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的这部《国家为什么会成功》雄心勃勃，直接对标诺奖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认为，包容制度决定不了经济发展，政府禀赋决定了经济发展；国家政权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要素。
《国家为什么会成功：政府禀赋与经济兴衰》
方绍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138.00元
ISBN：978-7-5426-9346-4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生了三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第一是1800年前后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第二是1900年前后美国经济的赶超，第三是200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迄今为止的西方学界对此依然没能给出一个前后一致和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中国学界对这个重大问题则是鲜有贡献。主流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就事论事的经济因素上，其他学者把眼光放在与西方历史经验相关的社会因素上，另外一些学者则把重心放在了与社会机制无关的自然因素上，各种理论莫衷一是，陷入了名为多元竞争、实为停滞不前的状态。本书提出了一个聚焦社会因素中的“政府禀赋—制度文化”和突破西方历史经验的新解释，并且对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要素推移叠加”的梳理与整合，或将成为由中国人撰写的从大历史和大理论的角度剖析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问题，并且能够挑战世界顶级学者及其理论的第一部原创著作。
作者简介
方绍伟，1986年获国际关系学院英美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赴美国进修政治学；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兴衰研究，倡导冷酷实证方法论、制度文化组合论、以政府禀赋为核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著有《中国经济的新视角》《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其中《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和学术名著”。
目 录
序言 /001
第一章 “布里丹之驴”与经济学家的 “三堆干草” /007
第二章 利维坦的诞生:国家的四大起因、四大功能及对经济的决定 /026
第三章 深陷两种 “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的古代世界和当代非洲 /055
第四章 制度文化与权力博弈:英国有限政府的形成 /089
第五章 “限政商数论”:有限政府为何会如此出现? /118
第六章 为什么英国率先起飞———政府禀赋的逻辑 /150
第七章 近代中国的转型困境———制度文化的命运 /197
第八章 美国霸权的 “政府禀赋秘密” /248
第九章 当代中国崛起之谜 /296
第十章 结论:一个 “范式革命”的新概念——— “要素推移叠加” /327
附录 经济发展的 “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吗? /341
参考书目 /358
书摘
“布里丹之驴”与经济学家的“三堆干草”
文/方绍伟
国家经济成功有赖于财富持续增长。财富增长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如何发生”的一面变得越来越清楚，而“为什么会如此发生”的一面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可见的都被我们看见了，也许还可以努力去看那些不可见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去看那些能看见却未被看见的。例如，我们都能“看见”不同的政体，但是，我们都容易忽视不同政体推动经济增长的相似功能。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感受到经济财富的创造、分配、运输和消费，但是，财富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比在另一个地方更多地涌现出来，这却是一个依然令无数经济学家都无比困惑的事情。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甚至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别的了。”有人可能会说，经济学家们是不是太笨了，财富增长问题真有那么难吗？难道一思考增长就会流连忘返或者万劫不复？
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确实大得惊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年GDP总量达到近30万亿美元，而排名最后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则只有6500万美元（0.000065万亿）。如果按年人均GDP计算，最富足的西欧小国摩纳哥多达25万美元，而最穷的非洲国家南苏丹则不到400美元。资源富饶程度相近的国家年人均GDP差异也很大，石油产量最高之一的美国有近8万美元，而石油储量最多的委内瑞拉则只有3103美元。从各个大洲的年总量GDP和年人均GDP的比较来看：总量上亚洲45万亿美元，北美洲30万亿，大洋洲2万亿，欧洲30万亿，南美洲5万亿，非洲4万亿；人均上亚洲1万美元，北美洲5万，大洋洲5万，欧洲4万，南美洲1万，非洲只有3千。欧亚北美在总量和人均上都明显高于南美和非洲，为什么会这样？
