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0 月 12 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基础。伍德福德 2003 年的专著 Interest and Prices，奠定了用新凯恩斯 DSGE 模型对货币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的框架。霍尔则从消费预期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两个方向，为这套框架提供了关键的微观基础。而与此同时，来自J. 多因·法默（J. Doyne Farmer）的书籍《理解混沌》[1]，也在部分章节中提到了上述标准经济学模型。只不过，法默更关注这套模型的局限性，同时，他在书里给出了来自复杂经济学可能的替代方案。这本书的中文版刚由中信出版，集智俱乐部组织翻译，译者是社区成员陶如意、孙璐、方逸雯。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有限理性、经济周期就在前天下午（2026 年 10 月 12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把 202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其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基础[2]。霍尔 1978 年的工作讨论了一个长期困扰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家庭消费是 GDP 中最大的一块，但消费取决于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预期不可观测。过去，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各种经济指标中寻找消费变化的规律。霍尔的思路是：如果人们会根据已有信息提前安排消费，那么这些信息对未来消费的影响，应该已经反映在当下的消费决策里。他把这个结论表述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3]，这项工作后来也成宏观消费理论的重要起点。霍尔的另一块工作聚焦于劳动力市场。他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如何影响就业和失业的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5]。例如，在分析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失业波动时，他发现，衰退期间失业率上升，主要不是因为更多人失去了原有工作，而是因为失业者更难找到新工作。另一位诺奖获得者伍德福德的贡献，则在于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系统地用于货币政策分析[6]。DSGE是一个更一般的框架，1982 年，基德兰（Finn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以真实商业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RBC）为代表，推动了这一类模型的发展；两人后来获得了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7]。伍德福德进一步将这套框架用于研究货币政策，尤其是如何在明确的经济机制和福利标准下，分析央行应该如何设定利率。2003 年，伍德福德出版了专著 Interest and Prices。书中给出的模型主要是三个核心方程，分别描述经济主体的跨期决策、通胀的变化，以及央行如何设定利率，覆盖了消费、通胀和利率政策之间的联动关系。诺奖科普材料把这个模型称为 “the prototype for all the New Keynesian models that have followed in its footsteps”。对央行来说，这类模型提供了一种可以反复推演政策后果的工具：如果降息，经济和通胀可能怎样变化？如果通胀持续高于目标，利率又该如何调整？现实经济当然比模型复杂得多，但模型至少提供了一套可以明确讨论、计算和检验的分析框架。一个题外话故事：1993 年伍德福德和另一位经济学家沙因克曼（José Scheinkman），一起和佩尔·巴克（Per Bak）合写过一个小模型，首次尝试把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引入经济系统[8]。巴克是自组织临界理论的提出者。他曾用沙堆来解释这一机制：沙粒不断落下，沙堆逐渐接近临界状态。此时，即使再加一粒沙，也可能引发一场雪崩。雪崩的规模有大有小，而且其大小分布往往呈现幂律特征。后续研究表明，自组织临界在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具体见wiki.swarma.org）。而他们合作的这篇文章将类似的机制应用于一个多层的供应链网络上，让局部的库存冲击在上下游之间非线性地传播，使得微小扰动也能累积成为整体经济的波动。
诺奖科普材料在讲完这套体系之后，给了一句结尾：“Quite simply, there are no other viable alternatives.”（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就在近期，来自牛津大学、圣塔菲研究所的J. 多因·法默（J. Doyne Farmer）的中译本《理解混沌》一书出版，本书也在部分章节中提到了上述标准经济学宏观模型。只不过，法默更关注这套模型的局限性，同时，他在书里给出了来自复杂经济学可能的替代方案。第一根是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经济学假设，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不同的选择赋予效用分数。面对不确定性时，主体会将每种可能结果的效用乘以其发生的概率，再加总得到预期效用，最后选择预期效用最高的方案。第二根是均衡（equilibrium）。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将市场价格的形成抽象为一种试探过程：假设有一位拍卖师不断调整报价，买方和卖方则根据价格报出各自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价格随之调整，直到供需相等。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进一步将效用最大化与市场均衡联系起来：从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决策出发，可以推导出供需曲线，并由此确定市场均衡价格。此后，均衡逐渐成为经济学建模的重要出发点。第三根是主体对未来的信念，也就是经济主体如何形成预期。目前宏观经济学中影响深远的一种处理方式是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穆斯（John Muth）在 1961 年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主体的预期并非随意猜测，而是建立在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之上，并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形成判断。理性预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准确预测未来，而是说，他们的预期在系统性意义上与模型所描述的经济规律相一致。把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理性预期三者结合，构成了经济学里一套被称为新古典（Neoclassical）的基准描述。在这一框架下，家庭根据偏好和预算约束决定消费、储蓄与劳动供给，企业根据生产技术和成本决定投资、用工与产出，市场价格则通过供需互动协调个体决策，使市场达到均衡。传统基准模型通常还假设市场竞争充分、信息和交易不存在重要摩擦。