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著名诗人、翻译家，

他的译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

他上一次出圈进入大众视野是在3年前，

在许鞍华导演的纪录片《诗》中，

他称自己从香港搬到大陆，

是因为“经济流亡”。 

年轻时代的黄灿然。几十年里，他翻译了文学史上一系列伟大的名字，包括里尔克、米沃什、布罗茨基、聂鲁达、苏珊•桑塔格等

这个说法，也许概括了他的半生：

文学上的名声不断累积，

现实的生活却常常捉襟见肘。

年少时，他白天在香港的制衣厂做工，

晚上回到拥挤逼仄的棚屋（木屋）。

21岁，他经过两年的夜校学习，

考入暨南大学，

毕业后他进入香港《大公报》做国际新闻翻译，

25年里，没升过职，没提过涨薪。 

工作中的黄灿然，雷打不动

2014年，他辞职、离开香港，

搬到深圳海边的村子里，月租1000元，

此后，他把全部的时间留给诗歌和文学翻译，

房东涨价，他就再搬。

60岁之后，他更是争分夺秒，

他说：“不能浪费时间了，要做的事情很多。”

翻译和写诗，经济回报少得可怜，

一天的耕耘甚至换不来一包烟，

但这二者之于他，是“活着的理由”。

这个夏天，徐沪生来到深圳坪山仔村拜访黄灿然

今年夏天， 一条创始人徐沪生来到深圳的坪山仔村，

拜访这位他认识了十多年的老友。

一年到头，黄灿然总穿着差不多的衣服，

鞋底也磨出了小洞，

他却安然处之。

他的生命不以扩张的方式展开，

只需要一个很小的角落，

一本书、几部词典，

他的生存是艰辛的，也是坚固的。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在坪山仔村的村民眼里，黄灿然是那个每天在山野间遛狗的瘦削男人。没有人知道他写诗，也没人知道他翻译过文学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

他的家“寄居”在一位村民的自建房里，他租下了房子的第3层，推开主楼侧边的一扇小门，沿着窄窄的步梯向上，狗狗的叫声最先迎接客人——黑仔和摩卡，都是黄灿然来深圳后收养的小狗。黑仔是帮洞背邻居遛的，遛着遛着就带回家养了；摩卡是搬到坪山仔村后一个大雨天夜里在路边捡来的。在这个安静的家中，它们是最热闹的两位成员。

黄灿然笑着从门后探出头，为我们泡上茶，端出煮好的花生。他清瘦的身体上套着两件短袖，年轻时他生过一场大病，从此格外注意保暖。

黄灿然在村中遛狗

房子的西南两面被绿色环绕，走到小阳台，视线的尽头是绵延的小山。稍远处是高耸的七娘山，白云或远或近，山林间缀着两三座岿然不动的巨石。他经常搬一把木椅子到阳台上，面对眼前长久静默的山脉，读书、做翻译，黑仔和摩卡就在他的脚边闭目养神。

一张不大的书桌，是他在这个世界活动的原点。他从成摞的书堆中，挤出一小块工作的空间。他用手机工作，坐下时，背挺得直直的，双肘撑在桌上，肘关节磨出黑茧。

在这个飞速跃进的世界里，黄灿然保持一种静止。他不喜欢旅行，从深圳回香港已经是他日常去到的很远的地方。他不怎么用AI，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我在研究的东西，它是不可能知道了”。他没有搭上过时代发展的快车，也从未因此失去什么——潮水退去时，他不会因为亦步亦趋被拍在岸上。

他有一首诗《世界之大》讲述了他不喜欢旅行的理由：一个世界旅行者，是不可能去到他的出生地晏田，或者那个镇罗溪，甚至可能泉州都没去过，假设“我”是那个旅行者，竟然没去过我的家乡，那不是可悲又可笑吗？

黄灿然在阳台做翻译

十二年前，他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香港，搬到深圳的村子。从香港《大公报》辞职的那天——那是一个他呆了25年的地方，走出大楼时他没有任何留恋，“太奇怪了”，他说，“我是不是待得太久了？”