经济学家的“三堆干草”和“四重烦恼”
14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讲过一个被称为“布里丹之驴”的寓言故事：一头极度饥饿的驴子，被放置在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正中央。这两堆干草在数量、质量、形状、颜色、气味以及与驴子的距离等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驴子站在原地左右为难，无法决定应该先吃哪一堆干草。它一会儿考虑干草的数量，一会儿思考质量，一会儿比较颜色，一会儿嗅闻新鲜度，始终犹豫不决、来回踱步。尽管它饥肠辘辘，迫切需要进食，但由于两堆干草完全对等，驴子找不到任何理性的理由来选择其中一堆而放弃另一堆。随着时间的推移，驴子的体力逐渐耗尽，最终因无法做出决断而活活饿死在两堆诱人的干草之间。
对当代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就像是“布里丹之驴”所面对的三堆干草，他们都有同样好的理由去选择其中的任何一堆，可结果却似乎让人觉得他们都快“饿死”在同样诱人的三堆干草之间了。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爱用经济因素解释增长，他们把目光完全放在投资、储蓄、技术、劳动、教育、创新、财政、金融、贸易、市场、企业家精神等等经济因素上。他们过度依赖数理模型和计量工具，将经济因素分析推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最终，数学成为当代经济学居支配地位的方法，经济学也逐渐沦为数学的应用学科。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增长就是经济因素及其数学统计，思想和智慧几近窒息凋亡！
对此，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在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批评说（“诺思诘难”）：“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本身。”换句话说，那些经济增长的特征，被主流经济学家们误当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且这个错误每年还在被成千上万的专业技术论文所重复。这种经济因素至上的典型观念是技术决定论，它在逻辑上认为技术能独立起作用。可如果真如此，任何穷国只要引进技术岂不就能马上变富了？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在1982年的《国家的兴衰》一书中也指出：“不论这类分析如何精细、巧妙与实用，都未能说明发展的最终根源。它们并未能解答什么是造成储蓄与投资的动力？以及为什么在某一国或某一时期内的资金积累与技术创新比在另一国或另一时期更多？简而言之，这些论著中并未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打个比喻说，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
后来，很多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研究从“经济因素的干草”转向了制度、民主政体等“社会因素的干草”，可不幸的是，这个转向使诺思和阿西莫格鲁这类西方学者从此陷入了一个理论的“四重烦恼”：
●第一重烦恼是无法解释许多后进国家出现的“有西式民主低发展”。以下是20个这一类的国家及其2025年的人均GDP：蒙古($7,005)、博茨瓦纳(约$7,000)、巴拉圭($6,799)、危地马拉($6,478)、萨尔瓦多($5,893)、纳米比亚($4,816)、玻利维亚($4,585)、菲律宾($4,350)、斯里兰卡($3,799)、洪都拉斯($3,520)、加纳($3,190)、印度($2,700)、肯尼亚($,550)、塞内加尔($1,921)、贝宁($1,635)、赞比亚($1,353)、尼泊尔($1,215)、莱索托($1,100)、尼日利亚($1,080)、马拉维($622)。
●第二重烦恼是难以解答另外一些后进国家出现的“无西式民主有发展”，以下是16个这一类的国家及其2025年的人均GDP：卡塔尔($71,900)、阿联酋($51,600)、沙特阿拉伯($35,500)、文莱($33,500)、科威特($30,800)、巴林($29,100)、阿曼($19,900)、土耳其($17,900)、俄罗斯($16,900)、哈萨克斯坦($15,000)、塞尔维亚($15,500）、黑山（$14,936）、中国($14,700)、马来西亚($14,500)、土库曼斯坦($12,100)、加蓬(约$10,000)。
●第三重烦恼是无法解释一些国家或地区出现的“有无西式民主都发展”，如韩国（$34,160）和中国台湾（($32,300）在威权时期经济开始起飞，民主化之后经济也保持发展。
●第四重烦恼是无法解释一些国家出现的“半西式民主—有无发展”情况：新加坡（$95,000）有选举民主却没有多党轮替，属于“半民主”的体制，类似的有委内瑞拉（$3,103）和伊朗（$4,074）；但用选举民主来解释其经济显然不行，因为前者经济很好，而后两者经济却很差。
以上四类反例明显证伪了制度决定论。怎么办？“经济因素的干草”和“社会因素的干草”都不行，“自然因素的干草”行吗？
（选自《国家为什么成功——政府禀赋与经济兴衰》第一章，方绍伟著，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10月出版，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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