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2026年9月7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吉隆坡塔工作人员在等待顾客时，与世界第二高楼默迪卡118大楼一同映在城市颗粒物雾霾中。（视觉中国/图）
当前投入资金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就能少付一部分医药费、少损失一些工作时间，也能减少极端气候造成的房屋、基础设施等损失。把这些未来少付出的成本折算回来，平均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约15美元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杨
责任编辑｜崔慧莹
每投入1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就能产生约15美元的经济效益？
2026年9月7日的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CAC）联合发布报告《隐藏资本：气候与清洁空气行动的经济与健康依据》。
这一报告试图回答一个经济问题：治理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究竟只是一项环境成本负担，还是一笔能够产生回报的投资？
报告联合主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肖在当天的线上媒体发布会上介绍，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将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及综合治理收益，放入同一套框架进行评估。与过去主要关注过早死亡不同，此次评估还纳入糖尿病、痴呆、中风、心脏病、肺癌和儿童哮喘等疾病造成的医疗支出、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的损失。
“长期以来，人们常把空气污染视为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承受的代价。我们希望转变这个逻辑，将空气质量看作一种值得投资的资产。”CCAC秘书处负责人玛蒂娜·奥托（Martina Otto）在发布会上说，把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联系起来，也有助于找到更多能够加快行动的解决方案。
25项行动措施：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
本次报告评估了25项行动措施，覆盖能源、工业、交通、居民能源、农业和粮食系统、废弃物管理等六个领域，包括清洁电力、油气甲烷减排、工业排放标准、清洁烹饪、机动车排放标准、农业减排、污水处理等。这些措施并非都以“减碳”为唯一目标：有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降低碳排放，有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和甲烷、黑碳等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但不少措施可以同时产生两方面效果。
这也是它们被放在一起评估的主要原因，不同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经常来自同一套生产和能源系统。比如少烧煤，既能减少二氧化碳，也能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减少油气泄漏，针对的是会加剧气候升温的甲烷，而甲烷又会促进近地面臭氧形成。
王书肖介绍，如果只维持现有政策，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预计会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但甲烷、氧化亚氮，以及氮氧化物、氨和PM2.5等排放仍会增加，主要受到农业生产扩大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化石燃料使用的影响。
报告提出，推动气候与清洁空气治理措施的落地，不只需要技术投入，还依赖监测网络、财政支持、法规、跨部门协调、能力建设等“实施条件”。（9月7日UNEP、CCAC媒体发布会/图）
15美元“回报”在哪里？
报告中所谓“投入1美元、回报15美元”，并不是企业花1美元，随后就能拿回15美元现金。它更接近一笔社会总账：今天投入资金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就能少付一部分医药费、少损失一些工作时间，也能减少极端气候造成的房屋、基础设施等损失。把这些未来少付出的成本折算回来，平均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约15美元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报告联合主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西蒙·迪茨（Simon Dietz）回应南方周末记者时解释，如果只算账本上比较容易看到的钱，比如少花的医疗费、因少生病而减少的劳动损失，以及少遭受的气候灾害实体损失，收益已经约是成本的4倍。余下4—15倍的差距，主要来自另一类不容易直接出现在账本上的损失：一个人因疾病长期受苦、生活质量下降，或者过早死亡。
健康是这笔账单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报告估算，2025年，人为造成的室外环境空气污染（PM2.5和近地面臭氧）导致全球约640万例过早死亡；使用煤、木柴等固体燃料做饭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约200万例过早死亡，其中近30万名是儿童。仅PM2.5暴露一项，2025年全球有数百万例儿童哮喘、心肌梗死、中风、痴呆等新发病例与之相关。
2025年全球与人为PM2.5暴露相关的部分疾病新发病例及其占全部新发病例的比例。（UNEP、CCAC报告/图）
发展中国家投入更多，
回报可能也更高
同样是为治理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投入资金，不同地区获得的经济回报可能差异很大。
玛蒂娜·奥托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介绍，欧盟、英国等污染控制较成熟的高收入地区，效益成本比约为3∶1；而非洲南部地区达到26∶1，南亚约为21∶1。一个重要原因是，后两者当前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负担更重，对气候风险也更脆弱，因此治理后能够避免的损失更多。
不同地区优先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奥托举例，非洲许多地区首先需要推广清洁烹饪；西亚等油气生产地区，重点是减少油气井、管道和生产设施中的甲烷泄漏；在亚洲，清洁电力、工业排放标准和清洁烹饪的收益都比较突出。
中国已经走过了第一轮快速减排阶段。2026年9月7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的《大气中国2015—2025》显示，全国城市PM2.5年均浓度从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立方米。2026年实施的新国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又将PM2.5年均限值从35微克/立方米收紧到25微克/立方米——按2025年的空气质量数据计算，换成25微克的新标准，全国只剩约四成城市达标。
王书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28进一步降至25，“可能会比过去仅靠末端治理更困难”。过去十多年，中国的二氧化硫、一次PM2.5和氮氧化物已经显著下降；下一阶段，氮氧化物、氨和VOCs（挥发性有机物）仍需进一步削减。她认为，较难治理的两类来源，一是包括机动车、航运和航空在内的交通运输，二是广泛应用于不同行业的挥发性化学产品。后者则因为排放源分散，更难靠治理少数大型工厂解决。
在王书肖看来，下一步不只是继续加强烟囱等末端治理，还要把经济从“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转向“低碳、低污染经济”，“这看起来是一个挑战，但也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