在许鞍华的纪录片《诗》中，他把自己的迁徙形容为“经济流亡”。最初他落脚在洞背村，房租每月1000元，不到他在香港住的唐楼租金的1/8，但空间扩大了两三倍。在洞背生活了8年，房东想要房租翻倍，他只好又带着一百多箱书籍，搬到如今的坪山仔村。

他循着更便宜的房租流动，但并未给他带来任何不方便的感觉。他说，在中国是可以生活在夹缝间的。“夹缝这个词，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小，而且是很讨厌的那种东西。但事实上因为中国足够大，你在这个夹缝里面，有很大的空间。”

租住一百多平米的自建房，是他在香港想都不敢想的“豪宅”。出门散步，不再是被高楼填满的天际，抬头有广阔的天空，翻过山，是望不到尽头的海。他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多伸展的空间。

步行40多分钟，即可到达南澳镇

年轻时候的那场大病，让他体悟到“人是物质性的”，从此就认真吃饭、好好锻炼。他强调蛋白质的重要性，家里的冰箱储存着牛肉、排骨和虾，除此之外便是向惠州农场订购的蔬菜和蜂蜜。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他很讲究食物的品质，保证身体摄取充足的营养，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工作。

他每天早起，先自制一杯港式咖啡——微波炉加热黑白全脂淡奶后，在装了淡奶的杯子上用挂耳袋冲泡提前磨好的咖啡粉，最后加上一小勺白糖（脑力工作对糖的消耗量很大）。再冲泡一小杯蜂蜜水，这样可以维持几个小时的工作。到了十点左右，他会煮上一碗小米粥或是一点鹰嘴豆当作正式的早餐。午饭之后小憩一下，等到体力恢复，又开始雷打不动地读书、翻译，直到半夜。

翻译对黄灿然来说，是一种“修持”，需要精神的高度专注，浸入其中便能忘记烦恼。从英文转译一本诗集，他会对照不同英译者的版本，有时候为了一个词，他要琢磨很多个晚上，比如，用留下、驻留还是停留？他一遍遍唤起自己细微的感受，去捕获更准确的语言。

被翻烂的《英汉大词典》

他翻烂了七八部比砖头还厚的《英汉大词典》，蜷起的毛边、散开的书脊，是他投入时间的印记，他笑称：“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有人说，翻译像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他用尽时间，认真地行走在每一个词语之间，字斟句酌地打捞回翻译中可能的损失。

有时候，他一个月都见不到什么朋友。他经常一两天不看微信，手机的页面也干干净净，只留几个必要的APP。他把手机、短视频比作“美杜莎的目光”，每天我们面对美杜莎的目光，被石头化好几次。而他用手机查资料、做翻译，手机就成了珀尔修斯反杀美杜莎的铜镜。

工作太累了，他和女友步行到三公里外的南澳镇，去全家或是麦当劳喝一杯咖啡，在空荡荡的码头晒太阳、吹海风。“就这么简单的生活，很枯燥，但对我来说，没问题。”

每周的休闲时间，是和女友去镇上的便利店或麦当劳喝杯咖啡

在他的前邻居、朋友周慧的眼中，黄灿然是朋友们心中的“定海神针”，“谁遇到事情，只要和他说几句话，有时甚至只用看到他，看他心无旁骛地走山，大口吃饭，看他在窗边的写字台长久又长久地工作，就能得到答案。”就连小狗黑仔，一遇到雷雨天，它也要躲到黄灿然的裤腿下，从一动不动的主人那里获得一些安慰。

虽然村中无人知道他写诗，他却悄悄写下村子里的一切。房子不远处的小广场旁，有两棵交缠的百年古树，一场台风拆散了它们，三百年的依傍一夜终结，他写下一首《无偶树》为此悼念，

“它们互相的招呼声消失了，但

也许它们藏于地下深处的交谈

还将维持，也许不止于维持到

有一天它也躺下，而消失留着。”

泥壶蜂在黄灿然的书架上留下建筑好的小房子

他也为家中的泥壶蜂写诗。书柜后的缝隙，常有泥壶蜂寄居于此，每天进进出出，留下它们的房子——一只只奇形怪状的精美小陶罐。黄灿然每次离家前，都会专门为它们留一扇阳台门，供它们自由出入。

