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董海洋
编辑 | 黄大路
设计 | 甄尤美
五十八岁这年，我把人生的下半场搬到了非洲。从北京到亚的斯亚贝巴，再到哈拉雷，一万多公里的航程，隔开的不只是地理，也是一种人生：此前三十年，我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经理人、亲历者、观察者；此后，我是一个在红土地上躬身入局的创业者。
二十年前，我在《汽车商业评论》创刊号上写过一篇《另一条自主道路》；二十年后，我在津巴布韦的晨跑路上看彼岸花开，在贝特布里奇的边境口岸排队，在一张张订单和一张张钞票里，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察者与亲历者，两种身份在我身上叠合——这个专栏，便由此而来。
英文里有一个词，vicarious——设身处地的、借来的体验。绝大多数人此生未必会踏上非洲，但可以借一双诚实而细腻的眼睛，“借身”经历这片大陆：它的天空与花树，它的机会与陷阱，它的炎热与孤独。
我想写的，正是这样一个非洲——不是明信片上的非洲，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想象出来的非洲，而是我的眼睛看过、脚掌走过、亲手签过合同的那个非洲。我想写的非洲，是有温度的：清晨六点半的跑步，旱季十三度的冷空气；订单桌上从四万三千九百美元压到三万八千四百美元的拉锯；深夜航班因故障取消后，蜷缩在机场长椅上的长夜。
这个专栏，也写给正在出海和准备出海的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涌向海外，一如百年前先辈下南洋。热潮之中，有大国气象的开阔，也有内卷外溢的隐忧。我愿意把自己这些年踩过的坑、谈成的单、吃过的亏，一件件写出来：多提一点建议，多一点战略上的盘算，多一些风险的提醒。
在非洲的中国人，是这个国家的一张脸；人格高尚，做事规范，守法诚信，勤劳吃苦，这十六个字不该是口号，而要靠一件件具体的事长出来。守时，是同当地人开会提前十分钟到；履约，是合同项下每一个交单日都死磕；尊重，是记住每一位当地员工的名字，知道萨杂怎么吃、绍纳语怎么问好。
这个专栏写给谁看？三个同心圆：内圈，是汽车与装备行业的同仁，关心中国车出海的真刀真枪；中圈，是正在或准备走出去的企业家与投资人，关心机会、路径与风险；外圈，是一切对远方抱有好奇的读者。三个圈子目击的就是我这样一个中国人在非洲的真实现场。
这同样是写给我自己的。三十五年汽车行业生涯，数十余年阅读和思考，事业和生活的沟沟坎坎，起伏波折后的世态炎凉，积累了许多想法，需要一次冶炼，烧掉情绪，留下判断。往后每月一期，一期一会；等到积成规模，再编成一本书——用文字为自己立一面镜子，也算一种完成。
至于怎么写，我想好了两个“不”：《亲历非洲》不预设结论，也不摆布地图。这里没有必去的十景，没有速成的生意经，更没有替谁做判断的野心。非洲太大，我只走了十二个国家，还有四十二个在等着。非洲也不是一个国家，是五十四个；用一把钥匙去开五十四把锁，是出海者最常见的傲慢。
我想带着问题走路：为什么政府政策高频摇摆？很多富矿为什么没人开采？路为什么修不到港口？有人为什么不守信诺又这样慢？——边走边问，边看边写，问到哪里，写到哪里。也许三年之后回头看，这些文章会自然连成一条线；而在今天，它们只是一双眼睛每月一次的诚实交付。
二十年前我写行业，是为了给自主品牌多找一条发展道路，给喧嚣和浮躁的汽车业泼一盆冷水，涤洗污尘；今天我写非洲，为风雪寒夜的行业添一把薪火，贡献点滴微光与温暖，让勇敢者理性，迟疑者果行。愿这些文字，能让没有到过非洲的人喜欢上它，能让要到非洲来的人少踩一个坑，能让多年以后的自己，认得出此时此刻的我。
非洲不是一本书，是一口井——你打多深，它就还你多清的水。
以下是《亲历非洲》第一篇《哈拉雷没有冬天》，写于2026年3月。
