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尽途穷，我心依旧

文 | 许金晶

《赴英州乞舟行状》是苏轼晚年的一篇重要职务作品。公元1094年，北宋绍圣元年闰四月，处在从河北定州到岭南英州四千多里艰难行程中的苏轼，中途停靠滑州、在驿馆暂歇时，写下了这篇至宋哲宗赵煦的行状。这一年，苏轼五十八岁，行状中描述的“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多病早衰，气息仅属”的晚年生命状态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指，而非仅仅文学层面的夸张之辞。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及相关史料记载，苏轼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一是眼疾（老年性白内障或黄斑变性），导致视力严重衰退；二是风疾（风湿或中风），导致手臂麻木无力；三是消渴症（糖尿病），导致体质虚弱、伤口愈合缓慢；四是慢性肠胃疾病。这些疾病在贬谪途中的艰苦条件下进一步恶化，使苏轼的身体每况愈下。

以“左手不仁，右臂缓弱”为例，笔者身边研习书法的师友就发现：伴随着年岁的增长，苏轼的书法作品，字体逐渐扁圆，走向所谓“石压蛤蟆”，这可能就跟他从黄州时代开始肩部炎症发作、加上风湿的毛病，导致手臂施展不灵，写不来太挥洒的风格，只好内收中宫，在张力上下功夫。

金城临《东坡居士像》  浙江图书馆藏

当然，按照苏轼惯常的写作风格，上述之于自身衰病的描绘，同样有文学层面的书写与建构意味。对于贬谪途中的“疾病书写”，唐宋文学作品中素有传统。唐代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时的“病树”书写，宋代欧阳修贬谪夷陵时的病中感怀，都为苏轼提供了文学先例。但苏轼的疾病书写更具个人特色——他不刻意渲染病痛的凄惨，而是以近乎冷静的理性态度描述病情，将身体的衰败与精神的坚韧形成强烈对比。而后者，更值得每一位身处生命困境中的当代人所仿效和获益滋养。

苏轼的这种“执拗尊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身处“道尽途穷”之境，不忘曾为“帝师”之师者本分，并试图为改变时局做最后的努力。

苏轼与哲宗的“八年经筵”之缘，是理解本文的情感核心。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元祐七年十一月，苏轼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中也提到”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这八年（1086—1093年），苏轼是少年哲宗最重要的儒学老师之一。

然而，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立即推行与元祐截然不同的政策。苏轼作为“元祐党人”的代表人物，首当其冲成为清算对象。

哲宗与苏轼之间关系的剧变，是《赴英州乞舟行状》最深层的心理背景。尽管哲宗出于对高太后的压制与控制的逆反心理，不见得会对身为老师的苏轼有太强的私人感情，但多年的师生之缘，确实客观存在，也足以成为苏轼在危急之时、所希望仰仗的情感与社会关系资本。苏轼向哲宗陈情，既是向皇帝求情，也是向曾经的学生呼唤——“尚念八年经筵之旧臣”，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背后是无尽的悲凉。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苏轼满是谦卑与惶恐的语句背后，也同样有自己“儒林领袖”和拥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的发声、以及对哲宗皇帝反向施加的道德压力。“至仁至明”是宋代臣下上奏时对皇帝的惯用颂词。这句“圣主至仁至明”，看似只是“官样文章”的惯用套语，实际上却遵循苏轼奏议里惯用的“正话反说”的“回敬”式手法，因为如果皇帝真的“至仁至明”，就不应如此对待一个年近六旬、且于己有八年良师之恩的老臣。

然而，此时的哲宗已非当年那个“首肯喜之”的少年，而是一位刚刚拥有实权、急于摆脱祖母高太后阴影、推行“绍述之政”的青年皇帝。师生旧情在政治清算面前，不仅非常脆弱，反而会进一步加大青年皇帝凸显自身主体性的逆反心理。本文里提到的“三改谪命”，后续迎来的不是哲宗的回心转意，反而是更为变本加厉的第四、第五道谪命，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堪称“天涯海角”的“儋州”，贬谪等级也从“责知某州”（贬为某州知州）到最重级别的“安置”（指定居住在某地，无实权）。苏轼文中提到的“必无生还之道”，就是对这一严厉惩罚带来的生死考验，有最为清醒的认识。

吴昌硕绘《东坡笠屐图》  浙江图书馆藏

二是在“至暗”的政治逆境中，坚定维护自身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尊严。

本文中“虽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则非仁圣不杀全育之意也”一句，是理解苏轼“执拗尊严”的核心。这里涉及中国传统士大夫人格尊严的两个重要维度——死亡意识和君臣伦理，前者指向如何面对死亡、选择死亡方式；后者探究在政治逆境中如何保持臣子的人格尊严。

“死非其道”一语，源自儒家的死亡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儒家虽不语怪力乱神，但对死亡的“正当性”有明确标准——君子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于道义是可敬的；但若死于非命、死于屈辱，则不符合士大夫的人格尊严。苏轼认为，如果因为贬谪途中的艰苦而“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就是“死非其道”——既不是为国捐躯，也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政治迫害致死，这种死法对一个士大夫来说是极为屈辱的。而这种死法，之于大力倡导“仁圣之治”的大宋王朝来说，也是一种耻辱。这种屈辱与耻辱，并非仅仅出自苏轼的个人生命体悟，同样是做过礼部尚书的他对“朝堂气象”和“王朝国运”的最后愿景与发声。

