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扬，哈佛大学建筑硕士，

师从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

2007年，他来到上海，

如今已扎根近20年。

刘宇扬正坐在不到50平米的小间里办公

2017年，一条第一次拜访他的工作室——

一栋隐匿在市中心弄堂深处的400平米独栋，

由他花80万元改造而成。

近十年后，我们再次见面，

他正坐在不到50平米的小间里办公，

好像又回到最初来上海的状态：

“很小很紧凑，沟通很便利。”

2017年，一条曾拜访刘宇扬位于五原路的工作室

一种反差似乎贯穿了刘宇扬的建筑生涯。

他师出名门，却是那个“最不像库哈斯学生的学生”；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多年，

又辞职到上海自己开事务所；

赶上城市高速建设的年代，

反而一直觉得自己“跟不上节奏”。

如今大家都感叹建筑行业下行，

他认为，“不是今天太糟，

而是过去的机会太好了。

这就是回到正常。”

这种错位中，

比起做出令人惊艳的设计，

他更关心一个空间怎样被具体的人使用，

他说，“允许路人躲雨，

是很高贵的城市设计。”

最近，他设计的FuFu上海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出圈。

梧桐区一处长期被遮蔽的空间，

在他的重构中复苏，

路过的人开始愿意在这里停留、聚集。

一条创始人徐沪生拜访刘宇扬，

聊聊在城市告别高速增长之后，

建筑还能怎样更具体地关心人。 

编辑：李艾月

责编：陈子文

以下为徐沪生与刘宇扬的对谈节选：

徐：FuFu上海现在蛮出圈的，这是你做得最成功的商业项目吗？

刘：其实也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商业项目。FuFu在东湖路，属于上海非常核心的街区。

徐：我曾在那工作过两年，我不知道后面还有这些空间。

刘：因为它长期被遮蔽掉了。90年代开始，城市经历了一轮爆炸性的填充，到2010年以后，很多地方基本都被填满了。东湖路也是这样，被盖得太满。不到500米的一条路，人往往就是一晃而过，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大一片。

我们第一次进场后，同事拍了航拍图丢到群里，我一看就说：“诶，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将街道向内延伸，打开藏在梧桐区的“秘密花园”

徐：具体的改造逻辑是什么样的？

刘：我当时第一个直觉，就是把街道延伸进去，让人愿意往里面走。

我们最大的动作是重新拆除，从中间腾出近800平的庭院，让原本藏在里面的空间能重新见到天、见到光。

之前的街道是一个完整、连续的立面，就把它框架保留，把楼板和墙拆掉。混凝土框架，三层楼、20米的进深，一下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空间框架，挺震撼的，上海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比较猛的一种做法。

把楼板和墙拆掉，保留空间框架

FuFu完成后其实也不过3000平方米，但进去以后给人感觉很大，因为它的空间比较丰富，每一栋有它各自的形态。人与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我们设置了很多对话场。

小孩到了一个新地方，会很自然地跑来跑去、到处探索，往往家长就说，啊，别乱跑别乱跑。我特别喜欢小孩那种状态，就把它放进这个场地里，整个建筑像一个“全龄游乐场”。成年人也可以在里面找回自己比较本真的状态。

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全龄游乐场”

徐：当时业主也是接受这个概念的？

刘：完全接受。他们是两位合伙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法国人。本业都是做餐饮的，但都有很高的美学素养。

甚至在设计上，他们很多次都突破我的预期。比如，通常一个园区会放一个保安亭，他们坚决不要。我说好，没有保安亭，那有没有一个标示？他们也说不需要。

你到FuFu，看不到哪一个点写着“FuFu上海”。我好几次听到去的朋友跟我说，诶，我是奔着去找FuFu，结果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

这种自然而然的感觉，我觉得是界定了FuFu这个项目。

徐：我看有人定义您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设计师”，该怎么理解您的个人风格？ 

刘：不是一眼看过去那种大的风格，可能要再看第二眼、第三眼，有个人的一些调性吧。

有了足够多的实践以后，我当然会有一些自己倾向的、觉得合适的做法，但每一次都会改，并没有哪一个设计直接就复制。

曹杨百禧公园是上海第一座高线公园

比如FuFu，我们当时在这个空间框架里面，设计了一系列的空中连廊，有点像我前几年在普陀百禧公园做的一个立体交通系统。因为从街区商业的角度来说，一楼肯定最有价值，但二三楼是比较难的，我们就想通过这个空间廊架，能够激活二三楼的空间效益。

但后来在招商过程中就发现，有几个商家特别不喜欢这个廊架在外面。因为我们整个空间是口袋型的，如果你要通过廊架才有机会进入后面的空间，这些商家会觉得，哎呀，很干扰。但法国人觉得这个概念太好了，他放不下。