他有一双在平常中发现奇迹的眼睛，把平凡到不能更平凡的事物变成诗，他的朋友诗人、评论家凌越说：“是因为他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看着这一切。”

青年时代的黄灿然，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在深圳的村里走山，黄灿然常常感慨像是回到了童年。那是60年代的中国，泉州的晏田村，四面环山，只有16户人家。山很高，经常起大雾，想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不容易，他经常光着脚走上半天，走到悬崖边，山的背面不过是另外一座山。

成长过程里，他已经饱尝贫穷的滋味。由于村里没有什么小孩读书，他总是要一个人背着包囊沿蜿蜒的山路上学。1978年，15岁的黄灿然几经周折跟随两位姐姐，移居到了香港。但香港的繁荣与他无关。他在制衣厂当杂工，给牛仔裤缝纽扣、锁边，帮货车司机卸货，他躺在一捆捆热乎乎的牛仔裤上歇息，车间里没有空调，轰隆的机器声和粘稠的空气搅在一起，人永远是湿漉漉的。

有一次，他的拇指被一整颗钉子刺穿，人被送去了医院。血流如注，他说印象里没有痛，只是觉得麻了。

上个世纪香港的棚屋（木屋）区

晚上，他回到棚屋（木屋），房子密密麻麻，屋顶是铁皮搭的，雨落下时聒噪不已，冲凉只能穿着短裤蹲在路边冲，要么就在公共厕所。有一次，他坐巴士经过越南的难民营，他趴在玻璃上流露出羡慕，难民们住得比自己好。

“就是绝对没有更低的（生活）了，已经去到最低了。所以这回过头来说，好像我的生活在一直改善。”

在工厂的日子，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书籍之外，他没有朋友，无人说话。工友们嘲笑他，读书有什么用？当时，办公室职员的工资可能赶不上一个打工仔的收入，“因为是计件的，你做得比较快，又加班，你的收入可能更高”。

每月两次的出粮日（注：粤语中的发薪日），工友们领到薪水后，吃喝嫖赌，他却跑到家附近的观塘书店。读书却没能拯救他的苦闷，因为太孤独，太迷茫，他整天想着自杀。

大学时代（1986），黄灿然（蓝背心）与诗友在油印《红土诗抄》

唯一的一束光来自于老家的舅舅：你这么喜欢读书，应该去考暨南大学，那里招收港澳生。于是20岁，他从ABC开始学英文。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一个叫作“重生”英文夜校的地方，从香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念起，抱着一本《新英汉词典》翻来覆去地看。

写诗是从大学期间开始的。1984年，他如愿考进暨南大学，并加入了当时刚毕业的上海诗人沈宏菲创立不久的红土诗社。很神奇，好像一下笔就会写。一年后，他就被任为社长。

1990年，他考入《大公报》做新闻翻译，几年后他就成了报社译得最快最好的人之一，最快的时候一小时译1500字，手指哒哒哒，像弹钢琴一样。

在香港《大公报》时期的黄灿然

90年代，香港的制造业转向了珠三角地区，工友们纷纷失业，做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他们说：你怎么能预知未来？他说不知道，只是自己喜欢，“命运中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安排”。

大概两年后，繁重的翻译加上长期夜班、抽烟喝茶、饮食不规律，摧毁了他的身体。最恐怖的时候，他在房间里，感到身体要飞出去，下一秒就要破窗而出。理智告诉自己要后退，身体却不受控制。

随后的十多年，抑郁症将他拖入灰暗的水下。他在《病人》一诗中写道：“灵魂的棉絮飘飞，肉体也像借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也写于那个时期，“一生就是这样在守望中舔起伤口。/对人冷漠，对己残酷，/对世界视若无睹，对花草不屑一顾，/一生就是这样在反省中拒绝悔悟”。他吃抗抑郁药，有时候，讲电话时意识突然卡住，头也转不动了，“像是处在死亡的阴影下”。

年轻时代的黄灿然

1993年，妻子和孩子从内地搬来香港，具体的琐事占据了生活的上风，租房、供孩子读书，分散了他的胡思乱想。他开始走山、游泳，牛仔裤的口袋里永远放着一盒救心丹。食物是最终帮他脱离危机的那个关键。2006年，他开始在公司附近的西餐店吃牛排、三文鱼、虾，一个月到手本就不多的工资，相当一部分花在吃饭和买英文书上。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吃回来的。

