一位江苏的男士告诉记者，10月份，他的一位朋友因自身征信不佳，在办理贷款时需要紧急联系人，助贷公司向他再三保证，仅作为紧急联系人，无需签字，也并非担保人，他便同意前往该公司。在他到场后，助贷公司相关员工核验了他的身份证与社保信息，称是为查询个人大数据评分所用，随后又安排其他人员在银行手机应用程序上，以他的名义提交贷款申请，并要求他拍摄身份证照片并完成人脸识别。尽管助贷公司相关员工声称该操作只是大数据评分核验，但他当时已经怀疑该评分即为贷款资质审核，评分通过后贷款将登记在他的名下。所幸此次审核未通过，中介随即要求更换其他方案，他当场拒绝并离开了。
一位四川的女性借款人亦对记者表示，10月中旬，她在当地助贷公司咨询贷款相关业务，该公司员工先陪同其打印纸质征信报告，以及采集公积金、社保等个人信息，随后告知该名借款人，其征信资质尚可，只是征信查询记录较多，但仍可办理贷款，可申请年化利率3.2%的银行产品，但助贷公司要收取7%的服务费。该名借款人对此提出异议，助贷公司员工则声称他们是与银行合作，服务费需要分给银行方面相关人员。
该名借款人因为急于用钱，后续同意办理并与助贷公司签署了合同。随后在助贷公司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银行办理贷款，并提款6万元，十余分钟即放款成功。该名女士在银行网点看到该名助贷公司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互动频繁，感觉两人非常熟络。经过该流程，当事人便相信助贷公司确实与银行存在合作关系，便同意向助贷公司缴纳服务费用。事后，有朋友提醒她，这些助贷公司并非与银行合作，只要她事先了解银行的贷款条件，根据自己的贷款要求对号入座，也可以把贷款申请下来，并不需要缴纳额外的服务费。
上述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开设这类助贷公司的门槛并不高，只需在高端商圈租用办公间，招募少量员工、添置基础办公设备即可营业。一旦感觉出现问题，经营者可以迅速“跑路”失联，或者更换经营主体名称重新运营。正是因为设立门槛偏低，这类机构极易死灰复燃。
虽然这类公司设立门槛不高，但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后，查办工作却十分复杂。李洋告诉记者，助贷公司的相关案件若涉及人数较多，公安部门需要调查每个员工的业务情况、资金流水、客户数量，还要区分不同人员的责任，侦查难度通常会比较大。有些案件从刑事拘留开始，到正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可能需要六七个月的时间。
根据李洋的了解，目前像杭州比较早的“3·26”助贷专案，也才刚刚进入检察院阶段，还没有明确的量刑结果。至于2026年新一轮集中打击之后办理的案件，目前很多还处于公安侦查阶段，尚未进入实质性的量刑协商程序。
在具体量刑方面，李洋表示，需要结合涉案人员的实际工作内容、业务参与程度、所起作用，以及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进行综合判定。对于公司老板、实际控制人和参与经营决策的核心管理人员，处罚可能会比较重，因为对诈骗罪而言，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即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老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