曹杨百禧公园的立体交通系统模型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直接面对消费者、面对客户的项目，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多方博弈，我觉得我一直在保持观察。蛮长时间都在博弈这个空间框架要不要保留的时候，我们当时主动提出来说，要不把门口这一排拿掉，只做一个更轻质的连廊，也就是现在入口处的这一个。

做完这个，相当于达到各方的平衡了。其实也在后续的呈现上，我能够更完整地看到这个街区延伸到里面，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街区广场。

根本性不在于结构的美学，这可能是我跟很多建筑师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根本性在于激活空间。就不论你是什么手段激活，能激活是最重要的。

徐：可以说你公司做的第一个商业项目就爆火。

刘：过去我们做的绝大部分都是文化类、公共类建筑，但我觉得城市就是最大的商业。

因为城市就是由人的聚集、人与人之间商品的交换形成的。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商业空间，那其实还是回到，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空间。

徐：对你来说，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设计？

刘：我觉得城市更新要有趣、要有人情味。

FuFu、包括百禧公园，在交付给老百姓之后，我周末有时候还会骑车过去逛一逛。看普通人怎么去用这个空间，对我有很大的满足感。

徐：有哪些老百姓的使用让你非常惊喜的？

刘：比如FuFu入口处有一个斜坡，带一个缓台阶，本来首先是为了满足无障碍通行。后来发现经常到了晚上，店都关门了，但会有一些路人就坐在这个台阶上，抽个烟，拿瓶酒，或者遛个狗散步到这儿、坐一下。我觉得那个状态就特别好。 

FuFu入口处的斜坡，路人会随性地坐一坐

另外一个细节是沿街有一排长凳，最开始哪怕不知道招哪一个商户，是我一直坚持要保留。我就说，诶，这不是要做餐饮吗？我等位呢，坐着排比站着排来得要舒服。 

事实证明，商家进来以后，第一周就爆火，排队排得很长，老板还去订那种圆的小软垫放上去。后来路人经过，老奶奶、小朋友、老外什么的，自然而然地就坐在这个边上休息，把它当成一个街道的公共座椅。

沿街的一排长凳，也被用作公共的座椅

这种时候，就是我们的设计被人读懂了。

徐：你在社交媒体上写过：“允许路人躲雨，是很高贵的城市设计。”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刘：就是有感而发吧。

我当时正跟儿子散步，就突然间一阵狂风暴雨下来。我们看到街对面有几个棚子，墙往内退了大概30公分，刚好留出一块可以坐的地方。

我坐在那，就看到旁边有两个年轻人，正好逛街逛到这儿，还有一个环卫工人。右边是一对夫妻，还推着婴儿车。那个时候风很大，伞已经没什么用了，人就都躲在这里。

我就看，“哇，这就像人生百态，都在这个不到5米的空间内。”

人生百态，都在一个不到5米的空间内

我们过往对城市的概念，可能是偏宏大叙事，城市地标、城市形象。再往后，要打卡、要网红，或者我们现在说得比较多的，要松弛感。当然，一个时代在演变，我们的关注点不一样。

但到最后的最后，当一场雨下来的时候，你最需要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个能够庇护人的空间。 

很多时候，不是我一定特意去设计它什么，但是我留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做人跟做设计一样，就是把这个底线维持住。我特别反感，或者说特别害怕，看到公园那些座椅，上面还要放一些东西，怕人躺嘛。

我们做城市设计，多一点容忍，多点人性，这个城市会更有温度。怎么样在设计上体现呢？在真正能够用的空间上体现。还是这些细节，座椅、遮雨的棚子。 

徐：你最开始并不是学建筑的？

刘：我出生于台湾小镇，后来去美国念书，先是以生物工程进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本科。

接触到校园当时的建筑，还蛮代表美国那个年代最高质量的一批粗野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包括路易斯·康的萨克研究所，就在学校对面。我就发现建筑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那时候真的完全是一个热爱。

萨克生物中心，由20世纪建筑大师路易斯·康设计的现代主义经典

真正从专业上改变我对建筑的理解，还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库哈斯。他在建筑学里，相当于扛起了一个城市建筑学（Urban Architecture）的范式。跟他做珠三角的城市研究，这也直接推动我最后想回到内地实践的决定吧。

刘宇扬（左）与导师雷姆·库哈斯（右） 

我2007年搬到上海，整个城市就算高速发展。但可能跟我们的工作方式有关，在早年反倒会觉得我们发展挺慢的。

07 年那个时候，但凡你要做一些跟房地产相关的业务，你可能很快可以涨到50人、 100 人，甚至两三百人，但我们很多年都维持在大概10 多人这样的规模。

主要还是因为每个项目，我不太想复制自己。但我们希望有一套比较稳定的方法论，去面对城市的复杂问题。

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患，每个都有特殊的情况，你必须要给他做各种检查，再通过一些被验证过的方法来给他治疗。所以我们光调研就会花很长时间，再从方案中慢慢去跟业主互动，在这些过程形成我们自身的经验。