此后，经济学家不断为这套静态框架增加时间维度和现实机制。索洛（Robert Solow）将资本积累引入增长模型[9]；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Ramsey–Cass–Koopmans model，RCK）进一步将储蓄决策内生化；基德兰（Finn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提出了真实商业周期模型（RBC），将随机冲击引入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用技术冲击解释经济波动。1970 年代的滞胀及后续研究推动经济学家进一步考虑价格黏性、市场力量、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由此发展出新凯恩斯模型。RBC 与新凯恩斯模型虽然对经济波动的机制有不同解释，但都属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的重要分支。然而，这些扩展并未改变标准框架的基本建模逻辑：主体通常按照预设的优化规则行动，对未来形成具有一致性的预期，经济结果则通过均衡条件加以刻画。为了让模型保持可解性，研究者需要对行为和市场机制作出简化。例如，卡尔沃定价（Calvo pricing）假设企业只有在特定随机机会到来时才能调整价格[10]；罗滕伯格定价（Rotemberg pricing）则假设调整价格需要付出成本[11]。两者以不同方式刻画价格黏性，并在常见的线性化设定下导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这些设定使模型能够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法默却认为，标准经济学框架仍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局限：一是行为假设：尽管行为经济学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现实决策偏差的证据，如何将有限理性和实际决策规则系统地纳入宏观政策模型，仍是一个挑战。二是不确定性：标准模型通常能够为各种可能情境及其概率分布建立明确描述，但现实中的经济主体有时既不知道未来事件的概率，也无法穷尽可能发生的情境。换言之，标准模型擅长分析给定行为规则和概率结构下的经济运行，却未必能够充分刻画行为适应、主体互动和根本不确定性带来的复杂动态。从西蒙开始的有限理性
1955 年，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12]。他认为，人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远不足以支撑标准经济学所假定的完全理性。现实中的人通常不会穷尽所有选项、计算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再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他们更常做的是利用有限的信息和简单的经验规则，找到一个足够好的选择。例如，房地产中介可能先把房屋定价定得略高于预期成交价，如果卖不出去，就逐步降价，直到找到买家。这个过程不需要中介掌握完整的市场信息，也不需要求解一个复杂的最优化问题；他只需根据反馈不断调整自己的期望水平。心理学将这类过程称为期望水平适应机制（aspiration-level adaptation）。这些规则很容易理解，也可以直接写进计算机程序，西蒙后来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限理性的思想也逐渐进入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但将这类行为机制系统地纳入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建模框架，仍然面临困难。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是否承认现实中的人存在认知局限，而在于如何把这些局限转化为可分析、可计算的模型，并进一步解释个体行为如何共同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但是，要想将这样的规则转化为能够解析求解的数学方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这恰恰构成了标准经济学的一项方法论障碍：如果研究者坚持用最优化和均衡来组织模型，就可能不得不排除那些难以用这套语言描述、却更接近真实行为的决策机制。而且，更关键的是，对于实际的问题，最优化计算并不能消除输入信息的不确定性。以投资组合场景为例，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可以在预期收益、风险和资产间相关性给定的情况下，计算特定风险水平下的最优资产组合[13]。然而，预期收益或风险估计中的微小误差，就可能导致最优投资组合发生剧烈变化。一个在已知参数下表现优异的公式，未必能在真实的未知环境中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故事引出了法默反复强调的一个标准：模型的价值不能只看它对已有数据的拟合程度，更要看它能否预测尚未发生的事情。 一个复杂模型可能很好地解释过去，却因为参数估计误差和过度拟合而无法推广到未来；一个简单的经验规则虽然不一定能充分解释历史，却可能具有更好的样本外表现。对法默而言，模型是否经得住真实数据的检验，比它在形式上是否优雅、能否得到解析解更加重要。法默以大规模的多主体模型（agent-based model）作为标准经济学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者补充）：研究者直接模拟大量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而不是去求解这些主体的最优行为。他的团队曾在住房市场模型中模拟十万个不同的家庭，并在普通笔记本电脑上运行。当然，这种方式同样面临计算量的问题，但它至少说明，放弃对整体最优化解的追求，有时反而能让研究者处理规模更大、行为更多样的系统。宏观复杂行为如何内生出现：以“经济周期从何而来”为例
在标准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波动往往被解释为技术、政策或其他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后，理性主体对新环境作出调整的结果。法默并不否认外部冲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经济系统内部的互动本身也可能产生持续的、不规则的波动，即经济周期也会内生于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法默在牛津指导的学生浅野由纪（Yuki Asano）曾对RCK模型进行过一个有启发性的改造[14]。传统 RCK 模型通常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性家庭来描述整个经济，并通过最优化求出储蓄与消费决策。浅野则将这个代表性家庭替换成数千个彼此不同、具有有限理性的家庭，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每隔一段时间，家庭会观察邻居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并模仿其中消费水平最高者的储蓄率，同时带有少量随机误差。换句话说，每个家庭不需要知道什么才是全社会的最优储蓄率。它只需要观察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过得更好的人，然后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参数是社会互动时间（social interaction time），即家庭调整储蓄率、模仿邻居的平均时间间隔。互动频率不同，经济就会走向不同的状态：互动过于频繁时，经济可能陷入贫困；随着互动间隔变长，储蓄率和财富逐渐上升；在一定条件下，平均储蓄率甚至可以接近黄金法则（golden rule）所对应的水平，也就是使长期人均消费达到最大值的资本积累状态。