他从蹚过的“地狱”爬了出来，“像感冒恢复后，觉得原来的世界非常舒服、非常美。”

诗歌主动地贴近他，短短3个月里，他写下了90首诗。阳光、风、绿色，目之所及都在滋养着他，看到一块石头会感动得想要落泪。“下雨，已经不是平时的雨，你晒着阳光，你不是躲避，你对这阳光有具体的微妙的反应。”

他开始进入一种跟世界恋爱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灵感“波澜壮阔”，“看任何东西都是活的”，一个招牌、菜市场上的蔬果，都会变成有生命的东西。日后，这些诗被他收录进了《奇迹集》。

坪山仔村

“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世界全是诗。”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这个问题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纠缠他。也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抑郁、迷茫中，文学翻译给了他“为别人”的价值感，就像摆渡人，横跨语言的河流，把在世和后世的人护送到文学的彼岸。

那时，黄灿然就确认了文学翻译和写诗这两件人生大事。他曾经把写诗和翻译的关系比作：“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一年只写十来首诗；翻译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

翻译像马拉松，要在反复的查阅、比对中磨练耐性，“翻译中没有天才”，一步一个脚印地换来用于生计的面包。

诗歌是灵感之子，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需要诗神的眷顾。但飘忽不定的诗，是他体验自我、发现世界的秘密通道。这种最自由的文体，带他跳出语言创造的牢笼，一遍遍激活他对世界的感受。 

黄灿然在租住的家中

这句话会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显得过于不合时宜。当整个社会都在制造财富焦虑的时候，黄灿然给自己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要求：金钱，不是换取自由的必然前提，甚至相反，可能引他走向一条自己不想走的路。他说“努力不赚钱”这句话可圈可点，在确定了赚不赚钱的边界之后，就要尽量在不赚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赚钱，例如遇到约稿，只问价钱，不问刊物。

他对此有充分的实践。不久前，友人在饭桌上建议他开一档诗歌音频课，市场广阔。黄灿然摇了摇头，大叹一声：“（这种课）内容含量太少了”，他没有兴趣。

更年轻的时候，常有报社邀请他写评论、开专栏，稿酬可观，大多都被他拒绝了，“评论需要大量且大块的时间，大约两篇长评论就相当于一部翻译著作的时间”，所有会损害翻译和写诗的事情，都被他拒之门外。

在《大公报》的25年里，他没有跟老板提过升职加薪的需求。有报社开出高薪想挖走他，他思量后拒绝：“肯定要付出代价的。”

很长时间里，黄灿然只穿一双鞋，穿烂了再买。如今他脚上的运动鞋，鞋底已经被磨出了小洞。一件物品，但凡还有拯救的余地，他绝对舍不得丢弃。每隔一段时间，他要把磨烂的牛仔裤送去镇子上的裁缝铺，缝缝补补又穿一季。

客厅的大书架是开茶馆的洞背邻居送的茶叶柜。家里很多椅子是别人送的，电脑、音箱、茶壶也是朋友送的，三个房间的三台空调分别是三个朋友送的。

但于他而言，这种清贫微不足道——把欲望降到最低，既不会被它拖着向前，也不用花额外的时间去做选择。

在村中散步

物质上拥有得很少，他对身边的人却非常慷慨。他在洞背村的邻居周慧说，黄老师送人东西，一定都是自己用了觉得最好的，为此他还嘱咐过女友，千万不要把自己觉得不好的东西送给别人。村头的保安、小饭店痞里痞气的中年老板、年轻青涩的装修工，他总有耐心同他们久久交谈。