这不是我第一次出走。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经棚镇出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咣当了一天一夜到哈尔滨，去哈工大报到，学汽车。此后三十一年，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几乎都是一次出走：从长春到北京，从一汽到北汽，从体制内到商海。
我见证并参与了一汽-大众的成立，筹建过它的销售公司，代表一汽与丰田谈下一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在福田管过海外业务；二〇一三年创立北汽国际，带着中国的汽车去全世界建工厂。
外人看来这是一条向上的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次出发，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同一句话——五代冯道答“百年太平”之问，只说了三个字：须去做。
二〇二一年，一场手术让我在病床上想清楚了三件事：健康、财富、亲情友情，其余种种，都是这三样的影子。次年十一月，我辞去所有公职，创业三年，交了几百万元的学费。
草原上，牧民救一匹陷进泥塘的马，从不去拖拽——马太重了。他们把整个马群赶过来，围着泥塘奔跑，那匹马听见蹄声，自己会一跃而出。这三年，我的耳边一直有蹄声。
为什么是非洲
常有朋友问，快六十岁了，为什么偏要去非洲折腾？最诚实的答案是两个：一个为财富——我想在余生凭自己的双手积累一份家业，这不丢人；一个为体验——我想让这一生再宽阔一些，不能越活越小，这也不奢侈。
其实非洲于我，不是新大陆，是旧战场。第一次踏上这片大陆是二〇〇九年，那时我在福田汽车任副总经理分管海外业务，一口气走了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五国——看得多，懂得少，只觉得这片大陆像一间还没开灯的巨大厂房，体量惊人，只等有人去按下电闸。
真正下力气，是二〇一三到二〇一七年主政北汽国际那几年：与南非 IDC 合资，在伊丽莎白港建起一座整车厂，投资十二个亿，从选址、可研、四大工艺到设备安装，一砖一瓦都过手。此后赞比亚、博茨瓦纳、肯尼亚、毛里求斯、纳米比亚……非洲五十四国，我前前后后走过了十二个。
如今，我以一个进口商、创业者的身份，把家安在了哈拉雷。从二〇〇九年第一次落地算起，十七年，十二国，从看客到住民。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出走，是重逢。
街上的车
汽车人到了每一座新城市，眼睛总是先落在车上。
哈拉雷沿英制左行，满街跑的多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右舵车：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日产骐达、马自达323，车龄普遍在十年以上，漆面斑驳，骨架却出奇地结实。
新车是稀罕物。这个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的国家，汽车消费的主流体量在二手车，每年约50000台，新车只有4000台左右；而二手车一多，新车就难，售后与配件反而先成了大生意。
这是南部非洲市场的共同结构：先有二手车的海，才有新车的河。买新车的，一半是政府与机构，一半是企业，私人极少。
公共交通更值得看。哈拉雷没有像样的公共汽车系统，城市通勤的主脉是当地人叫 Kombi 的私营中巴——没有时刻表，挥手即停，满员即走。它混乱，却极其高效；它不规范，却是几十万人的饭碗。
而在城外的矿区公路上，风景正在变：中国产的重卡渐渐多了起来。津巴布韦地下埋着锂、铬、铂——一条叫大岩墙的地质构造纵贯全境，矿车一开，物流就是刚需。
哈拉雷南郊还有一座真正的整车厂威洛韦尔（WMI），是1961年加拿大福特公司在这建设的，1989-2014年同马自达有了25年的合作，作为国家组装平台，曾风光一时，后几经兴替，现在处于半停产状态。曾经与北汽国际有过合作，在2019年也中断了。
货币与秩序