然而，当储蓄率接近这一看似理想的水平时，模型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现象：产出和平均储蓄率开始发生不规则波动，经济表现出类似商业周期的动态；与此同时，家庭财富逐渐分化，形成相对富裕和贫穷的群体。这一结果挑战了一个常见的直觉：即使个体的行为规则十分简单，集体层面的行为也可能非常复杂；即使每个家庭都试图从身边的成功者那里学习，整个经济也未必收敛到稳定、理想的状态。宏观波动可能不是外部冲击打破均衡的结果，而是微观主体不断适应彼此行为时，内生地产生的动态。法默在书中还介绍了更进一步的博弈论理论工作，展示了系统的稳定状态依赖于博弈的复杂性和竞争程度，即均衡并不是必然出现的终点。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往原文阅读[1,15]。回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工作，让经济学家能够从微观决策出发，建立分析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定量模型。这套框架的成功有目共睹，也为央行的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工具。但一种理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已经穷尽了理解现实的所有可能。法默在《理解混沌》中提出的挑战，是在追问这些宏观理论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默所倡导的复杂经济学，是在试图建立另一套定量研究纲领：以更贴近现实的行为规则为基础，通过计算模拟研究宏观动态，并以经验数据和样本外预测检验模型。它与标准经济学的分歧，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建立经济理论，以及什么样的理论才真正有能力解释现实世界。标准模型与复杂经济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起点：一种从优化行为与均衡出发，推导经济如何运行；另一种从具体的行为规则与主体互动出发，观察宏观规律如何涌现。它们的价值，最终都需要回到对现实的解释与预测中接受检验。参考文献[1] Farmer, J. Doyne. Making Sense of Chaos: A Better Economics for a Better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2]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26: The Laureates Have Helped Us Smooth Out the Economy’s Peaks and Troughs.” October 12, 2026. https://www.kva.se/en/news/the-prize-in-economic-sciences-2026/[3] Hall, Robert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no. 6 (1978): 971–987. https://doi.org/10.1086/260724[4] Hall, Robert E., and Frederic S. Mishkin. “The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 to Transitory Income: Estimates from Panel Data on Households.” Econometrica 50, no. 2 (1982): 461–481. https://doi.org/10.2307/1912638[5] Hall, Robert E. “Job Loss, Job Finding,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U.S. Economy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 (2005): 101–137. https://doi.org/10.1086/ma.20.3585415[6] Woodford, Michael.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7] Kydland, Finn E., and Edward C. Prescott.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50, no. 6 (1982): 1345–1370.[8] Bak, Per, Kan Chen, José Scheinkman, and Michael Woodfor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from Independent Sectoral Shocks: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in a Model of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Dynamics.” Ricerche Economiche 47 (1993): 3–30. Working paper vers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4241, 1992. https://doi.org/10.3386/w4241[9] So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no. 1 (1956): 65–94. https://doi.org/10.2307/1884513[10] Calvo, Guillermo A. “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 no. 3 (1983): 383–398.[11] Rotemberg, Julio J. “Stick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no. 6 (1982): 1187–1211. https://doi.org/10.1086/261117[12] Simon, Herbert A.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no. 1 (1955): 99–118. https://doi.org/10.2307/1884852[13] Markowitz, Harry. “Portfolio Selec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 no. 1 (1952): 77–91. https://doi.org/10.2307/2975974[14] Asano, Yuki M., Jakob J. Kolb, Jobst Heitzig, and J. Doyne Farmer. “Emergent Inequality and Business Cycles in a Simple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 no. 27 (2021): e2025721118. https://doi.org/10.1073/pnas.2025721118[15]Pangallo, M., T. Heinrich, and J. D. Farmer. 2019. “Best Reply Structure and Equilibrium Convergence in Generic Games.” Science Advances 5 (2): eaat1328.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at1328.
来源：集智俱乐部
编辑：Hay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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