翻译和写诗，都无法带来稳定的经济回报，但从未困扰过他。他引用过《圣经》里的一句话——生活不用担心，天上的鸟地下的蛇，它们没手没脚都能活，人不用担心活不下去。

尤其是过了60岁之后，时间对他来说更加紧迫。他更少外出了，以前为了省钱，可以多转几趟巴士；现在他宁愿花几百元打车回香港，也不再花时间和精力在路上辗转。 

以下是徐沪生与黄灿然的对谈节选： 

徐：你在《大公报》从事国际新闻翻译工作， 25 年里面，中间有产生动摇过吗？

有过两三次，是别的报纸杂志找我，给了比较高的工资。但是我知道，你这个肯定要代价的。

新闻翻译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它简单，翻译熟了之后，我像弹钢琴一样，跟打字一样快了。就是个很机械的工作，你可以把我当成个最精密的 AI 吧。我不用思考，也不用策划。比如你一旦要我去策划一个东西，我这种人又是完美主义者，那会很占时间。

徐：听上去你在工作里，是在主动当一颗螺丝钉？

我绝对是螺丝钉啊！我连名片都没有的，因为我也不用跟人家交往啊。我大概是工作了十几年之后，我们有一个老总去查人事档案，发现诶，黄灿然从来没升过职啊。按我当时的成绩，三年后就可以从普通翻译变成高级翻译，所以他就很惊讶。 

三十四岁的黄灿然

徐：那时报社人应该知道你是写诗的。

很少很少。诗人不是一个很亮堂的名字啊，给人家感觉是很怪的。97 年的时候，我在香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在香港都没人敢说自己是个诗人。

徐：我是2014 年从《外滩画报》辞职，去做了《一条》，我们两个算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我很清楚，我再做别的东西，我就没办法照顾我自己的写诗和文学翻译啊。如果我有职业的野心，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也知道我是个人才，说不定他们就把我以后培养成国际新闻部的主任，那你到时候是很难下来的。

“认真，但不关心”，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原则。不关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拿工资，你让我译啥就是啥，至于后面就不关我的事了。

但我又是做得最好的，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只是第二天的报纸我自己从来不看的。我在公司翻完（新闻），去那个楼梯口抽烟，我就开始校我的文学稿了。你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公司里面的任何东西，我有新同事进来，三个月知道的八卦那比我多多了，有时候换了某个老总啊，我也很久才知道。

 黄灿然的工位被英文书包围

徐：那你为什么从《大公报》离职了？你从香港搬来深圳，是什么契机？

其实有很多东西聚合在一块。当时我还在《大公报》，有个诗人朋友（陈东东）说要来深圳，我们是十年八年才见一次面的，我就请假从香港过来了，七八个人一起去了深圳一个海边的山村，就是洞背村，那给你的感觉是干净又安静。回香港以后，我还是老想起洞背村，这很奇怪。2014年春天我就又一次过来，在诗人孙文波的家里住了两三个晚上，我就决定，准备辞职搬过来。

还有经济的因素。我当时已经离婚了，我在香港重新租房子，妈呀，那个房租好贵啊，大概40多平方的，月租已经要1万块了，而且是唐楼，没电梯的。

实际上我当时的工资1万7左右，我想吃得比较好一点的，我想买英文书，买烟，发现不大够了，诶这样一算，我住在这完全划不来了，为经济所迫，我必须得来这里。  

徐：你在洞背的最后一年没有写诗，有过焦虑吗？有没有觉得江郎才尽？

那个时候我已经60岁左右，谈不上江郎才尽了，我无所谓了。我觉得我一直担心的是40岁，我能不能写诗？50岁，能不能写诗？因为新诗以来，一直有一种“宿命”，很多诗人写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不写了，后来吃的就是这个老本。但像我们古典诗有晚年的诗歌，有中年的诗歌，有各种变化，只是我们新诗里面这方面基本上没有。

60岁之后，我是有两本诗集吧，从洞背到这里，我还是感到我写的诗应该是越写越好了。

徐：大家都认为你的翻译是很高产的。翻译这么多年，你一共出了多少本翻译的诗集？

我翻译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呢，翻译并不是说你随时拿起来就译。比如说我在做里尔克诗选，我译了大概110多首的短诗，但我是从他的所有诗里面去读，（仅仅是未结集的诗）大概有700多首，读了有感觉了，就把它选出来。因为感动你的那一刻是蛮重要的。我要去翻、去读不同的译本，包括你查德汉词典来校准它。 