理解津巴布韦，得先理解它的货币。二〇〇八年的恶性通胀是人类货币史的极端注脚：物价以天计，央行印出过面额一百万亿津元的钞票——一后面跟着十四个零。
我在哈拉雷的旧货摊上见过那张钞票，被当作纪念品卖给游客，两美元一张。一个国家的灾难成了纪念品，一个商人读出的是另一行字：这里的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是要用美元现钞来支付的。
如今的津巴布韦，美元与本国新币ZIG并行，现金为王；九成以上的生意都是通过美元现钞来完成的，因此是彻底化“Cash Economy”。
每一桩生意的完成——路口的摊贩、CBD的超市、路边的咖啡馆、没有招牌的货仓，还是购买车辆，维修保养，甚至房屋租买，都是美元现金交易，因此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GDP规模是缺少数据支持的，或者理解为严重低估。
有意思的是，手机钱包 EcoCash 曾把金融服务送进没有银行网点的村庄。这个国家的金融史，一半是灾难，一半是跳跃。
而做投资的人更要看政策的钟摆：本土化法案一度把外资持股限制到百分之四十九，二〇一八年又重新开门；土地改革、制裁与反制裁，每一次摆动都重排一遍牌桌。在这里做生意，政策风险不是脚注，是正文。
更日常的麻烦是找零。一张大钞找不开，生意就做不成；一美元是最小的货币单位，找零通常是圆珠笔。
备足小面额美元，是这里生意人的第一课。
人与神
哈拉雷的人，是我见过的非洲城市里最“书卷气”的一群。这个国家的成人识字率接近九成，常年居非洲前列。受过英式教育的一代人英语流利，举止温和，办事讲规矩。
教堂比加油站多，国民八成以上信基督教；周日清晨，穿白袍的使徒会信徒成群走在路上，像一条安静的河。传统信仰也没有走远，部族的、祖先的秩序仍在生活的暗处起作用。
对生意人，这意味着两套规则并行：合同的规则与关系的规则。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找不到正式工作，满大街都是等待机会的人——对制造业，这是人力成本的红利；对社会，这是悬着的课题。
商业习俗上，这里的一切都慢半拍：先寒暄，先家人，先茶，急着谈钱是失礼的。本地语言里有个词，Ubuntu，意思是“我在，因为我们在”——生意做到最后，都是人的生意。
电是另一个日常：停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工业电价倒便宜，十五美分一度。对做新能源的人来说，这既是坑，也是门。
哈拉雷没有冬天
三月末，雨季到了尽头。这里的高大乔木是开花的：红得热情似火，粉得惹人怜爱，紫得纯美浓郁。
最有代表性的是蓝花楹，九月下旬开花，盛花期在十月到十一月，梦幻般的紫色浓烈而忧郁。还有一种开红花的树，本地人叫不出学名，我听人叫它“彼岸树”，觉得很有禅意。
清晨五点半出去跑步，空气凉而干净，草坪上喷灌的水雾在晨光里一闪一闪；跑过球场，早就有人下场挥杆，路遇的晨跑者大都相互挥手问好。
当地人吃一种叫萨杂的食物，玉米面做的，就着炖菜，像极了我小时候在经棚镇吃的玉米面贴饼子。胃是最诚实的东西，它先于我，认下了这片土地。
哈拉雷没有冬天。不是说这里没有凉的时候——旱季的清晨只有十几度，屋里阴冷，也要添衣。我是说，这座城市的天上，永远悬着一个明晃晃的太阳。对一个从中国北方的寒冬里走出来、也从人生的寒冬里走出来的人，这一点很重要。
临行前整理电脑，翻到二十年前我写在《汽车商业评论》创刊号上的那篇《另一条自主道路》。二十年了，中国汽车从追赶者变成了出海者，年产销三千万辆，出口全球第一；而我，从坐在办公室里纵论行业的观察者，变成了红土地上躬身入局的亲历者。
这个行业给了我半生，我能还给它的，是把这最后一程走成文字——每月一篇，写我眼中的非洲：它的天空与花树，它的机会与陷阱，它的炎热与孤独。
哈拉雷没有冬天。我的余生，也不该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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