我们也会本能地拒绝掉要快速上马的项目，势必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是那种快速复制、或者高速成长的一种事务所状态。

快节奏的结果会发现它落地并不好，它只是建完了。我们过往这么多项目里面，还没有哪一个所谓烂尾的，或者做完空置很久、租不出去，都用的还蛮好的，这是我自己觉得比较自豪的。

比如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是我做的第一个小学。到现在为止，那个校长都非常喜欢那个空间。很多项目类型我们可能做得并不多，包括幼儿园，就做了几个，但是跟每一个园长到现在都还有微信，保持很好的关系。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我是库哈斯的学生，但大家对我的评价是，你是最不像库哈斯学生的学生。我不会一上来要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建筑，但是我觉得在策略上一定都是有效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我是所谓“艺术性”特别强，可能“公共性”更为准确。

徐：我2017年采访过您，那时候工作室还在五原路，400平米的小楼，我很喜欢那个建筑。今天来，我还蛮惊讶的，只剩两个小开间。一个著名建筑师，能把减法做到这个程度。

刘：我们刚搬过来三个月。空间大概是原来的1/10，人数可能是原来的1/3多一点。

到明年我们在上海就二十年了，这又好像回到我第一年的状态，很小很紧凑，沟通很便利。也没有什么所谓包袱。当然，行业下行是一个考量，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更多可能跟我的人生轨迹，每到一个阶段会做一个硬切换有关。我觉得有时候想太多了，反倒时间也就这么过了。那我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其实没啥问题的。从美国到香港，又放弃了香港很好的教职、包括弄得很好的居所，切换到上海，从零开始。

刘宇扬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7年

徐：我也碰到有建筑师对行业非常悲观，你怎么看？

刘：我从来没有乐观过，所以现在也不会悲观。

美国从70年代之后，已经过了建设的高峰期。80 年代虽然经济很好，但建筑并不好，是慢慢降下来的一个行业。等到我97年毕业、在纽约工作，就没有自己出来能挣很多钱的那种感觉，从来没有过。 

可能身边我这个年龄的（国内）同行，90年代是一张效果图 8000 块的年代，现在可能一张效果图都不到 8000 块。就经历过那个年代，再跟当下去比较，那肯定是一个悲观的心态。

但在我心里没有那么大的波澜。看这个行业下行，也不觉得它是一个末日，我觉得它就是回到正常。

我有一个项目，设计费能撑我大概半年到一年，我雇两个人，租个房子，能够开下去，那我就做了。我只要搞定这一个客户就可以了，不用说对整个市场，一定要多乐观或多悲观。

因为对一个建筑师来说，你真正面对的就这么身边几个项目，你能做的也就这几个，你要真正有兴趣，你愿意往下做，你就继续做，对吧？你就得喜欢自己手上做的这个事。

当然我们的优势在于，经历了这二三十年，有了积累了，跟现在的年轻同行不太一样。年轻人可能会说，到底我的机会在哪里？

90年代，台湾也经历过房地产泡沫。台湾话有一句叫“钱多得淹脚目”，意思是遍地都是钱，钱淹到脚踝这边。

但我发现在那个时候之后，台湾过去 20 年有不少好的建筑。虽然量不多，但是品质已经接近日本或者欧洲的水平。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机会，就是你真正想做一点好东西，可能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

徐：比如城市更新这一块。

刘：城市更新一定要摒弃所谓这种大拆大建、快速上马的模式。国内太多过往的经历就是，我要更新一个片区，直接推倒重来。这种推倒式的更新，对城市很伤害的。

过去 20 年，我们不缺个别非常优秀的精品建筑，我们缺的是一套耐候性更好、有建造质量、能够被社会大部分人享用的体系。

大概10多年前，我们就去尝试建造一套模块化的体系，比如说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的设计。它不是装配式的，还是在工厂里焊接完再运到现场。但立面的设计，容纳了一些不同的可替换、模块化的功能，已经涵盖了这样一个思路。

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

只要把足够这些体量的东西放在一起，通过空间动线的组织关系，我们能够把一些相对松散的城市变得有都市感、有稠密度。

城市是一个最大的活体，里面每一个单体建筑、每一条巷弄，它都是需要不断地被维护，就像我们的细胞修复一样。有很多功能的增补、空间的修复，我觉得都是接下来比较需要建筑师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