家中一角

徐：翻译耗了你几乎现在最多的时间，但你也说翻译对你来讲，几乎是一个服务别人的事情，经济上完全是不划算的，烟钱都回不来。

是，周慧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最穷的朋友就黄老师了，诶，这蛮准确的。其实这种东西说起来蛮简单的，我二十几岁就知道了，就说如果你一切都很不错，工作也不错，财务也不错，你身边老婆孩子房子车都有了，实际上你的精神就要出问题了。

因为没有下一步了，你的人生差不多就到尽头了。所有这些都会集在一块问你，活着为了什么？

徐：还是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就像托尔斯泰到45岁的时候享誉欧洲，突然觉得我生命意义在哪里？晚上他的那个裤腰带要放到外面，因为怕自己上吊嘛。

我曾经也遇见过三四十岁的、没有什么忧虑的人，突然间就跳楼了。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下一步。如果你更蠢一点，我继续赚钱啊，我继续爬得更高，这也蛮好的。吃喝玩乐很开心，你真的就没有精神危机。但有些人就偏偏在某个程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一切都失去意义。

在香港的家中 

徐：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个精神危机？

你得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能够活着，而且你要知道任何一条路都有可能是把你引向歧途的。我当时想的是，佛他悟道了之后，他还传教，他是为别人而活。

我就觉得，我能不能为别人呢？你拿什么为别人啊？那我说好，我做翻译也算是为别人吧？那这样的话呢，我的人生就突然间就简单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三四十岁的人，他有各种诱惑包围着他，突然间想到这个的时候，啪地一声，把这个（负担）就卸掉了。

徐：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香港见面，是十几年前了。你跟我讲，“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觉得时间哗哗哗地流”，你现在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吗？

我现在我已经不是说哗哗哗流，真的是准备后事，这不是说悲观，是说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能浪费时间了。比如说你活到 90 岁，按我现在要做的计划都不够做了。

你原来在 50 的时候，你感到你还有一半，但是你过了60，真的不一样。（如果人生）一共9个格子，现在你爬过了第六个格子，你发现剩下的就很少了嘛。你必须就把该做的事情做了，争分夺秒，当做世界也不存在。

徐：那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是最没有资格给年轻人说话的，为什么呢？唉，因为我们当年就年轻，充满梦想。但现在我也有点看不到未来。

但是前阵子，有三个年轻人过来安装朋友送的空调。他们就是很诚实，身体很健康，我给他们喝茶，问一下，最小的才20岁，都是梅州梅县的，在一家惠州的空调公司做搬运和安装。他们住在一块是为了省点租金，他们自己煮饭，在一起讲家乡话。其中一个还喜欢喝茶，我另一个朋友送的蛮好的茶，我就给他们。

这几个活生生的年轻人，相当的淳朴，有青春的力量，这三个人真的是我今年看到的、我认为叫做“希望”的东西。

黄灿然强调蛋白质的重要性，“人是物质性的”

我看过不少人生活在夹缝里面，夹缝这个词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小。但是在中国而言，它这么大的体量，你在这个夹缝里面，事实上有很大的空间。

就比如说在香港，你想找一个房租便宜的地方，可能是没有的。但在深圳，那我退到郊区，我的活动空间就大多了。我本身是为经济所迫，但是这个小小的逼迫，跟我本性上很喜欢的东西，刚好造成一个很巧妙的混合，有大自然新鲜的空气，有最好的风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在体制内或公司里干到快退休的时候，才觉得你的人生毫无意义，事实上，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空间，你必须得有点行动。当然，你第一件事，你得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在家中与友人举办小型读诗会 

徐：之前你在洞背的朋友说，黄老师看书可以一看七八个小时，你是怎么保持专注的？

人专注的时候，他就能够避免世俗命运的摆布。我们专注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周围的东西就会消失，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就你一个人，天地人就成立了，有点像“神助”的东西就会出现，老天会在你比较关键的时刻帮助你一点点，不是帮助你发财，而是帮你在某个时刻渡过难关。

就像我在工厂，整天读书，很苦闷，也想着自杀呀。这个时候我舅舅就给我了一句话：你应该去念大学。就一句话，这样就帮了我。

你专注的时候，你周围的一些好的你也不知道，坏的你也不参与。像股票啊，人家赚了很多钱，你没有赚到，但人家跌得很惨，也不关你的事，这样就可以幸免于某些灾难性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