“藁葬路隅，常为羁鬼”的意象，则将这种屈辱具象化到了极点。藁葬是对路死者的最低等级葬礼，羁鬼是客死异乡、魂魄无依的孤魂。这种极端化的文学演绎与想象，既将晚年苏轼的满腔悲愤和盘托出，同时也直抒胸臆地表达对有八年师生之情的哲宗皇帝的道德劝诫与痛心警喻。三是在朝廷号令一变再变的情况下，“先斩后奏”“保全家人”。苏轼在本文中说：“辄已分散骨肉……所以辄为舟行之计”，这表明他在上奏之前已经自行安排了舟行计划。这种“先斩后奏”的策略，体现了苏轼在极端困境中的政治智慧——与其等待朝廷批准再做安排（可能延误时日），不如先行安排再以既成事实请求批准。这种策略既显示了苏轼的果断，也反映了他对朝廷的不信任——他深知“三改谪命”之后，朝廷对他的处境不会主动体恤，只能自己争取。

要理解苏轼的“乞舟”，就必须对北宋时期的历史地理语境，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苏轼从定州（今河北定州）南下赴英州（今广东英德），需要穿越大半个宋朝疆域。陆路大致路线是：从定州南下，经滑州（河南滑县）、开封、陈留，再南下经陈州（河南淮阳）、蔡州（河南汝南），入荆湖路，经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再南下翻越南岭（骑田岭或萌渚岭），进入广东，最后到达英州。全程约四千余里。而水路则相对便利：从汴泗之间（今徐州一带）乘船入淮河，至扬州入长江，溯江西上至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再改走陆路翻越大庾岭（梅关古道），进入广东，最后抵达英州。水路虽然绕远，但可避陆路山险和酷暑，对老病之躯来说更为可行。本文上呈皇帝后，尽管哲宗的直接态度缺乏足够史料可考，但根据《南粤古驿道上的苏轼行迹》等文献的考证，苏轼后来的行程确实是改走了水路，苏轼的策略获得了部分意义上的成功。

而将长子苏迈遣往宜兴“躬耕就食”，自己只带少数家人南行，这一安排反映出苏轼在绝境之中寻求最有利的生存策略的高度理性。宋代士大夫贬谪岭南，往往面临家庭破碎的命运——妻子、子女或随侍南行（途中风险极大），或留在中原（生计无着）。与此同时，早在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就在常州宜兴买田置宅，有意终老于此。在大难来临之际，将年仅二十多岁的幼子苏过带在身边，亲自呵护、相依为命，而将已经颇为成熟的长子苏迈分往宜兴，“躬耕就食”，说明苏轼已经在为自己的“身后之事”做长远打算。这也是身处绝境中的苏轼在“治国平天下”早已成为奢念的境遇之下，为“修身齐家”做的最后一点努力。

这样的安排，在数十年之后，终于迎来历史的回响。尽管苏迈直至晚年也仅任州县小吏，但其次子苏符数十年后上表朝廷，为苏轼、苏辙正式平反昭雪，并在南宋绍兴年间官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在政治待遇上，实现跟祖父苏轼的“平望”。

邬澍绘《苏文忠公像》  浙江图书馆藏

最后，我们可以把写作《赴英州乞舟行状》时的晚年苏轼跟身陷“乌台诗案”时的中年苏轼，做一下个人心绪与生命状态的对比，苏轼应对人生这两次“至暗时刻”的态度与方式，仍然值得我们每一位当下之人所参考。

“乌台诗案”时（四十二岁）的苏轼，虽然遭遇政治打击，但身体尚健，精力旺盛，有足够的心理能量来应对逆境。他在黄州可以“夜饮东坡醒复醉”，可以”独驾一叶之扁舟”游赤壁，可以开垦东坡、躬耕自给。他的困境主要是政治待遇上的，生活上和个人意义感的自洽上，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与能力。

而远赴英州时（五十八岁）的苏轼，遭遇到的挑战则是全方位的，已堪称生命之“绝境”：政治上被彻底清算，身体上多病早衰，经济上囊橐已空，家庭上骨肉分离。这种绝境的困顿与伤害程度，远超黄州时期。他连走陆路赴任的基本条件（健康的身体、足够的盘缠）都不具备，只能向朝廷“乞舟”而行，向死求生。

但正是在这种至暗至深的绝境中，苏轼展现出了更为顽强的生命力。他没有自暴自弃、自顾自怜，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生存——分散骨肉、以接续家族血脉；乞舟水行，以保全北归希望。这种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姿态，比中年时面对苦难的“从容旷达”更具震撼力。如果说黄州时的苏轼是一位以沧浪赤壁之水化解万千苦难的诗人，那么赴英州时的苏轼则是一位以万古江河之水力求生还希望的斗士。

2026年5月1日下午作于竹林斋

2026年5月13日晚改定于同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